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0日，纳粹德国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传出了一声巨响，一群德军军官发动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行动最终失败。
当天12点42分，炸弹爆炸，4人当场身亡，希特勒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随后希特勒下令清洗各军参谋部，7000人被捕，4980人被处死，包括安放炸弹的施陶芬贝格。
1944年7月21日早上，隆美尔的传令官赫尔穆特·朗格与往常一样来到他的长官的房间，向他汇报有人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对希特勒实施了刺杀行动。但希特勒幸运地活了下来。根据赫尔穆特·朗格的回忆，隆美尔当时作出的非同寻常的反应：“元帅面如死灰”。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谓将星云集，比如德国的曼施坦因、古德里安，英国的蒙哥马利，美国的巴顿、艾森豪威尔、尼米兹，更别说亚洲战场上的那些中国名将。但不可否认，德国元帅埃尔温·隆美尔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璀璨将星中，能够做到生前声名显赫，生后殊荣不断，特别是被敌对双方都认可的，只有隆美尔一人。对他的评价也逐渐趋于两极化，支持的人将其称为纳粹战神，他高明的军事素质和出色的战术指挥才能，受到了许多军事爱好者的尊崇，甚至是著名军事家的尊敬和崇拜；反对的人根据他战略的失误，将其称为“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矮子”。
隆美尔是唯一一个两次世界大战都获得最高荣誉的德国将领：功勋勋章“蓝马克斯”和带钻石、剑、橡树叶的骑士级十字勋章。他的一生近乎完美：节俭、忠诚、勤奋、渴望承担责任。但围绕在隆美尔身上最大的谜团却是：他有没有参与谋杀希特勒。有人说隆美尔因其耿直的性格得罪了太多的德国高级将领而被构陷，也有人说隆美尔知情并参与了七二零行动。
隆美尔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因而必须受人鄙视的纳粹主义者，还是一位反抗希特勒的英雄?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且令人惊讶一一隆美尔两者兼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崭露头角的埃尔温·隆美尔隆美尔于1891年出生在布伦茨河畔的海登海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是教师，后来都成为中学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隆美尔转战于法国的马斯河地区、凡尔登西部地区、阿尔贡地区孚日山区，以及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战场。他两次身负重伤，晋升中尉军衔，并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嘉奖。
埃尔温·隆美尔（右二）
1917年10月，隆美尔夺取了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马塔尤尔山，达到其战争生涯的一个巅峰。在这场对阵意大利军队的战斗中，隆美尔充分展现了其非比寻常的战争领导艺术。隆美尔率领部队沿着一条罕为人知的山路，连续运动50小时，俘获敌人5000多人，火炮30门。
法国战场上的“幽灵之师”在德国吞并波兰4个半月之后，即1940年2月，隆美尔获任驻莱茵河的巴特哥德斯堡第7装甲师师长。这任命对于出身步兵的隆美尔而言绝非寻常，这得归功于他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希特勒送给隆美尔一本手写签名的《我的奋斗》，赠言：“隆美尔将军先生惠存，为了友好的纪念…1940年2月3日。”
此时的隆美尔已经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对希特勒的忠诚已日月可鉴。在接掌第7装甲师帅印时，师参谋部军官惊讶地看到，并非纳粹党员的隆美尔竟然高举右臂，精神抖擞地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万岁，希特勒！”（Heil Hitler！）显然，此时的隆美尔已自认为是一名铁杆纳粹主义者了。不管怎么说，在其他将军眼里，隆美尔的这一态度已明确表明了自己“纳粹将军”的身份。
隆美尔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地捍卫希特勒对自己的信任。
1940年5月10日，隆美尔跟他的第7装甲师扑向了法国战场。隆美尔一直处于部队的前沿，仅3天时间，他就在晨曦中度过了马斯河。5月16日，他的装甲师推进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马其诺防线近前。虽然第4集团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汉斯特・冯・克鲁格明确下令“不得突破”，但这无法阻挡隆美尔继续前进的步伐。隆美尔像着了魔一样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他的上司枉费心机地试图阻止他的继续推进。但隆美尔根本不予回应，有时甚至会关闭无线电台。甚至有时，隆美尔和自己的先遣部队也会失去联系。隆美尔仅率领几辆坦克驰骋在法国境内，就像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当隆美尔与3辆坦克率先抵达索姆河河口时，那些精疲力竭的德军官兵唯一想做的就是躺下休息！
隆美尔所取得的战绩是令人震惊的：法国第2军团陷入了恐慌，第2军团的装甲师被彻底歼灭。此外，隆美尔还歼灭了十几支小规模的战斗部队。总计超过1万名法国士兵被俘。这次进攻使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获得了“幽灵之师”的绰号。他因穿越马其诺防线冒险的单独行动而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
非洲战场，既是巅峰，也是转折从班加西到托卜鲁克，隆美尔从大将到元帅1940年9月13日清晨，在未提前征询轴心国伙伴德国意见的情况下，意大利军队从他们的殖民地利比亚出发跨过了埃及的边境线。意大利企图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地中海直通印度洋的通道。但是意大利军队5天之内仅推进了90公里，此后则在西迪巴拉尼裹步不前。12月，英军开始反攻。意大利军队被迫向利比亚境内撤退。1941年初，英军在利比亚的托卜鲁克登陆，对从埃及撤退的意军进行夹攻，经过两个月激战，意军十个师被歼。1941年2月6日，德军决定派一个轻装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去援救意军。隆美尔被任命为援救意军的德国非洲军团的军长。
意大利人在英国人的打击下溃不成军
希特勒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意大利在其殖民地利比亚的失败将给他的“朋友”墨索里尼带来巨大的政治麻烦，并将威胁到柏林一罗马轴心的存在。然而，对这位独裁者以及他的军事顾问来说，利比亚不过是一个副战场而已。希特勒当下正决心在东方延伸“他的”战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仆从国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芬兰，以事先拟订好的一份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计划，集结了190个师共550万人、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190艘军舰，划分为三个集团军群，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以闪击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在开战之初一直处于被动的苏联发起反击，突破德军防御并将其击退200-300公里，莫斯科会战以苏联胜利而结束，德军损失了50多万人和大量的技术装备，这也是不可一世的德国陆军在二战中第一次受到重大损失，希特勒“三个月灭亡苏联”的狂言彻底破灭。
闪击苏联
1942年1月29日，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挺进班加西，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并无太大的意义。不过，它成为在困境之中发起攻势的典型。“隆美尔几乎成为了传奇人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对他敬仰“，戈培尔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为了转移国内对莫斯科战场失利的注意力，希特勒开始打隆美尔牌了。希特勒在演讲中亲切的称“我们的陆军大将隆美尔”，此时的隆美尔的声望处于通往巅峰的路上。
希特勒有足够的理由感谢隆美尔。被戈培尔执掌的帝国宣传部将隆美尔的价值渲染到了极限，他们向德国民众传递了希望，并转移了大家对莫斯科前方冬季危机的注意力。这位“沙漠之狐”成为了第三帝国的顶梁柱一一隆美尔神话支撑起了整个体系。
1942年6月，德军攻克托卜鲁克要塞。希特勒为了奖赏隆美尔这一次胜利，把他提升为元帅。当时的隆美尔只有51岁。
希特勒与戈培尔
虽然隆美尔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但是德意非洲军团刚开始进展顺利，也得益于英国人当时认为意大利军队已无战斗力，所以将其非洲的主力部队调到希腊以抵抗德国人的入侵，虽然最后英国人失败了，但是这一关键原因却被史学家忽略。
阿拉曼战役，隆美尔不仅从巅峰跌落而且思想开始产生变化“一座不起的火车站、方圆百余英里荒无人烟：这就是阿拉曼。” 英国广播记者丹尼斯・约輸斯顿是如此描述这个地方的。然而，它将成为北非战争的转折点。在亚历山大以西约100公里处，英军中东战区总司令奥金菜克上将匆忙拼凑起最后一道防线，并亲自担任第8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
1942年7月1日。德意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毫无防备地抵近了阿拉曼防线。
阿拉曼战役
在英军的顽强抵抗下，非洲装甲集团军的进攻势头逐渐放缓。3天后，隆美尔向远在家中的妻子写道：“夺取亚历山大前方的最后几处阵地是艰难的。”尤其具有毁灭性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发动的持续攻击。在未受德国空军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每隔一段时间，英国轰炸机编队一一最多时有18架一一就会飞临德军阵地上空，向地面上的德国部队投掷炸弹。隆美尔本人也多次见识了这种地毯式轰炸所造成的地狱景象。面对敌人的空中优势，以及战争“向第三维度”的扩展，隆美尔束手无策。这一铭刻于心的战场经历，对隆美尔未来的战略考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德国方面从不缺乏警惕性声音，有人早已预料到事态会发展至此。南部战场最高指挥官阿尔伯特・凯瑟林的观点最为鲜明。这位时年56岁的帝国空军元帅，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在罗马负责协调德军在地中海区域的军事行动。凯瑟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马耳他岛的重要性。从这里出发的英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总能成功地对德国和意大利向非洲输送的给养带来严重损失。由于攻陷托卜鲁克要塞后，隆美尔决定继续保持攻势，这使进攻马耳他的计划变得遥遥无期。“放弃这一行动(攻占马耳他)，”凯瑟林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成为对整个北非行动的致命打击。”
空军元帅凯瑟林
凯瑟林的说法只是部分切中了事实。他抨击1940年意大利人因渎职而未能夺取当时守卫薄弱的马耳他以策应埃及攻势，从而背离了他的地中海战争的构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凯瑟林无时不在敦促消除这一根本错误。1942年5月，他向希特勒报告，进攻马耳他的时机成熟了。但是，希特勒在短暂的迟疑后，于5月21日下令取消了代号为“大力神”的马耳他攻击行动。原因很可能在于，希特勒担心诸如空降克里特岛那样导致德军损失惨重的战斗会再次上演。凯瑟林应该知道发生在元首大本营中意见逆转的原因，但他在回忆录中将这一事件归罪于隆美尔则明显有违事实。早在1942年5月末，凯瑟林就已对隆美尔异于常人的指挥风格感到心力交瘁，并迫切想要更换掉这位非洲装甲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事实上，至少战后的凯瑟林完全明白，随着美国意图干预北非战场并为其提供大规模武器援助，马耳他岛已失去了原有的战略重要性。
1942年8月8日，温斯顿・丘吉尔飞抵埃及，以收拾英军在托卜鲁克溃败之后的残局。这位英国首相解除了阿拉曼防线的成功捍卫者奥金莱克的职务，英军中东战区总司令由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接任，而第8集团军最高指挥官则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中将担任。
蒙哥马利，这位时年55岁的英国人，此后和隆美尔一样成为了一代传奇。当时的他并非以“拯救者”的角色来到非洲，因为他的前任已化解了埃及战事的严峻局面。事实上，他也不具备埃尔温・隆美尔那样的个人魅力或战争天赋。这位中将其实是一位循规蹈矩之人，他主要受益于英国军队日益增长的兵员、武器以及补给优势。此后，蒙哥马利在同他的对手隆美尔对决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胜利，使他得以沐浴隆美尔神话的万丈光芒。
鉴于局势的快速恶化，隆美尔建议全线退守，并返回柏林向希特勒汇报。但戈林与凯瑟林却趁势诋毁隆美尔，认为隆美尔并非一匹“有耐力的赛马”，他只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成功时“欢腾不已”，失败时“怨天尤人”。对希特勒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希特勒甚至对隆美尔装甲集团军的燃料短缺感到快意，因为这可以阻止隆美尔继续撤退。在12月12日的作战会议上，这位独裁者在戈林和凯瑟林的煽风点火下，倾情表达了他的下述观点：“更为正确的或许是，应该立即将他(隆美尔)召回，然后派另一头“公牛’前往并且严令：您必须在此坚守…”
隆美尔怀着沮丧的心情返回了非洲。在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看来，隆美尔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这位陆军元帅经常提及，德国将要在战争中“遭遇惨败”。据韦斯特法尔回忆，“他还作出了德国也许会出现内战的种种设想。”
蒙哥马利
此时，亲眼看到英美强大的物质资源与兵员，隆美尔已经产生动摇，甚至可能已经开始背离希特勒。他内心的某种想法或许已经成熟，必须有所动作以尽快结束这场已日益变得毫无希望的战争。
隆美尔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请求她通过战地专递邮件的方式给他寄送一本英德词典。他在信中说：“这对我将大有用处。”
他也严辞告诫儿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不久后，你就该小学毕业了。你要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在学校里尽你所能……学习。你要为自己而学。亲爱的曼弗雷德，在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不得不需要自力更生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日子将变得非常艰难。”
隆美尔内心已与希特勒及其政权产生了疏离，从他有关非洲战场的回忆录中可窥见一斑。这部回忆录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由隆美尔口授给他的妻子用打字机完成的。降美尔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表达了他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以及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之间关系的决裂。对希特勒，隆美尔也不乏公开针砭之词：“我清楚地意识到，希特勒没有探求真实情势的意愿，而是情绪化地抵制现实，专一于自己的原始想法。”
随后隆美尔被安排返回欧洲，一直在奥地利塞默灵的一座别墅里休养。之后，他返回了位于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的家里。根据希特勒的要求，公众被蒙骗认为隆美尔仍然身在非洲集团军群。为掩人耳目，隆美尔必须穿着平民服装且不允许离家半步。就这样，隆美尔过起了与外界隔绝的隐居生活。隆美尔不得不跟其他人一样通过报纸和收音机来筛选突尼斯战场的有关讯息。
1943年5月13日，星期四，具有传奇色彩的第90非洲轻装甲师最后的残兵剩勇也在突尼斯波恩角的咽喉地带缴械投降。非洲战争结束了。
13万名德国士兵和18万名意大利士兵被盟军俘虏。自1940年9月战争伊始，总计18594名德国人，13748名意大利人，35476名英国人以及16500名美国人战死。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总计超过10万人在北非丧生。在得知非洲战败的消息后，隆美尔陷入了极度忧郁，长达数天之久。
经过2年零8个月的拉锯战，北非战争至此终告结束。盟军在北非的胜利，使地中海航道从此畅通，为下一步通过西西里岛重返欧洲创造了条件。
意大利投降，隆美尔产生单方面与英美谈和的想法意大利的局势进展将隆美尔从内心苦闷中短暂解脱出来。新的秘密情报不断发出警告，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近在眼前。
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迫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由巴多格利奥组成的新政府开始与美英秘密谈判，但由于在是否“无条件投降”问题上双方讨价还价，一再延误，使希特勒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来加强其在意大利的兵力。8月初，隆美尔率部越过边境进入意大利北部，以支援驻守在意大利南部的凯塞林元帅的8个德国师。
墨索里尼一心想恢复古罗马的荣耀，却功败垂成
现在，整个北意大利均处于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在米兰和都灵有零星的反抗出现，但都被德国人镇压了。滞留这一区域的数目庞大的意大利武装力量，诸如第4集团军的数部，第5和第8集团军的全部，以及驻博洛尼亚和米兰的国土防卫军，均被隆美尔部队的快速进攻轻松突破。意大利人偶尔作以抵抗，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大利军队选择自行解散。
随后，超过60万名意大利土兵和军官被绑架前往德国、波兰以及苏联被占领区从事强迫劳动。很多意大利战俘踏上了一段无可名状的苦难人生旅程。超过4.5万名意大利人再未回到自己的故乡，史料证明，隆美尔对此一无所知。在他看来，对这些意大利军人进行疏散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因为数量如此庞大的意大利战俘不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得到安全守卫，因而会构成一项巨大的安全风险。隆美尔在北意大利的举止就像曾经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因其公正对待对手而让人称道。
隆美尔坚持催促将南意大利德军快速撤退至“亚平宁狙击阵地”。这条狙击防线位于罗马以北120公里。在此，德军凭借有利的战略地形将有把握抵御盟军的冲击。
1943年10月17日，隆美尔再次被命令前往元首大本营。有消息称他将被任命为意大利最高指挥官，而凯瑟林将被调往挪威。但隆美尔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希特勒要求他整个冬天都必须坚守南意大利。隆美尔义愤填膺，他拒绝领受“意大利最高指挥官”这一职务，直至他本人确切地了解有关南意大利防御的所有可能性。
“元帅先生，或许是时候考虑，我们究竟应该与哪一方妥协了。”晚饭期间，一位军官如是说道。另一位军官应声问道：“与东方还是西方？”隆美尔回答说：“与东方妥协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有关隆美尔的文件中，这是第一次提到可能与盟军单方面媾和，以让德国从令人绝望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隆美尔的就战争形式的悲观预期影响了他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
1943年10月19日12时20分，约德尔将军打电话确认说，“元首签发的(由隆美尔担纲意大利最高指挥官)命令已经在发往(B)集团军群的途中”。然而，希特勒接下来又命令从电传中心撤回了任命函。这位独裁者最终作出了反对隆美尔出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的决定。19时30分，隆美尔的参谋长被电话告知了此事。10月26日，隆美尔向他的妻子反思道：“或许我没有激发起坚守阵地的巨大希望，或许正是由于我在接任最高指挥权一事上的迟疑造成了这种结局。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凯瑟林暂时还是凯瑟林（他将继续留任现在的职位）。或许该我离开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脆弱的北大西洋壁垒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德国内部的意见是分裂的。伦德施泰特认为，盟军极可能在英吉利海峡最窄地方的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的某处登陆。虽然这一带的海岸防御比任何地方都强，但伦德施泰特认为，同盟国军队为了在法国北部平原展开，并向鲁尔区挺进，是肯冒这个危险的。他认为盟国军队将进攻加莱海滨的另一原因，是该处设有V-2导弹发射场。而隆美尔在1944年春却认为登陆地点可能更往西一些，如诺曼底。然而德国大多数将军认为同盟国军队不会如此“愚蠢”，以致把自己束缚在灌木丛生而又荒凉的诺曼底。
隆美尔苦心经营大西洋壁垒
作为“大西洋壁垒”的总指挥，隆美尔要求对战术空军的指挥权。然而在戈林领导下的德国空军拒不放权。不仅如此，专用于地面作战的空军野战师和伞兵师戈林也把住不放。希特勒和统帅部只答应调派1000架战斗机给隆美尔使用。隆美尔手下第15集团军的司令官萨尔穆特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欢呼起来，说：“有1000架战斗机我们就能击退任何进攻”。然而冰冷的现实是，敌人进攻的第一天，德国空军事实上插不上手。那1000架飞机分散在各个战场，并没有调来西线。1000架战斗机的允诺实际上是“画饼充饥”。
海军，隆美尔深知，更指望不上。
隆美尔坚信“大西洋壁垒”的作用，他特别重视地雷场和登陆障碍物的作用。在隆美尔的作战计划中，对盟军的防御有四道：一开始是水下雷区，然后是抗登陆障碍物，再后是筑垒炮和机动炮构成的大西洋铁壁，最后是准备参加抗登陆作战的步兵师和装甲师，它们部署在离海滩6-8公里的机动位置。
隆美尔认为抗击盟军登陆兵的主要战线，应位于登陆点的海水高潮线。这条主要战线由延伸到内陆5—6公里的各坚固支撑点支援，高潮线与各支撑点之间的地面不是被水淹没(如“犹他”海滩)，就是布满上百万个地雷的阻止区，连一兵一卒也无法通过。
凭多年与盟军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盟军首先会以大规模的空袭开路，然后在海上军舰和空中战斗轰炸机的火力掩护下，用数以万计的突击艇和坦克登陆舰在广阔战线上登上海滩，与此同时，再在离海岸不远的内陆投下大批空降部队，从后面打开“大西洋壁垒”，内外夹攻，迅速建立桥头堡，迎接大部队上岸。
盟军登陆前，德军实际采用的主要是隆美尔的计划，同时也做了一些关键性的改动，即各装甲师组成的战术预备队向后配置在离海岸约8公里的地方。其原因是装甲兵司令施韦彭堡反对原来计划中使用他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他指出，杰拉(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作战经验都证明坦克不是舰炮的对手。他建议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不仅不能把他的各装甲师交给隆美尔指挥，而且应将它们配置在内地。
这一点是致命的。后来的盟军登陆实际的作战情况表明，同盟国军队作战的真正关键时刻是在登陆日的清晨。如果隆美尔那时能够在“奥马哈”或其他某个登陆地段一次性投入2~3个装甲师，盟军登陆部队的形势肯定会变得相当严重。
因此，他反对伦德施泰特的纵深防御战略，而主张“主要的战线就在海滩上”。要把敌人消灭在近岸浅水中和海滩上，也就是说要在敌人获得巩固的桥头堡、后续部队到达之前就将其消灭。他曾和派来协助他工作的海岸防御专家、海军中将卢格说过“如果入侵的军队在登陆三天内不将其赶到海里，战役，也就是整个战争将遭到失败。”
在这三天中，隆美尔还特别强调最初24小时是关键。他对他的副官讲过：“入侵的最初24小时是决定性的24小时，对盟国的军队还是对于我们，都将是最长的一天。”
他的想法源于过去的经验：自1942年7月第一次在埃及发动阿拉曼攻势以来，他总是亲历前线，亲眼见证英军战机是如何连续数日将他的部队“死死钉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早在1943年秋天，在意大利海岸进行防御准备时，他就意识到，德国军队的数量不足以建立战略预备队，他总结说：“所有部队必须全部驻防海岸，不能组建预备队。必须阻敌于海上。”
争论长达一个多月，希特勒最后作出一个昏庸的决定，他拒绝施韦彭堡的劝告，也不全力支持隆美尔所要求的对装甲部队的指挥权，中间搞了一个妥协方案：3个装甲师，仅仅只有3个装甲师调拨给隆美尔指挥。其余的4个装甲师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留在远离海岸的内陆，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其他人都不能调动。
这样一来，隆美尔对装甲部队的指挥权已所剩无几了。至此，隆美尔与希特勒之间就不存在所谓的信任关系了。
卡尔・施特罗林对隆美尔的影响卡尔・施特罗林，在1923年10月申请加入德国工人党。10年后，施特罗林被任命为斯图加特市市长，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参与且执行了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政策，施特罗林虽然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隔离、剥权、迫害，但他对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并不认可。自1941年冬德军在莫斯科前方溃败之后，他就意识到希特勒的战争终将失败。在他眼里，希特勒已严重背叛了德国。1943年8月，他向帝国内政部公开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彻底转变内政及外交方向”。但备忘录被无限期搁置了下来。
对施特罗林来说，前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是一位志同道合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施特罗林就跟同为符腾堡人的诺伊拉特熟识，当然还有隆美尔，他们曾在“特遣第64统帅部”共事过一段时间。诺伊拉特跟施特罗林一样，最终跟希特勒分道扬镳，承认战争已经失败。为了德国的未来，加之二人在反对希特勒的观点上具有一致性，施特罗林同诺伊拉特在1943年的下半年开始考虑出路问题。他们寻求着某种可能，“如何先找人与希特勒谈谈…以结束战争为名对他施加影响”。显而易见，施特罗林和诺伊拉特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埃尔温・隆美尔。诺伊拉特坚持认为，“按照他（诺伊拉特）的观点，必要时可以考虑让隆美尔代替希特勒”。施特罗林和诺伊拉特决定与这位陆军元帅建立联系。
手握元帅节杖的隆美尔
1944年2月22日至3月3日，在隆美尔回林尔林根的新家度假期间，施特罗林终于获得了与这位陆军元帅见面的机会。施特罗林公开表述了自己对战争局势的绝望以及纳粹政权的犯罪性质。此外，他还谈及了从斯图加特被驱逐的犹太人在东线被谋杀于毒气室的情况。
虽然隆美尔不可能全然了解纳粹犯罪行为的规模，但可以确认的是，隆美尔所得知的信息使他深受触动。1944年6月，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鲁格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隆美尔之间的一次谈话：“正义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遗憾的是，上边的人却不那么干净。他们要对大规模屠杀负重大责任。”
毫无疑问，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成为促使隆美尔参与反抗组织的一个因素，但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战争局势。在与施特罗林会面的时段内，隆美尔的内心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受到西线战事投入所取得的成就的鼓舞，隆美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真的相信盟军入侵会被自己成功击退。故而针对施特罗林的描述，隆美尔采取了观望态度。
施特罗林在与隆美尔会面当天的计划是，让隆美尔先尝试和希特勒面谈，对他施加影响，从而结束战争。但隆美尔对此持怀疑看法，他深切地知道，希特勒几乎不会接受外界的任何影响。
这次会谈没有对隆美尔产生很大的影响，隆美尔充其量第一次得知了反抗运动在德国的存在。在此之前，他只关心对战争的指挥，对政治不闻不问。
汉斯·施派达尔对隆美尔的影响1944年，汉斯·施派达尔调回法国担任隆美尔所指挥的B集团军群参谋长。隆美尔不知道的是，在调往法国之后，施派达尔就开始接近反抗运动，并为赢得隆美尔参与反抗运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汉斯·施派达尔
此时的巴黎，一小群最坚决的反叛者聚集在驻守法国的军事指挥官陆军中将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周围，他们通过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副官凯萨・冯・霍法克尔与身在柏林和东线的军事反抗者保持直接联系，而这位霍法克尔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伯格伯爵的一位远房亲戚。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伯格伯爵
根据计划，巴黎小组对政变扮演重要角色。一旦刺杀希特勒成功，德国国防军将为盟国军队的登陆以及向德军占领区挺进敞开大门。
没有人能预测，隆美尔当时会站在哪边，将采取何种行动。但他们可以确定的是：没有隆美尔将一事无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施派达尔争取到巴黎反叛者一边，从而对这位陆军元帅施加影响。
驻扎在巴黎的行政专员马克斯・霍斯特与施派达尔是连襟。由于霍斯特与隆美尔的新任总参谋长的这层私人关系，与施派达尔建立联系是最合适的选择。作为可信之人，霍斯特被启用。他本人表示，将把巴黎反叛小组的计划告知施派达尔。在霍斯特和施派达尔接触后，施派达尔立即同意加入反叛组织并协助赢得隆美尔对于巴黎反叛小组计划的支持。
1944年5月12日，陆军军需总监炮兵上将爱德华・瓦格纳到访拉罗什盖恩城堡，与隆美尔共同商讨棘手的西线补给问题的解决方案。瓦格纳一直与反抗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施派达尔说，瓦格纳抓住这个机会，向隆美尔透露了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隆美尔的反应是明确的，他当时坚决拒绝刺杀希特勒的任何行动，可能的原因是，谋杀国家元首暨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这样一种行为，从根本上已超出了隆美尔当时的想象力。
不管怎样，隆美尔身边的人已渐渐开始觉察，有些事情正在变化之中。
隆美尔通往反抗的漫漫长路总是与他对战争局势的评估以及他与希特勒关系的亲疏程度相关联。早在1942年夏天进攻阿拉曼之前，他就曾怀疑所谓的“最后胜利”。希特勒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前方下达的毫无意义的“命令”第一次使隆美尔与他的这位统帅之间产生了疏离。1943年在意大利以及在法国之初隆美尔也是悲观的。然后，在隆美尔1944年2月底回家度假探亲至希特勒在4月7日下达解决“坦克之争”的命令的那段时间，他内心最后一次燃起了自欺欺人的希望：即便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也可以赢得防御盟军入侵战役的胜利。幻想之后是彻底的醒悟。对这位陆军元帅来说，是时候与希特勒决裂了。
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七二零事件爆发正当隆美尔在为他的夫人过生日之际，盟军突然发起“霸王行动”，即我们常说的诺曼底登陆，盟军开始反攻欧洲。
1944年6月6日早6时30分，以英美两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先头部队总计17.6万人，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
1944年6月11日，美国和英国军队成功弥合了它们的各个入侵地段，即犹他滩、奥马哈滩、金滩、朱诺滩和剑滩之间的空隙。这样，盟军控制了一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10至15公里的连为一体的桥头堡。盟军虽然自身损失惨重且遭遇了德军士兵的顽强抵抗，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盟军入侵成功了。
就在这天，隆美尔表情严肃且面带沮丧地前往巴黎圣日耳曼拜访了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在私下会谈中，两位元帅达成一致意见，向希特勒开诚布公地通报当下令人绝望的战争处境。正如伦德施泰特所说，战局很快就将“逼迫元首做出原则性的决定”。
6月11日下午，隆美尔在拉罗什盖恩城堡后面的树林里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隆美尔再次向海军上将鲁格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就眼下局势而言，最好的解决办法，”隆美尔说，“在于如何结束战争，只要我们手中还有谈判的筹码。”
随后，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鼓足勇气，向希特勒建议采取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政治解决方案即建立在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基础上。希特勒言辞躲闪：“单方面媾和将不会被西线盟军接受。缔结这样的协约将造成德国的毁灭。必须让德国人民知晓，现在，最重要的是进行狂热的抵抗。”在临别之际，隆美尔又一次开门见山地问道：“我的元首，这场战争该如何继续进行下去？您究竟是如何设想的？”希特勒看上去很不高兴，在结束这场谈话时他说道：“这一问题不在您的职责范围之内。这必须留待我去解决。”
伦德施泰特
希特勒后来与阿尔伯特・施佩尔谈及隆美尔时，说道：“他丢掉了勇气，他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现在，只有乐观主义者オ能干大事！”
根据希特勒的这种主观意见，施佩尔写道：“隆美尔被解职，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不久，伦德施泰特即被解职，由克鲁格接任。希特勒在送别克鲁格时说道：“您抵达西线之后，劳驾您帮忙严密监视我们的朋友隆美尔。他必须听您的指挥！”
但是克鲁格到达前线后，亲眼见识了盟军舰炮和空军对几乎无处藏身的德军部队造成的可怕伤害。面对这种地狱般的景象，他意识到也许隆美尔是对的，并对隆美尔就之前他的傲慢表达了歉意。
施派达尔欣喜地认为，或许，反抗活动有希望了。
1944年7月9日，星期日，施派达尔认为时机成熟了。霍法克尔动身前往拉罗什盖恩城堡，试图让隆美尔起誓支持刺杀行动。参谋长施派达尔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让隆美尔准备好迎接霍法克尔的这次拜访。当这位陆军元帅与这位陆军中校单独会谈时，霍法克尔放下了所有的拘谨，孤注一掷地告知了隆美尔有关施陶芬贝格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计划以及柏林反抗集团的政变准备。霍法克尔继续说道，如果刺杀行动获得成功，那么西线战事将立即终止，德军将撤离被占领国家。要促成这件事，需要“陆军元帅先生出手相助”。
据后来霍法克尔向盖世太保的供认，隆美尔考虑了一会儿说，他们（反抗运动成员）可以指望他。但仍然存在许多矛盾的资料。主要是施派达尔，他终其一生坚持说，“在这次谈话中，隆美尔只字未提计划中的刺杀行动”。
隆美尔与妻子露西
如今，一份迄今为止尚未公开的文献无可争辩地证明——隆美尔在这次谈话中的确得知了刺杀计划的存在且表达了赞成态度。隆美尔声明，他将在刺杀行动成功之后在建立的新政府中效力。
霍法克尔心情轻松地踏上了归途。同一天晚上，身在巴黎的反抗运动成员获悉了与隆美尔这次谈话的激动人心的结局。
其实隆美尔一直不曾完全放弃让希特勒改弦更张的希望。1944年7月15日，隆美尔最后一次校订了他的那份“关于时局的思考”。这份“思考”的前两页是由施派达尔起草的，前两句话是：“诺曼底前线局势日益艰困，已濒临巨大危机的边缘。”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汇报，西线前线崩溃已是不可避免之事。结尾处，隆美尔加上了他的最后通牒：“纵然部队处处骁勇善战，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也已臻结束。我以为，此刻对时局作出（政治）结论已实属必要，作为集团军最高指挥官，我感觉有责任对此作出清晰的叙述。”当天，隆美尔派人将这份有关时局的思考送到了仍在巴黎圣日耳曼的克鲁格那里，由克鲁格转发给元首大本营。隆美尔本人此时已被禁止直接与希特勒联络。
信使离开拉罗什盖恩城堡后，隆美尔以一种愤怒的口吻对施派达尔说道：“现在，我已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他还不吸取教训，我们就相机而动。”
然而，此刻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份公函遭到扣押，直到2周后才转交到希特勒的手里。
7月15日15时许，隆美尔出发前往前线视察。隆美尔趁此机会，分别与党卫军第2装甲军团和第1装甲军团司令官、党卫军集团领袖威廉・比特里希和党卫军上级集团领袖约瑟夫・泽普・迪特里希以及装甲兵上将海因里希・艾伯巴赫进行了谈话，在得到他们对推翻希特勒统治的认同后，隆美尔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就在隆美尔等待希特勒的回应的时候，他的座驾遭到英国空军的袭击，隆美尔身上多处骨折，甚至有汽车玻璃碎片插入了他的头部，他不得不返回德国养伤。
就在隆美尔养伤期间，1944年7月20日，“狼堡”中的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
隆美尔之死1944年8月1日下午5时许，希特勒打电话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到他那里去。约德尔随后在日记中写道，“卡尔滕布鲁纳呈送的关于霍法克尔中校与克鲁格和隆美尔谈话的报告。（元首）将在隆美尔身体康复之后向其询问有关情况，然后悄无声息地将其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中再次回忆时说道：“元首对陆军元帅隆美尔的背叛深感震惊……他不想对德国人民做出将隆美尔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这样的事来，毕竟他（隆美尔）在德国人民心中拥有卓越的声望。”
第二天，约瑟夫・戈培尔造访“狼堡”。看来希特勒对此事依然没有完全明晰，隆美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政变行动。如果隆美尔坦承自己是政变的同谋者，那么，对这位独裁者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政治破产。在与希特勒会谈之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确信，隆美尔虽未参与刺杀行动的筹备，但他应为此事的知情者。”
两周后，原本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打破了僵局，即8月中旬隆美尔与乌尔姆市党部头目威廉・迈尔之间展开的那次谈话，隆美尔在谈话中对希特勒和时局进行了轻蔑的评价。最终，这份谈话被一直对隆美尔不满的希特勒秘书长鲍曼告发。受鲍曼鼓动，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要对隆美尔卷入反抗运动一事作个了结。作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的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战后接受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回忆，希特勒告诉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由您告知（隆美尔）；另一个是由您将其逮捕，并立即对其提起法庭诉讼程序。”告知隆美尔，意为让隆美尔自己作决定。“他作为一名军官，”正如凯特尔所说，“应该知道，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隆美尔应该自杀，如果他拒绝自杀，则会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审判。只不过，他们必须阻止后一种情况的发生。逮捕隆美尔的选项在当前状况下被排除在外。希特勒与凯特尔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明白，如将这位声名远扬且受人尊敬的德国元帅送到法庭受审，是绝大部分德国人不可接受的。
马丁・鲍曼
1944年10月14日11时许，12名身着便衣的盖世太保密探悄无声息地各就各位，将隆美尔的家围了起来。除了哈曼从柏林带来的6个人，又从慕尼黑加派了4个。他们得到的命令是，“用武力阻止任何逃跑的企图”。在通往隆美尔家的维平格小径的入口处，盖世太保将一辆运货马车一推，这辆马车立即滚到了大街上。这样，唯一一条隆美尔可资利用的逃跑路线也被封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名党卫军成员作证，当时就连附近的一条从慕尼黑到斯图加特的高速公路也被临时封闭了，就是为了防止隆美尔在最后时刻搭乘飞机逃脱。
12时，布格多夫和迈泽尔乘坐一辆黑色的奔驰汽车来到隆美尔的庄园。他们让司机在花园大门口处停车，步行抵达正门。鲁道夫・路易斯特尔开门迎接两位将军并引导他们进入屋内。几位先生甚至没有脱下他们的大衣，就请求立即与隆美尔会谈。随后，布格多夫和迈泽尔向隆美尔宣读了希特勒的决定，几分钟后，隆美尔独自走出书房，面如死灰。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对家人讲：“我在一刻钟之内即将死去，死在自己人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罪。总算是他的好意，顾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准许我服毒自尽。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即可生效。如果我接受，他们不会像平时惯例那样诛连家属，也就是你们。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他又继续说，“只要有一点风声透露出去，他们就认为无遵守协议的必要了。”
最后，隆美尔拿起了他的元帅手杖，戴上了他的帽子。隆美尔还习惯性地抓起了一把房门的备用钥匙。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将钥匙塞到了儿子的手中。隆美尔、布格多夫、迈泽尔三人一起向汽车走去。隆美尔坐在后排右边，紧挨着布格多夫。车门关上了，梅赛德斯汽车发动了。大约行驶了500米之后，汽车停在一片小树林中的一个废弃的砾石坑旁。布格多夫让恩斯特・迈泽尔将军和司机海因里希・多泽下车并离车远点儿。大约5分钟后，布格多夫喊两位重新回到车上。根据后来多泽的描述：“我看到隆美尔在后排坐着，很明显正处于弥留之际，无意识地瘫倒在座位上抽噎一一不是喘息或呻吟，而是抽噎’。”
汽车全速驶往乌尔姆。伴随隆美尔死亡而来的是一场病态的表演。隆美尔的遗体被送到瓦格纳学校的野战医院，两名被召唤而来的卫生兵将隆美尔的遗体抬到手术室。手足无措的上尉军医弗里茨・布莱德霍夫被告知，隆美尔在来乌尔姆的途中心脏病突发，布莱德霍夫立即采取了措施。将一剂强心针注射到了降美尔的心脏部位。当然，毫无反应。
党卫军高级突击队中队领袖约阿希姆・哈曼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突然出现在手术室，他请求与布莱德霍夫私下谈谈。谈话的内容显然跟签发隆美尔死亡证书有关。布莱德霍夫拒绝为隆美尔的死亡提供不实证明。但无论如何，隆美尔的死亡证书上还是获得了另一位乌尔姆医生的签名。在死亡原因一栏，这位医生写道：“因在西线遭遇工伤事故而造成心脏骤停。”
在此期间，一名护士擦掉隆美尔嘴边残留的白色泡沫，替他重新整理制服，将脱落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围到他的脖颈上，用几朵快速从房前采摘的紫菀装饰了一下临终床榻。
10月18日，希特勒下令为隆美尔举行国葬，陆军元老伦德施泰特元帅致悼词，希特勒为其送葬。此时此刻，希特勒还在利用隆美尔的声誉为其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效劳。
隆美尔是英雄也是叛国者，死后也被多方势力利用隆美尔作为一名技术过硬且没有贵族背景的技术军官上台后并不排斥纳粹主义。因为在战前，德国人普遍认为新政权将使德国更加强大，即便非人道的反犹行为也成为了可被接受的瑕疵。1937年，他因自己的著作《步兵进攻》声名鹊起，很快被希特勒相中并留在身边使用。他很快得到了提拔，且获得了斐然的结果。在北非的辉煌胜利辅以戈培尔的大力宣传，使其成为了纳粹时期新英雄的理想人选。这也是隆美尔和希特勒的蜜月期。当隆美尔在北非因资源不济而被对手碾压时，他逐渐认识到，敌方所拥有的物质优势德国难以抗衡，他的军事构想与希特勒的全局战略矛盾日益加深。希特勒也渐渐认为，隆美尔和之前那些被他罢免的国防军首领一样，无法共患难，面对优势敌人就患上了“软骨病”。
一次次面谏希特勒的挫败让隆美尔逐渐意识到，德国如继续按照当前路线走下去，只会走向覆灭。因此，他开始被反叛集团拉拢。他之所以参与对希特勒的密谋行动，主要迫于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他希望与英美媾和，共同反苏，这样的想法暗合西方国家后来的冷战需要。因此，他也成为了英美所渴求的理想的宣传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隆美尔的印象可分为三个阶段，皆与时代大背景有关。
刺杀希特勒
第一阶段为造神运动。其实刚开始丘吉尔把刺杀希特勒的“七二○”说成狗咬狗，认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属于叛国者。到60年代，还有半数德国人把施陶芬贝格看成叛国者。就连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也说“不要把七二零事件的参与者看成英雄”，因为他们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一贯传统。 但是当西方国家在战后决定扶植西德政府重新武装，以充当对抗苏联的马前卒时，英国前军人德斯蒙・杨格在1950年出版了《隆美尔：沙漠之狐》，这无疑是奠定隆美尔神话的开山之作，其中主要结论为“纯洁”的德国国防军和战争罪行毫不相关，皆归因于纳粹和党卫军。有这样的历史切割，联邦德国オ能理直气壮地利用二战老将以重整军队。
第二阶段为打下神坛。此时的联邦德国已经重新成为经济巨人，北约面对华约已足够自信。
英国作家戴维・欧文在1977年撰写的《隆美尔：狐狸的踪迹》成为了流传最广的隆美尔传记，欧文用一手材料描绘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隆美尔一一既有身先士卒、具有骑士精神的一面，又有刚愎自用、小肚鸡肠的一面。但作者的个人倾向过于明显，似乎一定要将隆美尔之前的战神形象彻底打碎，将其简单矮化为一个战略上的侏儒，将其取得的胜利归结于一系列的偶然。
第三个阶段为去魅，回归本原。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可以更客观地评价半个世纪之前的人物。
结语：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战将，隆美尔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纳粹时期，他是享誉德国的战争英雄；战后，又以反纳粹而牺牲的形象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所谓时势造英雄，隆美尔在纳粹政权和西方民主国家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迅速走红皆因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造。
隆美尔在纳粹政权里荣辱沉浮的根本在于希特勒和代表德国国防军的传统军官团相克相生。希特勒是草根出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兵和街头政治家，对阶级固化的军官团有着天生的敌意和不信任感。纳粹政权起家的宣传口号，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本源在“插入背后的匕首”，而非前线军队作战的失利。军队在逼迫德皇威廉二世逊位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让希特勒时刻提防着体制内的任何不安定因素，他从不相信名字里带有“冯”称号的那些贵族军官。他设立多种重叠的管理机构，让部下互相牵制甚至不惜牺牲指令的通达。除了大力提拔隆美尔这样平民出身的军官外，他还设立了党卫军这样的第二国防军。到战争后期，更是赤裸裸地把资源倾斜投入到他更为信任的党卫军中，使国防军日式渐微，无法对他的统治形成威胁。他让德国无数城市成为了齑粉，使德国民族几乎战至最后一人，为自己殉葬。
但我认为，希特勒作为一个政客，在战略眼光上还是要高于隆美尔这种士兵出身的军事将领。隆美尔的思想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依靠种族矛盾可以单方面与其中一方媾和。希特勒则清醒的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总体战”，是一场不死不休的反法西斯战争，除了无条件向参战各国投降外，不可能存在任何谈和的可能性。
隆美尔在战术上确实是高手，但战略上确实是他的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