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诞生在中国？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将政府治理能力，公民权利匮乏等因素纳入了自己的分析。同样的饥荒，在专制国家更可能造成大量死亡，在民主国家形成的危害却小得多。在森看来，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那些关于穷人的冗长啰嗦的经院研究，那些使用《李尔王》中诸如“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等绘画般的描述，难免会使人感到厌烦。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的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1981年，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写下了这段话，并将它作为《贫困与饥荒》序言的第一段。
直到1998年，阿玛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文世界才真正开始关注他，几年后，他的主要著作基本都译成了中文。面对《贫困与饥荒》，学界甚至曾有“饥荒在中国，饥荒学在印度”之叹。
《贫困与饥荒》，作者：（印度）阿马蒂亚·森，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出版
《贫困与饥荒》很不好读。除文尾有3篇极为专业的附录（第4篇附录尚可读，前3篇加入许多高等数学方面的证明，共计40页，占全书内容的1/6）外，第二章《贫困的概念》，就贫困的定义展开反复讨论，令外行“不明觉厉”；至于第三章《识别与加总》，如果不明白阿玛蒂亚·森此前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重要修正，也很难看懂。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日前却突然火爆。截至4月15日凌晨2点，京东、当当两大平台均已无货，只能从第三方书店购买，此状态已维持了近一周。
《贫困与饥荒》的风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20年2月，武汉方舱医院中接受隔离的小哥坚持阅读《政治秩序的起源》的新闻，那本学术书籍因此大卖。
阅读需要情境，情境契合时，学术书籍一样可以畅销。此外，随着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学术书籍早已不是高高在上。只要具备一定基础，肯下一点功夫，学术书并不难读，而读学术书籍的收益，比休闲阅读要大得多。
其实，更喜欢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以自由看待发展》，本文在介绍《贫困与饥荒》时，也会涉及这两本书的内容。希望这个迟到的长书评，对已购买《贫困与饥荒》的读者们能有帮助。
▌大多数饥荒不源于粮食匮乏，而是源于权利受损
谁是穷人？
面对这样的问题，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穷人就是吃不上饭的人。那么，如何才能减少穷人呢？合乎逻辑的回答是：增加粮食生产，让人人都能吃上饭。
1960-2010 年世界粮食产量图（美国农业部2018 年发布）
1950年全球谷物总产量仅7亿吨左右，到1985年，增加到18亿多吨，年增长率约为2.7%。2020年，世界谷物总产量达22.2亿吨，远超人口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穷人？为什么还经常发生饥荒？
比较常见的解释是：
穷人大多生活在穷国，易出现粮食减产。
穷国运输能力差，饥荒发生时，无法将粮食及时送给穷人。
穷人太多，政府顾不过来。
平时储备粮太少，政府强制储备就好了。
市场不发达，没起到沟通物流的作用。
阿玛蒂亚·森却发现：绝大多数饥荒是“丰饶中的贫困”，饥荒并非只在灾年发生，在孟加拉，甚至在大米产量增加13%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大饥荒；1971—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靠近高速路、交通更方便地区的灾民反而死亡率更高。
这意味着，饥荒有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
阿玛蒂亚·森改变了视角：我能合法拥有一片面包，因为它是用钱买的；而这钱，是我出售自己制作的竹雨伞换来的；而竹雨伞的竹子，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使用这块土地，因为它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显然，在面包背后，隐藏着一个漫长的权利链，每个链条都合法，且成功运转，我才能得到那片面包。一旦相关权利被剥夺，我就可能吃不上它。
为了这片面包，必须保证四个权利：
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
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
自己劳动的权利
继承和转让的权利
当饥荒发生时，面包价格陡升，这就伤害了我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我无法把我拥有的其他商品换取更多食物；找工作困难，这就伤害了我的“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在社会安排中，如果我只是长工，给地主干活，拿死工钱，而不像佃农那样，可以分粮食，那么，此安排就伤害我的“自己劳动的权利”，这就可以理解，在饥荒中为什么服务业、手工业最受打击，“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于交换……，就会在竞争中败给那些有着较强需求和较强权利的人”。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曾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曾担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因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当饥荒发生时，社会保障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影响特别大。英美等国也有很多失业者，但未形成饥荒，不是因为平均收入更高，而是社会保障系统更完善，保证了最低限度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保证人们能挣到足够多的工资，以避免饥饿。
于是，阿玛蒂亚·森指出，饥荒是权利被剥夺后的客观结果。正如他所说：“饥荒从其真正的特性上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
《饥饿与公共行为》，作者：（印度）阿马蒂亚·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从权利的角度看饥荒，有三重意义：
其一，突破此前经济学日益偏袒“理中客”的倾向，找回了经济学的良知——只有极少数的饥荒是天灾，绝大多数是人祸。阿玛蒂亚·森发现，饥荒往往只涉及一个社会中10%的群体，“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阶层都遭受饥饿”。不改变穷人权利被剥夺的基础，饥荒就不会停止。
其二，为解决“越救济越贫穷”的困境，提供了可能。因不成功的救济实践，经济学家们发明了各种理论，从如何定义穷人，到精准赈灾，再到最低热量消耗计算等，都只看到了粮食匮乏，没看到穷人的权利匮乏，阿玛蒂亚·森则简单粗暴：饥荒的根本原因在富人，不在穷人，与其沉溺于名词游戏，不如基于“简单的事实”去思考。
其三，强调合法权利。即阿玛蒂亚·森所说：“将市场力量等视为通过法律体系（所有权、契约义务和合法交换等）发挥作用的。法律耸立于粮食供给与粮食权利之间，因为饥饿而死常常是过度墨守法规的结果。”
“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保证‘食物供给’，而是保护‘食物权利’。”阿玛蒂亚·森此说堪称振聋发聩。
▌四次大饥荒，次次不缺粮
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确有创新性，可与实践是否匹配呢？《贫困与饥荒》中包含了四个案例分析。
《贫困与饥荒》的第一个案例是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
据当时统计，此次饥荒造成“大约为150万”死亡，实际可能在300万至400万人。当时的调查人员认为，饥荒原因是“在1942—1943年，暴风和洪水使孟加拉的大米产量减少了大约1/3”。可阿玛蒂亚·森发现，1943年当地粮食产量只比前5年的平均数低5%，甚至比1941年还高13%，为什么1941年没发生饥荒，1943年却发生了？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等待救济的人们排成行，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却把饥荒原因归结为当地人“像兔子一样繁殖”，不肯救援，导致大量平民死亡。
此前，英国驻印殖民政府为应对日军进攻，给孟加拉地区上百万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了收入补贴，使他们为战争服务，这些补贴是用“多印钞票”的方式支付的，从而引发通胀，农村中的长工工资涨了30%，可粮食价格却上涨了285%，他们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被剥夺。到后来，理发匠的收入只相当于饥荒前收入的20%。在所有难民中，41%是农业工人。
在孟加拉，判断饥荒程度有一个独特的指标——看“稻谷脱皮”业的从业状况。饥荒期间，从业人员净增66%以上。“稻谷脱皮”业是个“几乎全部由妇女从事的低报酬职业”，但门槛较低，从业者增加，说明农村劳动力失业率迅速上升。
显然，这是一次公共财政扩张造成的“扩张型饥荒”，可公共部门却一直不肯将其列为饥荒，因为根据《饥荒法》，出现饥荒就要救助，而当时殖民政府拿不出足够多的粮食。其实，所谓“足够多的粮食”根本就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就像在一间漆黑的疯子中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大家关起门来，想当然编了一个粮食缺口数字——这个数字太大了，只好根本不救助。
其实，赈灾只要能保证最低限度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即可，当时孟加拉并不真正缺粮。
《贫困与饥荒》的第二个案例是1972—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
这次饥荒被认为是旱灾引起的，但灾区粮食产量只比正常年份低7%，且价格稳定，最严重地区的粮价涨幅也没超过15%。
在1972—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中，奄奄一息的儿童。
调查机构认为：“连续7年的干旱，比较贫穷的佃农用尽了他们本来十分贫乏的资源，要么离开这个地方，要么深深陷入债务之中而依附于他们的债主，或者饿死。”
事实上，受灾较严重的是牧民。每到旱季，牲畜数量都会大大减少，而牲畜价格却在下降。一方面，养牲畜需消耗更多粮食，牧民维持生产的成本更高；另一方面，牲畜产的肉是奢侈品，被认为是一种储蓄，饥荒发生时，少有人会购买，它迅速贬值。
在埃塞俄比亚“正常”年份，通过的卡路里，肉类生产的成本相当于粮食生产成本的两倍，所以牧民“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被剥夺了。
《贫困与饥荒》的第三个案例是1968—1973年非洲萨赫勒地区大饥荒。
萨赫勒地区共有6个国家，即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它们在撒哈拉以南的边缘地带，常年降水不足100毫米。人们认为，这次大饥荒也是干旱引发的。
在1973年5月17日，饥饿的牛在塞内加尔的萨赫勒地区徘徊，与周边国家一样，大量人口在饥饿中死去。
然而，从统计看，“1968—1969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只不过与60年代较大的雨量相比稍小一些”，却造成牲畜总损失达40—60%。仅1973年，便有大约10万人死亡。让人吃惊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国际社会积极救助之后。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干旱最严重的年份，除了矿藏丰富的毛里塔尼亚之外，每个萨赫勒国家实际生产的粮食都足以养活其全部国民。”
饥荒期间，塞内加尔人均粮食供给没有下降，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下降不足15%，下降最多的是乍得，达到27%，可乍得的饥荒程度却最轻。
与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类似，这次饥荒中损失最大的也是牧民，他们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承受着双重打击——牲畜价格下降，粮食价格高企，他们同时还要以货币形式向政府缴税。
萨赫勒地区还存在着过度放牧的问题。因消费肉类者少，牧民养牲畜不是生产，而是储蓄，故质量不重要，维持牧群数量更重要，所以“当这位牧民被问及最近的干旱对他有何影响时，他说，他本来有100头牲畜，损失了50头。这位放牧人继续说：‘下一次将会放养200头牲畜。’”
可见，萨赫勒地区的问题，是影响食物权利的制度设计的问题，生产与交换中存在高度不公平。公共机构本应保障公平，却没有承担起责任。
《贫困与饥荒》的第四个案例是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
1974年，孟加拉出现洪灾，“淹没最大深度至少为6英尺（1.83米），淹没时期至少为3个月”，由此引发饥荒，官方估计2.6万人因此而死。
然而，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大米产量却增加了，而产量下降最低的3个地区，加起来只占难民数量的12.7%。
1974年孟加拉饥荒中饥饿的儿童
大饥荒中灾民主要是农业工人，占45%，此外39%是农民。这与孟加拉农民的特殊性有关——拥有土地少，32%的家庭不足半英亩（相当于3亩地），只能半工半农，大约1/4的农村人口靠打工获得收入（此处疑有误译，另一版本称32% 的人根本没有土地。或许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拥有任何土地，81% 的人拥有不到半英亩的土地）。
孟加拉每年可种三季稻，其中冬季稻产量占全年的70%，不足半英亩的家庭对此的依赖度是拥有5英亩土地家庭的165倍，他们“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过于脆弱，任何波动都可能是灭顶之灾。
洪灾前，孟加拉因担心大米产量下降，价格已快速增长，破坏了农村工人们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
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印证了传统农业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农业工人增加本是历史进步，却加大了饥荒的风险。大饥荒前，孟加拉国的工资体系已从实物工资转向货币工资，可劳动者出卖土地后，“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被剥夺，即使在相对丰收的年份，也可能死于饥饿。
对应中国历史，每次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持续增长，饥荒是一道始终没迈过的坎。
从这四个案例看，灾难、粮食减产只是造成饥荒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原因，根本问题出在治理方式上。阿玛蒂亚·森的理论经得起实证考验。
▌提升“可行能力”，政府之责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阿玛蒂亚·森讨论了中国和印度的情况。
阿玛蒂亚·森认为，中国在1949年时，和印度在1947年时，双方情况很相似，二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很多方面看，中国均领先，双方差距并不是出现在改革开放后，而是上世纪 50年代便已出现了。以农业生产看，中国的表现便令人瞩目：1957年出口159万吨，1958年出口270万吨，1959年出口420万吨。
在《贫困与饥荒》中，阿玛蒂亚·森特别指出，1949年后，中国人均粮食未显著增加，但饥荒却大大减少了，说明权利系统改善才是避免饥荒的关键。
然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再未发生过任何大范围饥荒，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的优势在“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所谓可行能力，即“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在这些“实质自由”中，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在“媒介保障”与“援助导向保障”上做得特别好。他批评巴西的发展属于“无目标的财富”的发展模式。相比之下，印度舆论更发达，信息沟通更畅通。
阿玛蒂亚·森认为的自由，不是传统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经济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它具体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这种自由包括交换的自由、找工作的自由、自我劳动的自由等，它们带来效率的提升，它们能最大化提升人类的尊严。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根本是“实质自由”被剥夺，而不只是收入低下，所以，现代政府应以保障“实质自由”为旨归。
1990年至2016年中国和印度GDP走势
通过“实质自由”这一概念，很好地解释了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中国取得快速增长。阿玛蒂亚·森认为，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了更完整的全民教育、全民医疗体系，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女性的伤害，由此带来“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的提升，使中印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同。
阿玛蒂亚·森还注意到，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中国也出现了“可行能力”下降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教育不均衡、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等，所以他更看好印度未来的发展。（阿玛蒂亚·森做相关研究时，中国的GDP比印度高不足1.5倍，而2020年时，双方差距已多达5倍，这是阿玛蒂亚·森没预见到的。）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有比较具体的分析，重点落在5个方面。
其一，保障公民权利。即贯彻《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这样也可以最大化减少饥荒，从历史看，饥荒往往与当局救助不力有关，当决策者较少听到不同意见时，往往会忽视饥荒的信息，或忽略“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等被剥夺。
其二，经济自由。个人享有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人的禀赋不同，劳动力、土地、知识等，完善的市场机制将为各方结合提供最多最好的机会。
其三，社会机会：包括性别平等、人格平等之类，还包括平等受教育、医疗保健等，这些有助于人的祛魅，而个体空间拓展，国家也会受益。
其四，保证透明性：信息越公开，交易越方便，交易的成本就会越低。
其五，政府福利：任何经济体中都会有失败者，通过失业救济、贫困者收入补助等，有利于再生产和社会稳定。
《以自由看待发展》，作者：（印度）阿马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阿玛蒂亚·森非常重视政府福利，将此作为保障“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等的基础。有学者质疑，一方面依靠大政府，一方面提倡“实质自由”，二者不矛盾吗？
阿玛蒂亚·森在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案例分析部分，给出了回应：正因当年英政府迟迟不肯救援，才造成饥荒的局面恶化。在阿玛蒂亚·森看来，福利已成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从这个角度去读本书第三章，才能豁然开朗。
对于政府福利，历来有两个争议。
其一，效率更高的市场都解决不了的事，政府能解决好吗？
其二，政府给的福利太多，会不会养懒汉？
对于第一个问题，阿玛蒂亚·森的回应是要搞清“需要”和“需求”的区别。在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英国殖民政府一度期望用市场方式来解决，甚至出台了一些助推政策，从结果看，反而加重了灾情。确实，灾民们缺衣少食，有更多的“需要”，但那不是“需求”——有支付能力的才是“需求”，而灾民们根本没有支付能力。这已是标准的“市场失败”，政府必须介入。
至于第二个问题，一直以来就有争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罗不可能定律”，该原理论证严谨，长期被视为不刊之论，直到阿玛蒂亚·森做出了精彩的延伸，这是他早年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摆脱“效率最优”的迷惑
所谓“阿罗不可能定律”，是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阿罗最早证明的，经济学家薛兆丰曾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讲述它：
一个单位有三个人，准备选一个地方开会，备选方案分别是夏威夷、芝加哥和华盛顿。
A首选夏威夷，其次是芝加哥，第三是华盛顿。
B首选华盛顿，其次是夏威夷，第三是芝加哥。
C首选芝加哥，其次是华盛顿，第三是夏威夷。
如果投票决定，则取决于规则：
在夏威夷和芝加哥之间做出选择，夏威夷将胜出。
在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做选择，芝加哥将胜出。
在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做选择，华盛顿会胜出。
这意味着，当多人就多个偏好产生争议时，不可能取得共识，通过议题设置，就可以左右结果——设置怎样的议题，就能得出怎样的结果，从而在不知觉间掌控众意。表面看，过程很公平，实际上，公意还是被拿捏。
美国经济学家阿肯斯·阿罗于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延伸开来，大多数公共议题是没价值的，只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屏蔽其他人，看谁的掌控技术更高而已。那么，政府提供福利也就毫无意义，成了花大家的钱给少数人埋单，貌似集体同意，其实是用议题劫持众财。
“阿罗不可能定理”表明：如果将个人的偏好加总成社会偏好，不存在一种理想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的第三章特别关注“加总”问题。
阿玛蒂亚·森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延伸是：
首先，不能僵化定义“集体理性”。“集体理性”并不是完整理性，它是各种偏好的集合，将“集体理性”神圣化，只能造就出一个处处以真理、科学为借口的封闭社会，而真理、科学并非封闭的概念。
其次，提出“价值限制原理”。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中，只要大家都同意其中一个方案不是“最优的”、一个方案不是“次优的”、一个方案不是“最差的”，就不会出现投票悖论，总之，增加更多信息，放宽对个人偏好限制，就可以避开“阿罗不可能定理”。在此基础上，阿玛蒂亚·森提出“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
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最早提出“帕累托法则”，即“80/20法则”，认为一个系统中80%的资源被虚耗，只有20%发挥了效用，因而提出“帕累托最优”，将效率中心推到极致。
阿玛蒂亚·森则证明，自由至上原则与帕累托原则必然冲突，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A和B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法不一致，因而形成三种状态。
状态一：A读B不读。
状态二：B读A不读。
状态三：AB都不读。
A认为这是本坏小说，最好谁都不读，如果一定有人读，宁愿是自己读，因为自己意志力更强。则A的选择是三＞一＞二；B比较前卫，他的选择是一＞二＞三。
根据帕累托原则，二人意见平衡于一＞二，此时为最优状态。
然而，自由至上的最佳状态是三。
可见，帕累托原则会伤害自由至上原则。
通过这番精彩的证明，阿玛蒂亚·森表明了自己对发展至上观、片面追求效率的批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一切不服务于人类幸福的发展，必然会将人们带入一个规则至上的死胡同中，人反而变成了规则的奴隶，“必然地”生存或死亡。
“一个理发师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但这些都不能食用……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失业将会使他挨饿。理发服务或劳动力对粮食相对价格的急剧下降等也会使这些人的粮食权利下降到挨饿的水平。正是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得到足够的食物以避免饥荒。”阿玛蒂亚·森以最清晰、最直接的逻辑表明，现代政府必须扛起福利的责任，否则饥荒就会到来。
在《贫困与饥荒》中，类似精彩的论述比比皆是。阿玛蒂亚·森清澈的逻辑、饱含良知的思考、扎实的思辨，让人拍案。这不只是一本“饥荒学”的专业著作，也是思想的提升、灵魂的洗礼，理应成为一笔共同的思想财富，被更多的读者所熟知。
参考资料
《阿玛蒂亚·森的“饥荒政治学”》，作者：吴瑞财，《读书》2013年7月，第52—60页。
《阿马蒂亚·森社会选择理论述评》，作者：邓翔，《经济学动态》1998年12月，第67—69页。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研究》，作者：刘运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保障专业2013年硕士毕业论文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作者：薛兆丰，中信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