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直到公元16世纪，还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换句话说，为什么四百多年来，中国会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解释，包括科举制度、小农经济、外族入侵等等。但是，金融的因素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我就帮你从金融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困扰了我们人类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谜题。
一、金融导致东西方大分流？
著名的金融学者James Macdonald曾做过研究（《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的国家分为两组，你可以发现，一组国家是藏宝于国库，中国的明朝国库的白银有100多万两，印度是6000多万两，而土耳其帝国的藏金是1600多万块。另一组你会发现是负债累累，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城邦国家，这些都是天天在外面借债、发债的国家。但是你会发现，从公元17世纪到20世纪，400年间，历史发生了奇妙的逆袭。这些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那些曾经的“财主帝国”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
我们如果以人均的GDP来看，中国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间（宋朝）达到了顶峰。之后的1000年就开始停滞不前。而隔海的欧洲，从无法望中华帝国之项背，到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健的增长。而这个转折点，不是大家以为的发生在17世纪，而是发生在12世纪左右，也就是欧洲的债券市场开始起源的时候。
所以，尽管很多人仍然把十六、七世纪作为东西方大分流的开始，但是最近的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12世纪左右，东西方的分流已经开始。
其中，驱动力之一就是金融模式的分流，西方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国债，而中国依然主要依赖财政税收体系。
为什么发债与否的金融模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呢？这里我们首先要看看发债的目的是什么，发债这个手段的替代品又是什么。国债发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替国家融资，解决国家的财政支出。现代社会的财政支出你一定知道，主要是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国防军事、司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那财政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什么呢？自然是你很熟悉的税收。
二、税收和发债的第一个区别是资金筹集时间不同
下一个问题就是税收和发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资金筹集的时间概念不一样。税收是一种财政手段，针对的是当下的居民收入，相当于“切蛋糕”，重新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分配资源，然后居民的份额就变小了。而发债则是一种金融手段，用国家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相当于“借面粉”，将未来的蛋糕做大再进行资源分配。换句话说，发债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融资模式，尤其是当民间的投资回报率超过国债的利率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就是增长的。
在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这些欧洲小国通过发债，将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了当下，平滑了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资金需求。所以，避免了一次性征税对于社会，对于居民产生的冲击。而你一定知道，税负过重，民不聊生，往往是一个国家动乱的根源。
实际上从现代来看，这种多发债少征税的思路也正是美国崛起的金融逻辑。政府通过发债，从国内外吸收廉价的资金，让居民手里的资金份额更大，通过投资再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
三、税收和发债的第二个区别是契约关系不同
那除了资金筹集的时间概念不同之外，债和税的第二个区别是契约关系不一样。税收是全民性的，强制性的，而发债是局部性的，契约化的。这种选择既和各个国家的政权模式密切相关，又对各个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细心的同学不难发现，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藏宝于库”的大多是中央集权式的帝国，而那些通过举债藏富于民的大多是分封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欧洲国家。
另外一个你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人类历史上，像二战以来，长达70年的和平时期是很罕见的。大部分时候，人类社会都是金戈铁马，抢夺资源，所以战争开支是各个国家最大的财政支出。而税收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一旦遇到大的战乱，税收很快就会导致涸泽而渔，民不聊生，而造成帝国解体，或者是改朝换代。
而欧洲国家，一直处在激烈博弈的状态中，它缺乏大规模的征税能力，只能借债。而且因为整体社会比较穷，所以早期欧洲国债的购买者并不是普罗大众，而是那些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富有家族。比如说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曾经是英国国债和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所以国债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把这些贵族手里的资源进行了时间维度上的优化配置，同时也实现了欧洲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
所以，国债是以契约关系，明确了居民和国家中间的债务关系，允许国家以未来信用做抵押进行融资。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国债二级市场，把国家信用从虚拟的概念转化为可以循环使用的活水，这些变化对整个现代国家概念的塑造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保证债权债务关系的清晰，这就需要一套法律制度来维护这个契约的执行，所以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欧洲的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也就这样开始慢慢形成了。所以，从金融的角度看，东西方大分流的李约瑟之问就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国家在明清以后，传统社会的形态更加趋于稳定，财政危机周期性的发作，到了不可收拾之际，就以王朝更替结束了。而欧洲的各国，学会了“向未来融资”的金融手段，获得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够向外扩展，掠夺资源。同时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社会的流动性增大，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在两种金融模式的驱动下，国家的力量此消彼涨。到19世纪的时候，世界格局已经彻底地被改变了。欧洲在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科学、文化、政治、经济都已经将曾经的中华帝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