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
相信各位对江南皮革厂最开始的印象便是始于这段被全国多地卖皮包的地摊商贩循环播放的音频或是后来被制成鬼畜版的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搞笑段子，但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江南皮革厂真实存在，黄鹤也确有其人，正是江南皮革厂前任法定代表人。
而江南皮革厂也真的倒闭了，据报道，8月8日，《温州晚报》12版刊登的一则署名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称，面向公司债权人，对其破产财产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最后分配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为人民币6338292.36元，参与分配均为普通债权，债权总额为234033691.5元。
那么，黄鹤究竟有没有“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江南皮革厂又是否真的曾制售“原价三百多、两百多、一百多”的钱包，被员工二十块卖了抵工资?
“江南皮革厂”只制革，不卖包
所谓“江南皮革厂”其实全称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2002年在温州设立，投资方为温州江南控股集团，董事长黄作兴，做阀门起家。
说起黄作兴，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78年，21岁的黄作兴退伍之后分配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心思细腻爱动脑的他看到了我国当时对于阀门研究的空白。从1978——1990的十多年时间里，为了解决新中国的阀门难题，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和依靠过往参照经验的情况下，黄作兴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在1990年3月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中压调节型蝶阀。
划重点!这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世界第一台中压调节型蝶阀!
谁能想到，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退伍兵，竟攻克了困扰国内外阀门专家半个多世纪的难题，并一举获得4项国家专利。
因为当过兵，黄作兴血管里还流淌着军人的血，他没有靠这个去谋私利，直接把技术无偿献给了国家。同时，黄作兴拿到了1994年布鲁塞尔世界工业发明研究和革新的最高荣誉尤里卡奖，并拿到了世界发明者的最高荣誉“一级骑士勋章”。
随后3年，黄作兴静下心来继续研究高压蝶阀。并在1997年第46届国际博览会上，黄作兴靠着他的“JHL截止、节流、止回多功能阀门”再次获得金奖和骑士奖。
这样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黄作兴成了新中国第一个2次获得世界发明大奖的人。
后来，对中国工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黄作兴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江南阀门厂(据说是为了感谢当初江南造船厂的帮助)。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成为了江南控股集团。
虽然成了公司老总，但黄作兴一直没有忘记跟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黄作兴一心想解决退伍老兵再就业的问题，但自己的阀门厂的企业技术要求很高，不是什么人上手就能做，而那时的温州小商品发展成熟、皮革资源也十分充足，于是黄作兴准备成立个皮革厂来满足相当人数的退伍士兵安置。
投产后，江南控股集团占皮革厂50%股份，黄作兴将工厂交给其侄黄鹤管理经营。黄鹤拥有工厂10%股份，系法人代表。
媒体报道显示，投产之初，江南皮革厂一直经营良好，一度成为当地知名皮革企业。2008年还在台州临海开了新厂，两家工厂的产值合计达5亿。2010年实现销售额3.41亿元，利润342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从未生产过成品皮包，其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合成革原料销售。因此，地摊商贩们叫卖的“原价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几乎不可能直接来自黄鹤的皮革厂。
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黄鹤2011年的意外跑路，以及随之终结的皮革厂良好的经营状况。当然，那一年也正是温州商人资金链最为紧张的时刻，在汹涌的倒闭潮中，温州制造业民营企业内大大小小的老板跑路失踪乃至于轻生的悲剧不时见诸报端。
据媒体报道，黄作兴替侄子黄鹤还掉了部分债务。当时，黄作兴一共拿出了近1.3亿元，偿还了工厂的担保款和工人工资。
澎湃新闻则从温州有关部门获悉，在债务偿还期间，当地相关部门主动参与了对接协调，确保员工工资妥善发放。因处置得当，温州从未出现黄鹤跑路后员工拿产品抵工资的情况。
2012年9月，在黄鹤跑路一年有余之时，黄作兴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皮革厂已经进入最后的清算阶段，不打算继续经营下去。对于侄子黄鹤，黄作兴说，还是下落不明。
那么，黄鹤是为什么跑路的?又是怎么跑路的?
黄鹤涉赌欠下巨债
温州老板、吃喝嫖赌、带小姨子跑了……过于直白刺激的广告词，令很多人在经过地摊时，往往会驻足看一眼售卖的皮包，再打听两句黄鹤的事。但实际上，黄鹤本人的经历并没有那么奇幻。
据“浙江在线”当年调查报道：
黄鹤失踪后，温州市龙湾区专门组建了处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债务登记和审计。5月底最新上报债务数据：被直接间接牵涉到的银行10家，债务近1.5亿;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有欠条、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
当然，除了资金链紧张的原因，黄鹤的破产也确实与“生性好赌”有直接关联。
2011年6月，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曾出具一份温州民企经营状况调查，其中就有对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描述：
2011年初，由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从浙江法院公开网获得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在一起涉及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温州国信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录绒)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鹤)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一位名叫叶超群的被告，曾在辩述时称：
黄鹤于2011年初因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不能归还，与其妻子邵录绒合谋通过以国贸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贷款合同》等形式骗取银行贷款，所骗款项全部由黄鹤非法占有，黄鹤在骗取借款后随即携巨款与邵录绒一起于当年4月5日外逃。
由此可见，黄鹤涉赌欠债可以坐实，但带着小姨子外逃这一点就毫无依据。至于为什么他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下落不明无人追问，2016年钱江晚报曾援引公安部门的说法称，黄鹤跑路后，叔叔黄作兴偿还了公司的债务，没有债务纠纷，也就没必要追查黄鹤。
真实的温州皮革
虽然“江南皮革厂倒闭”、“黄鹤跑了”在地摊商贩和网友们的“运作”下成了互联网经久不衰的梗，但中国的皮革生意确实和浙江，和温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皮革制品制造和销售处于皮革产业链的下游，比上游的动物毛皮养殖、成品革制造等利润更高。从产品用途来看，中国皮革产品又以皮鞋和服饰为主。
浙江便是中国皮革生产的大省。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皮革行业企业共有8114家，浙江省以1728家的数量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分别是广东省(1698家)和福建省(1280家)。
另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17年全国皮革鞋靴产量排行榜上，浙江以81466万双的产量，排名第二。而温州，则是享有“鞋都”称号的城市之一。
温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在明朝成化(1465-1487)年间，曾作为贡品送入皇室。民国时期，温州人伊光如创办了温州有史以来第一家现代化制革厂——正华制革厂。1957年，温州市区皮鞋产量16.3万双。1978年，市区有国营、集体皮鞋厂10余家，年产皮鞋49.68万双。
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温州皮鞋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当时的情况是企业多、规模小、工艺装备落后。全市皮鞋企业数在八十年代末达到6千多家，形成温州制鞋业的辉煌时期。
但正当温州鞋业处在大发展时，一个重大挫折出现了。
1987年8月8日，5000多双产自温州的劣质皮鞋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广场被集中销毁，这被认为是温州的“耻辱之火”。80年代的温州鞋常被称为“晨昏鞋”，意思是只能穿一天就会坏，皮鞋脱胶、断底、裂面现象非常普遍。
“武林门事件”导致温州鞋业的信誉崩塌，也深深刺痛了温州人的心。1994年，温州提出实施“质量立市”战略，从打假治劣、名牌兴业、信用温州、品牌强市分阶段推进。
1999年8月8日，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回到武林广场，把仿冒该公司的2万只鞋盒与2000多双鞋点燃，号称点燃“雪耻之火”。
2002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当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皮鞋的日子定为“温州诚信日”。
2007年，为纪念“温州诚信日”实施五周年，温州人又在武林广场的“诚信之鼎”中点燃“诚信之火”，宣示温商诚信经商的决心。
也正因为烧过这几把火，后来的温州商人群体才会对“江南皮革厂倒闭”音频的爆红感到愤怒，认为这诋毁了其他温州皮革厂的名誉，并决定为自己“正名”。公开报道显示，
2013年10月中旬开始，数百名四川温商在四川温州商会的支持下集体维权，收集证据并向当地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举报，要求打击以“黄鹤录音”诋毁温商方式叫卖商品的行为。
对此，相关地区政府部门进行了多次联合执法，并查获多名用“黄鹤录音”叫卖的商贩。经工商部门摸排查证，这些摊贩与“黄鹤”毫无关系，录音只是推销手段，所售皮具也非温州产品，均为从当地进货商批发的“三无”产品。因销售“三无”产品、虚假宣传，相关商贩先后被执法机关给予了行政处罚。
2016年，《江南皮革厂倒闭了》MV的作者也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个人声明：“经查证，本人去年5月制作的《江南皮革厂X gentleman》的恶搞视频内容不实，对温州的其他皮革厂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现已删除视频，也请大家不要继续传播，在这里向被影响的温州一系列皮革厂致歉。”
江南皮革厂的事情迎来结局，小编认为也为企业经营者敲响警钟，企业经营要以诚信经营为本，但也要紧跟时代发展作出相应调整，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浙江温州，“机场大道618号”看上去很不起眼。
门卫室由8根刷着白灰的石柱和一个倒三角屋顶构成，自动伸缩门半开着，即使是在上班时间也少有人往来。站在宽敞的院落门前，找不到任何与公司或企业有关的名称标识，棕榈树后的围栏上只剩“江南”二字。
76岁的王少华（化名）每次经过这里，都会下意识朝厂房方向望一眼，不过他的心中已没了波澜。若是早几年，他总会想起2011年4月6日的那个清晨——同样是在厂子门口，他得知，老板黄鹤跑路了。
江南集团与黄氏家族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温州，以农村家庭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有如一团野火，在这座沿海城市延烧。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
正值改革开放的风口，温州小商品经济在“前店后厂”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下慢慢兴起，皮鞋、打火机、服装、电器等制造业纷纷冒头。仅在柳市一个镇就出现了多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在五金、矿灯、螺丝、电器等8个领域风头正盛，被称作“八大王”。
而在温州最东部的龙湾区，一个叫黄作兴的退伍军人既不生产小商品，也不采用家庭作坊模式，而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在1986年创办了瓯海永中阀门三厂、永昌机电阀门厂，专攻阀门革新与制造。其中，永昌机电阀门厂即现在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1990年到2004年间，靠着钻研和创新，黄作兴不断扩增属于自己的国家专利，两次获得世界科技发明最高奖“尤里卡金奖”和“尤里卡一级骑士勋章”，一时风头正劲。
2004年，江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黄祚兴作为董事长和总工程师，集团下属多家子公司，总资产10亿元，年产值40亿元以上，业务覆盖阀门、皮革、铸造、矿山开采、房地产等行业。
当地经济学家任宗强曾评价温州商人，“温州企业家是这样，赚了一些钱就去做其他的。”温州大学教授张一力认为，温州人最大的特点，是以赚更多的钱做价值判断。
在江南控股集团众多子公司之中，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2年，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原料销售。谁也想不到，它会成为日后“神曲”里的那个“江南皮革厂”。
说起温州的皮革，王少华坐在昏暗的客厅里指着外面说道，“当年很热闹，这个机场大道上一路过去都是厂子，基本上都是皮革厂，七八公里上面都是。”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温州口音，说起话来短平快。
如今，机场大道两旁的工厂企业因为拆迁改造的缘故所剩无几，从永中往北走到黄山村地界，也就四五家皮革厂还在经营。
据《中国现代企业报》2007年报道，曾经入伍四年的黄作兴之所以成立皮革公司，一是因为皮革市场火爆，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吸纳退伍残疾军人，解决他们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险问题。
江南控股集团作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拥有着5成以上的股份，当时的董事长即是黄作兴二哥的儿子黄鹤。他在2008年以每年1250万元“承包”公司，成为公司法人。
人民日报浙江分社副社长袁亚平曾在《浙江日报》上刊发过一篇关于黄作兴与黄鹤的文章，其中有个“托孤”的情节——
黄鹤14岁时，父亲去世，年仅39岁。弥留之际，父亲把儿子托付给了弟弟黄作兴，希望他能照顾好黄鹤。
黄作兴也正是这么做的。“黄鹤早年就在叔叔的阀门厂里打工，直到后来有了皮革厂。”王少华说。
风生水起的十年
王少华没听过那首红遍网络的歌，也不知道什么叫鬼畜。江南皮革厂的破产对他来说，只是一次扎实的投资失利。
在他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堆放着一些已经做好的过滤网布，炎热的夏天他不舍得开空调，赤裸着上身开始回忆在皮革厂的往事——
从15岁开始做手工，王少华靠手艺养活了一家人。2000年前后他退休下来，在老家的村子里待着。村子拆迁后他和老伴住到了安置房，平时不爱出门的他偶尔会接点手工活。
退休后没多久，他在儿子的劝说下加入了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担任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他让我帮帮忙，一下子帮到厂子里面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也拿出了几十万，参股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当时大家都是你投多少我投多少”，之所以拿出这笔钱，是因为他的儿子就在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工作，和黄作兴有亲戚关系。
王少华说，在温州，一家人共同经营一个公司很常见，在黄鹤做董事长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公司的出纳。
温州市瓯海区委常委戴晓勇曾撰文研究过这个现象，“宗族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广泛的互助作用。”简而言之，温州人做生意习惯于依靠宗族关系。比如一家工厂，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厂经理，弟妹是后勤。
但戴晓勇也指出家族企业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血缘纽带作用，会带来很强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缺少制度与规则的约束，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漏洞。
从建厂一开始，王少华就在了，“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划地皮盖厂房，钢结构的，盖得很快”。
投产之后，皮革公司主要从外面引进革基布、树脂、油等原材料，再通过技术手段加工成人造皮革，这些皮革销售出去后，将被用于箱包、皮衣以及少量皮鞋制作。这也意味着，江南皮革公司从不生产成品皮包或箱包。
皮革市场的火爆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温商密不可分。
王少华介绍，那时候温商在外面进货，加工好之后销路也广阔，卖了能赚到钱，势头好，做的人自然就多了。他比划着说道，“原材料只管运来，我给你赚钱”。
2011年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曾经做出一份关于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显示浙江江南皮革厂在2010年仍能实现销售收入34147万元，净利润3425万元，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对王少华来说，他投股的钱在几年之后就基本靠年底分红拿回了本金。袁亚平也写道，黄鹤承包公司一年后，开发了新产品，拓展了市场，业绩猛然提增。
公司效益好了员工待遇自然不会差。王少华回忆，厂里的底层工人当年每月也能拿到2000-3000元，工程师一年则有50-60万的收入。在他印象中，当时厂子里掌握核心技术和内幕的大多是本地人，流水型上的工人以外地人为主，流动性很大，每天人来人往。
“从来没拖欠过工人工资，工资只占了成本的很小一部分。”王少华说，高利润的背后是高成本。
“那时候原材料成本很大，都是千万起步，100万200万根本不当回事。”王少华说，厂子里东也欠钱，西也欠钱，主要是原料供应商。但只要公司账面上有钱进来，就会有人不断把钱投进来，没人相信你会跑路。
一切看上去走上正轨，谁也未料到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
黄鹤跑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2010年后，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银行贷款随之收紧、加息，商人们开始转向民间借贷。
一时间在温州市区各个繁华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即使是亲友之间借钱，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
一旦某个公司资金链断裂，或是担保的下属公司出了问题，都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也正是在2011年，温州爆发了民间金融危机，一批温州老板“跑路”，在温州3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一道阴郁的疤痕。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当年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鹤跑路了。
2011年4月6日，王少华清晨7点半照常去公司上班，前一天是清明节，公司放假一天。当他走到厂子门口时，许多人聚集在这里，混乱而又喧闹。警察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
从人群口中，王少华得知，老板黄鹤跑路了。来找黄鹤的，大多是原料供应商和要贷款的人，不少员工也不知道该不该上班，站在一边“看热闹”。
袁亚平在当年的文章里披露了黄鹤“跑路”的细节：他开着一辆保时捷越野车，带着家人前往温州机场，把车钥匙留在了机场服务台。一位亲戚在接到黄鹤的电话后，来到机场开回了车。自此，黄鹤不知去向。
消息传开后，工厂停止了生产，多条台湾全自动PU合成流水线连同印刷机、磨皮机、揉纹机等全都停止了运转，公司出现不同程度的打砸现象，就连位于台州临海的新公司也被抢了。
据《温州都市报》报道，4月8日开始，陆续有员工来到公司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公司行政办公室设在厂区一楼，董事长办公室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文件和纸屑，办公桌抽屉被人打开，地上扔满了空礼品盒。
当天，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公司股东调剂了80多万元用于支付300多名员工工资，稳定工人情绪，对债权人进行登记。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直到黄鹤跑路，人们才发现公司已经负债累累。
据“浙江在线”当年调查报道：黄鹤失踪后，温州市龙湾区专门组建了处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债务登记和审计。
5月底上报债务数据显示：被直接间接牵涉到的银行10家，债务近1.5亿；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有欠条、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
在坊间，人们印象里黄鹤失联的原因，是他赌博欠下巨债无力偿还。
“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中提到：2011年初，由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当年在龙湾区，赌博现象一度处于失控状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0月报道，龙湾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伟坦陈，“不仅一般群众参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组织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刑事案件。”
袁亚平在文章里写道，黄鹤好赌，早在出逃前几年就曾在澳门赌博输了一千三百万元，为躲债逃到泰国。黄作兴得知后让他回来认错，黄鹤再三表态不会再犯，于是黄作兴帮他还了赌债。
王少华不知道黄鹤是不是因为赌博欠了钱才逃走，但他可以肯定，黄鹤平时没少提赌博的事。“有时候开会，他就跟自己家里人开玩笑，说自己在澳门赢了多少多少钱。”
在王少华眼里，黄鹤是个精明的商人，见到自己总是会打招呼，但是对其他不熟悉的人就不会这么客气。王少华介绍，跑路时黄鹤30多岁，有两个孩子，带着一起跑路的不是什么小姨子，应该就是他的家人。
2011年8月19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申请对皮革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年9月，法院受理了申请。在清算时才发现，黄鹤带走了公司账册。
一时间，不管是股东还是法院委托的管理人都很难统计出黄鹤到底欠了多少钱，直到2015年，管理人才将公司应收款项催收完毕，等待分配。
在当时，江南阀门公司为江南皮革公司担保5000万元，银行在黄鹤跑路后立即要求归还这5000万元，否则将冻结集团和江南阀门公司账号。
袁亚平在文章中写道，紧急时刻黄作兴只能变卖房产、股权，凑了一亿两千六百万元，还了银行的钱；随后又借了400万，结算了两个厂近900名工人的工资，这才让黄鹤摆脱了债务纠纷，让集团脱离信用危机。
也正是凭借黄作兴的善后处置，他获得了“2011浙江经济年度人物”的称号，与他一同获奖的有娃哈哈集团的少东家宗馥莉等知名企业家。
但对于江南皮革公司的股东们来说，他们的钱再也拿不回来了。王少华说，像他这样大大小小的股东大约有百来人，多的几百万，少的几十万，其中黄作兴投入了7000多万元，全部付诸东流。
王少华说，十年来他眼看着公司从无到有，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说没感情那是假话，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有感情又有什么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