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川，泛指甘肃省永登县东部和皋兰县之间的山间盆地地区，地理上属断陷盆地，盆地内主要为洪积平原所占据，现为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所在地。有关秦王川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尤其是国务院批复成立兰州新区以来，这个地方聚焦了太多目光，以至于秦王川这个地名，似乎要承载起兰州新区这座新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但由于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既让人们觉得秦王川这个地名历史底蕴厚重，毕竟是“秦王”的山川，又让人觉得单薄，有根无据，谁也说不清秦王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文献典籍中寻找历史记忆
鲁迅先生关于治学有一个突出的见解：“治学要先治史。这是读书的途径，也是治学的方法。”为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有关秦王川的记载，笔者翻阅了诸多史料典籍，以求在浩瀚史海中捞出关于秦王川的蛛丝马迹，寻找人们早已忘却的历史记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的民国抄本《永登县志》中找到了一点线索。据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记载：“秦王川，一名黑川，在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日色出时隐隐如海市蜃楼，移时即息。”且明确将秦王川归在“古迹”条目。又载曰：“黑川，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无水。”此处“城”即指永登城，可见，秦王川即黑川，黑川即秦王川，在永登城东南一百四十里，于今实际基本相符。此处虽未明确秦王川地名何意，但却是近代以来关于秦王川地名最有价值的记载。其一，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是永登县知事周树清等根据清代或更久远史料纂修，参与编修、监修、校阅的包括渭源、漳县、永昌、高台、崇信等多县知事，纂修过程中定考虑在古史和现实层面修订相关表述、记载，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其可信度较高；其二，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明确将秦王川定位为古迹，可见其具有一定历史传承，且年代久远，至少在清代人们已有这种认知。
▲《边政考·庄浪图》中关于“黑川”的记载
无独有偶，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成书、时任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雨编撰的《边政考》之《庄浪图》记载：“（庄浪）本卫东至宁夏中卫界六百里，西至西宁卫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兰州卫界二百三十五里，北至古浪所界四十里，东北至扒沙二百五十里，东南至黑川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巴州三百里，西北至雪山二百六十里，至甘州九百三十九里。”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五年平定河西后，改庄浪县为庄浪卫，治今甘肃永登县。结合前述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所载秦王川、黑川条目内容可知，《边政考》之《庄浪图》所载“黑川”，当与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所载“黑川”为同一地名，且今兰州新区西南仍存小黑川地名。
▲《甘肃全图》中关于“秦王川”的地名标注
▲《大清分省舆图·甘肃》中关于“秦王川”的地名标注
同时，清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全图》及同时期《甘肃镇图》、乾隆十九年（1754年）《大清分省舆图·甘肃》、同治三年（1864年）《甘肃全图》等诸多历史地图中均有秦王川地名标注。如《甘肃镇图》中，秦王川周边被长城环绕，长城圈内由北向南分别有大靖营、裴家营、永泰城、镇路堡（应为镇虏，疑错绘）、秦王川、保定堡、盐场堡等军事堡垒，长城最东边外至小芦塘堡，最西边外至安远堡；《陕西全图》中秦王川同样被长城环绕，长城圈内标注的地名有大靖营、裴家营、永泰城和秦王川等，长城所环绕范围与明嘉靖年间基本一致；《大清分省舆图·甘肃》中秦王川则被长城单独围绕，据图来看呈不规则矩形，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城池，且城内仅标注秦王川一处地名；《甘肃全图》与《甘肃镇图》《陕西全图》相比，长城所环绕秦王川范围基本一致，但所标注地名增加若干，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长城北面内侧红水军塘处标注了“县丞”。乾隆三十九年（1764年）《皋兰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巡抚吴达善题请宽沟县丞移驻红水堡，其红水、永泰、宽沟、镇虏四堡钱粮归县丞管理。”综前所述，同治三年《甘肃全图》所标注“红水军塘”当为乾隆三十九年《皋兰县志》所载”红水堡“，县丞当为由宽沟移驻于此。彼时秦王川或与红水、永泰、宽沟、镇虏四堡为同一性质，仅是未驻县丞而已。
▲《甘肃镇图》中关于“秦王川”的地名标注
此外，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时期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以及清代、民国等不同时期甘肃地图所绘制、标注图例、地名来看，秦王川区域周边环绕长城或为长城与无数烽燧、军寨、营垒等连接而成，且至少在宋夏之际已初具规模，成为一道道前沿防线。如今来看，这些烽燧、军寨、营垒所连接的边缘范围，基本以秦王川为中心，大致以靖远、中卫、流沙、凉州、古浪、永登、兰州为环绕，且大致呈东、南、西绕黄河、庄浪河走向分布。而据王宗元先生《汉金城郡令居县故城考》，今永登一线长城或最早为汉筑。综前所述，历代地图所标注环绕秦王川之长城亦或同期所筑，或属同一产物。
综上所述，在明清两代绵延交叉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秦王川地名从未消逝，一直沿用至今。同时，我们可以得知，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所载秦王川当属古迹无疑，至少在明嘉靖年间秦王川大地已有黑川地名载于史册，且秦王川和黑川地名交替使用，或是同一区域内两个毗邻的地名。而彼时秦王川当是秦王川大地及周边区域上众多军事堡垒之一。那么，秦王川的历史就止步于明朝嘉靖年间了吗？
考古发现中暗藏历史秘密
2018年，兰州新区东湾山发现一处古墓葬群。据考古勘探，此墓葬群是一处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文化遗迹，发现的墓葬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陶片泥质黄陶居多，夹砂陶较少，东湾山山体上分布有墓葬及陶片的区域南北约1.3千米，东西约0.6千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墓葬分布的大致范围明确已经明确。这是自兰州新区获批以来，在辖区发现的范围最广、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文化遗迹。而早在1973年，临近秦王川的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甲区发掘一座汉墓时，曾出土一件彩陶舞蹈纹盆，同属马家窑文化类型。这说明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秦王川区域就有人类文明存在，且与周边区域呈现聚落形式分布。
上世纪80年代，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在文物普查时，在距西岔水利电力提灌工程一泵站500米河口村发现砖砌古墓一座，墓座东向西，墓室宽约1.2米，长约2.5米，出土随葬器物有汉代五铢钱币数枚，陶罐、陶器数个。后又在水阜镇水阜村出土一枚西夏官印，上刻西夏文九折篆“首领”二字，印背无制印时间和掌印者姓名款文。据史料记载，宋夏大规模战争总共发生五次，在第三次战争时，即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国内政乱，宋神宗部署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其中李宪一路由临洮出发到榆中县三角城，攻克兰州打败西夏军，兰州归入北宋版图。故有人推测，此铜印可能就是此次战争失利，西夏军队仓皇撤离时遗失。
1987年河口村附近井子沟还发现一处明代或更早期墓葬，墓葬周边数十里之内荒无人烟，墓北端有一眼古井，井壁全用石块砌成，深约十数米，井水甘甜可口，可供人畜饮用。当地民间相传，古井上原覆盖着一张牛皮并上压大石板，填上黄土一大堆，在一百多年前，因大暴雨引发大山洪将井口冲开，人们发现后使用至今。而当地人世代都称此古墓为“王爷的古堆”。在此处石峡东面的一块小台地上还发现有三个小塚堆，民间还相传墓葬的封土全由骆驼从它地驮运而来，墓主人迄今尚无资料可考证。无独有偶，在皋兰县泥湾村大石柱子沟内曾发现另一处古墓葬，当地民间世代传称为“王的古堆”，1987年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实地踏勘，初步考证为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墓葬。那么，“王爷的古堆”“王的古堆”，这一叫法是否与毗邻的秦王川的“王”有关联呢？虽查史无据，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些许关联。
前述文物古迹或出土于秦王川大地，或在就秦王川毗邻周边，这种联系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笔者始终坚持一点，即历史文化联系不应囿于人为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划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变化的，而历史文化在一定区域内则是传承不息的，至少行政区划的变数远大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作为古迹名词，秦王川当是秦王川大地上的某一个点位，但作为区域名词，秦王川则不能仅限于今兰州新区三镇范围，当是前述永登西部和皋兰县之区域。
此外，兰州大学妥超群先生提出西夏时期的喀罗川应为今秦王川。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有卓啰和南监军司，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最早提出卓啰监军司治所应为庄浪河谷地永登县稍南的地方。结合明清两代地图标注地名及图示，宋代或更早时期秦王川一带就已是宋夏或唐与吐蕃、吐谷浑等势力范围交错的前沿。那秦王川大地遍布不同时期的军事营寨也就顺理成章了。
地名方言中昭示历史联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川为羌戎之地，秦统一中国后归秦。纵观历史，秦王川一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交流的前沿，历朝历代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而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多以戎、羌、虏等统称，这在本地一些地名和方言中就能发现端倪。前述明清时期古地图中，秦王川周边区域就标注很多与少数民族有关联的地名，比如镇虏、镇羌、伏羌等，永登县历史上也曾叫作平番县。另据当地一些人口述，古时羌族部落游牧于此，羌人为记清行途，在沿途打夯土墩作为记号，以便识路，遂有西岔墩、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年长者过去一直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而通过检索网络地图发现，秦王川域内有“羌坟沟”地名。如此一说，方言羌川在本地人口中转音为秦川也不无道理，这与古波斯人称呼中国为“秦”似乎同一道理。
地名和方言都是活化石，它们于有形或无形中记载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印记，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王川大地，还有许多值得一探究竟的地名。比如五道岘，因古时驿道途径五座小山梁，故名五道岘，即第五道梁，今秦川镇仍有三道岘、四道岘等地名。还有炮台村，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对秦王川区域驿站、营防、水利等作了详细记载，此地名当为明清时期秦王川驻营扎防军队所设火器营遗址。再如在明清典籍图文中常见的卤井水（芦井水）、道水塘（倒水塘）、榆川墩（榆川村）、傅家驿（傅家窑）、水堡驿（水阜镇）、赵家铺、小横路等地名，最晚的也距今三四百年之久，仍在秦王川大地及周边沿用。抛开民间说法，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分析，当时秦王川周边古代长城烽燧遗迹遍布，无论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还是乾隆年间《皋兰县志》，或是更早的明嘉靖《边政考》等历史文献资料，无不都在浓墨重笔的书写秦王川大地军事前沿的地理位置，故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当为古代军事设施遗迹无疑。
同时，研究秦王川地名的历史，就不能绕开秦川镇。但此秦川非“八百里秦川”之秦川，秦川镇在甘肃，“八百里秦川”在陕西关中。秦川镇在永登县东南部，东邻皋兰县黑石镇、西岔镇，南靠中川镇，西与龙泉寺、北与上川镇接壤，现为兰州新区托管三镇之一。众所周知，秦的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先祖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受封于秦邑，即今天水市清水县，故嬴氏终立秦国，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名。秦邑距秦川亦有四百余公里，二者可有历史联系？
《史记.·秦本纪》记载：“其玄孙曰中潏(yu)，在西戎，保西垂”。其，指的是大业之子大费，是大业与少典之子女华所生；中潏，即大费的玄孙。也就是说，从大费的玄孙中潏起，秦人就开始“在西戎，保西垂”。如前所述，赢氏一族自殷商时期就已来到了西戎之地，保卫西垂。西垂，即今天的甘肃礼县、西和一带。那西戎又是哪里？
学界认为，戎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武乙即商王康丁之子，是商朝第28任君王。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霸西戎，吞并西戎12国，《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又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秦人与西戎诸族部落在几百年的相互征伐中不断融合，部分戎族一度迁至河西走廊，如《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记载：“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此处大意为：“晋国大夫范宣子历数以前朝代历史说，姜戎氏，过去秦人追逐你先祖吾离到了瓜州，你先祖披着草编衣服，来归附我先祖”。而瓜州为今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春秋时期亦是西戎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时期的秦人在与西戎诸部落征伐中，在今秦王川一带经过长期激烈厮杀或冲突后，秦人长期统治这片地方，让世人从此记住了此地是秦王攻得，即秦王的川，代代相袭，口口相传，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秦川地名迄今屹立于此。
此外，今被广泛引用的秦王川之名始于薛举屯牧之说，有史可考的仅有薛举任金城校尉一事，隋金城郡治金城县，当为今兰州市城关区一带。据《新唐书列传》及清代《重修皋兰县志》卷19《古迹》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起即率兵先后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从秦州转战关中一带。可见，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在秦王川一带屯牧，而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再者，薛举任金城校尉一职时也不过是领三五百军士的官衔，受金城郡太守郝瑗节制。且其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同时，薛举屯牧之说亦于史无考。故笔者以为薛举屯牧秦王川当属讹传。
况且，在历史上称秦王，建立号称秦和势力范围已达秦王川及周边区域的政权不止薛举的西秦，比如还有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所建西秦，其首领自称秦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秦王川西边的吐谷浑王国统治者之一慕容慕璝曾被魏太武帝封为西秦王；唐末割据西北的陇右节度使（节度使衙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李茂贞，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秦王，等等。然笔者所述亦是基于部分史料典籍研究和踏访得出的一家之言，仍有待进一步深挖细查文献典籍，勤堪实地情形，进行认真考究。
▲崛起于秦王川大地的兰州新区新貌
如今，秦王川大地生机勃勃，一派繁忙景象。自201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兰州新区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风吹沙跑人无踪的荒滩，已然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丝路新城。但是，秦王川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仍有待深入发掘，在众多史料典籍中还有许多值得考究的问题，在秦王川诸多地名里还藏着很多历史故事，这些都应该被重点关注。（来源丨奔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