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货币天然是金银”，深刻揭示了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所应具有的价值形态。对于纸币，马克思指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因国家强制才得以流通，但“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无论是银本位制、金本位制，还是复本位制，抑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制，大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原理。只要货币的发行直接或间接锚定贵金属，货币本身就具有或象征着价值（含金量）。我们说基础货币发行最可靠的依据是具有真实价值的资产或实物。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这些资产或实物的价格可能会随市场交易状况变化而波动，但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底价值。
事实上，直到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才转向纯粹的信用货币。由于贵金属储量有限，随着经济发展、交易量的上升，锚定贵金属的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不可避免。只是演化成信用货币后，超发、滥发所产生的问题就极其突出。根据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原理，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再结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最基本的职能来看，以真实的资源资产价值为基础，以其交易量为依据发行货币，相比信用货币制度有本质性的进步意义。
当前，中国存在着有巨大价值且正在被广泛推向市场的主权资源，就是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域内的空间生态资源。因此，能够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所持有的资源性资产的保底价值，即根据一产（农业）价格确定的农村生态资源价值总量。这个价值量是央行经过此渠道发行的基础货币量的上限。
乡村社会不仅是生态型海绵社会，而且其空间边界内还承载着数百万亿元、甚至难以计数的空间生态资源价值。这些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的空间生态资源，具备成为新动能和新增长极的潜力，能够极大地促进以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推动经济结构性的高质量增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在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下对立统一，而“三生合一”“三资合一”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支撑经济社会同步高质量增长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为全面绿色转型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提供了“高位嫁接”的接触点。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实践中的深入，生态资源价值日益凸显，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作用的客观结果。其一，在宏观过剩突出、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下，城市投资空间被挤压，大量资本迫切需要找到安全的投资领域。其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中等收入群体总量最大的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一般都倾向于绿色消费，注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生态资源由于天然具有保值增值的潜力，被称为“绿色银行”，十分符合资本过剩压力下投资人追求稳定预期收益的需求。
“金山银山”（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空间生态资源）作为稀缺资源的属性越来越明显。从理论上讲，其资本化过程产生的交易需求也可以支撑货币发行流通。但生态资源与贵金属、能源这类传统的货币锚定物不同，它具有高度非标准化的特点，很难像传统标准化的商品那样，在市场中按一般的供求原理进行定价。因此，要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首先就要解决其定价问题，在可交易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发行和吸纳货币的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两山”故事在大江南北传颂。像是河北最北端镶嵌着一颗“绿宝石”，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塞罕坝。曾经的塞罕坝“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现在这里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从昔日“高、远、冷”，到如今“绿、美、香”，塞罕坝每年净化水质和涵养水源达2.84亿立方米，固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林场积极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成为职工及周边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好生态给更多地方带来好“钱景”。一棵树没砍，却挣了14万多元，这要搁在以前，福建三明常口村的村民想都不敢想。这笔“奇怪”的收入来自“碳票”。这是以林木生长量增量为测算基础并依据计量办法换算成的碳减排量，以“票”的形式发给林木所有权人，从而把“空气”转化成可交易、可收储、可贷款的“真金白银”。只要树林管好了，林木所有权人就能源源不断获得收入。今年5月，三明举行林业“碳票”首发仪式。常口村3197亩生态公益林监测期碳减排量12723吨的“碳票”，发行当天即被买光。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条是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的关键是活化农村因在工业化时代不被定价而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为此, 只有通过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的创新, 才能在生态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 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 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也才能重构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治理有效的经济基础, 这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建构乡村振兴经济基础的关键问题。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是活化农村因在工业化时代不被定价而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为此, 只有通过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的创新, 才能在生态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 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 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也才能重构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治理有效的经济基础, 这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建构乡村振兴经济基础的关键问题。
在农业一体化思路下, 许多地方走不出农户与集体对立的政策死结, 这是因为耕地作为一产化农业的主要要素, 早就已经分配到农户几十年了, 再想收回集体非常困难。而从农业三产化的角度来看, 真正能够被资本化开发和再定价的要素, 恰好是因具有不可分性而还没有也不可能被分到户的阳光、泉水、空气、山林等生态资源以及乡村文化资源。这些山水林湖草等资源要素在一产化时代几乎没有被定价, 因此就具有被定价和再定价的增值空间。而要对这些资源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进行排他性占有和开发, 就需要发挥集体作为资源产权归属主体的作用。
理论上看, 生态资源内涵的多样性, 导致占有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对不同内涵的消费以及形成的消费弹性是不同的, 因而产生其定价多样性的困境。效用不同导致它价值内涵不同, 它的内涵不同导致单一价格没法确定。因此, 乡村生态化转型必须是整体定价, 而非分散定价。所以, 要对这些符合一二三产融合要求的资源要素进行开发, 就必须借助于集体经济组织, 因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利边界是以地缘为依据形成的。而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借此直接占有这些要素被三产化的再定价收益, 用于对村民股东的分配, 据此形成乡村基层的有效治理。
可以说，以生态资源开发为主线，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能帮助我国利用现代市场把过去被动纳入全球化所形成的包袱甩掉，至少可为我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