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的一个傍晚，一声巨响将路人的目光引向了马路上。一辆小轿车将正在过马路的男子撞飞，男子被撞后倒地不起。
随后悲剧再次发生，第二辆轿车突然冲出，从男子的腰部碾压而过，行人立刻拦车却没有拦住第二辆车。
一分钟后，第三辆车出现，从男子的颈部碾压过去，第三辆车和第二辆车一样肇事逃逸。
一车撞倒，两车碾压，三辆肇事车的责任该如何划分？受害者家属遭遇索赔难，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行人遭遇飞来横祸车祸发生后有人发现躺在地上的男子有些眼熟，便连忙给同村的屈永海打了电话。
屈永海赶到车祸现场后确认，被三辆车连续撞击的男子是他的哥哥屈永和。经救护人员确认，屈永和在这次事故中当场死亡。
警方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总共三辆肇事车辆，现场却只有第一辆车的主人在场，第二辆、第三辆车的主人已经逃逸。
因此，警方也无法认定这三辆车的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屈永和的意外身亡，到底与哪辆车有直接关系？
屈永和今年42岁，没有结婚，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弟弟屈永海称，自从哥哥没了之后，老父亲一直没有振作起来。
老人在得知大儿子车祸死亡的消息后，心脏受不了直接住院进行治疗。让屈永和一家人难以接受的是，肇事司机的态度。
案发后，屈家只收到了肇事司机刘国涛支付的4万元赔偿款，这笔钱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司机至今没有上门道歉。
死者弟弟屈永海：“通常人里都有一个情或者一个理，我就敢这么说，他们家没有情也没有理，没来过我们家，没有一点人情味。”
2016年3月，在屈家人的强烈要求下，警方出具了这次事故的认定责任书。事发时，屈永和是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所以此次事故中，屈永和没有责任，而肇事司机刘国涛，在这次交通事故中，违反了避让行人的规定。
屈永和的家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判定刘国涛违反了避让行人的规定，难道屈永和的死亡和他没有关系吗？
之后，屈家人将刘国涛，以及为刘国涛车辆承包的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承担全部损失。
关于刘国涛的责任认定，法院是这么解释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身只是一个证明的效果。
这份认定书，法院可以采信、部分采信或者不采信。更何况本次案件中的责任认定，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肇事司机是否进行了施救行为？为了保证全面了解事情的发展，法官来到了事故发生的现场。
案发时，屈永和是在斑马线上正常过马路，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撞击他后，又拖拽行驶了20米左右。
当时是18:30左右，天已经有点黑了，所以警方调取出来的监控录像并不是特别清楚。
由于当时的光线太暗，监控中无法看清第二辆、第三辆肇事车辆的信息。因此，屈永和一家只能选择向刘国涛索要赔偿。
除了无法看清其余两辆车的信息，监控中也无法看清刘国涛当时的驾驶状况。
刘国涛的代理人认为，刘国涛确实将屈永和撞倒了，但是并不是导致后面的事情必然发生。屈永和的死亡，和后面两辆车的司机关系更大。
后面两辆车应该谨慎驾驶，可他们不仅没有谨慎驾驶，还在碾压了屈永和之后驾车逃逸。
关于刘国涛的想法，屈永和一家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刘国涛将斑马线上的屈永和撞倒，根本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屈永海：“你把我哥撞倒了，你是第一责任人，当时撞出去了，你为什么不做好措施？”
原来案发后，刘国涛并没有马上在现场摆放警示牌，在后两辆车碾压逃逸后，他才将警示牌摆放好。
屈永海称，如果在案发后刘国涛立马放置警示牌，可能就不会有二次事故发生。案发10分钟后，刘国涛才做出行为。
但刘国涛方认为，事发后刘国涛有及时拨打求助电话，同时他还是这场事故中唯一停车施救的肇事司机。
2016年8月，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双方就刘国涛到底有没有尽到施救义务进行争辩。
屈永海一家认为，刘国涛没有做到司机的基本义务，事故发生后应该立刻摆上警示牌亮起双闪，刘国涛当时却在打电话。
刘国涛的代理人则认为，刘国涛打120和110就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施救行为。
那么法院是如何看待刘国涛的这些行为呢？
最终法院认为，刘国涛没有在10分钟内摆放三脚架，导致屈永和被两辆车先后碾压，这是刘国涛需要承担主要过错之一。
屈永和一家人对刘国涛提起了另外一个质疑，他们认为案发时，刘国涛根本没有踩刹车。
笔录前后矛盾，肇事后是否紧急刹车？屈永海：“它从斑马线到我哥身体那块，20多米一点刹车迹象都没有，干吗呢？你踩刹车了吗？”
刘国涛在警方的笔录中表示，自己当时迅速踩下了刹车。
但是在对刘国涛车辆行驶速度所做的司法鉴定中显示，没有发现相关的制动痕迹，行驶速度无法确定，这又该如何解释？
法官在仔细查看了笔录后也发现：“被告的笔录中，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在9月25日警方询问案发情况时，刘国涛的陈述是自己立即踩下了刹车。
9月26日警方询问，为什么下车后没有立刻摆放警示牌。刘国涛的陈述是，当时自己懵了，驾驶车辆又往前开了一部分后停下。
刘国涛是否踩了刹车，关系到对受害人屈永和身体的冲击，是否达到一定程度的侵害。
从现场撞击的图片来看，撞击的痕迹比较明显，力度也比较大。法院最终认定，刘国涛在对于是否踩刹车的问题上，将会承担不利的后果。
屈永和的死因无法确定原告屈永和一家认为，被告刘国涛不仅违反了礼让行人的规定，还踩刹车不及时，并且案发后也没有及时摆放警示牌，才导致屈永和的死亡。
他们认为，刘国涛应该对屈永和的死负主要责任，
在尸检报告中鉴定结果显示，屈永和的死亡是由颅脑损伤、合并性创伤性休克造成的。法院认为，后两辆车的碾压可能会造成颅脑损伤。
但刘国涛的第一次撞击，也属于多发性合并的创伤性休克，也足以导致屈永和死亡。
从现场证人和刘国涛的证词，还有屈永和第一次被撞后的状态来看，它不是一个轻微的撞击。
受害人已经不能站起来或者坐直，也无法正常的交流，显然刘国涛造成的撞击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再结合法医的鉴定，法院通过全案考虑，确定刘国涛有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三车肇事，第一辆车是否要承担全责？原告认为，这场事故中三辆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其余两辆车逃逸，刘国涛应该按连带责任，赔偿全部损失。
如果刘国涛认为这样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在找到其余两辆车后，再主张自己的权利向他们索要赔偿。
法庭上，围绕刘国涛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展开激烈的争辩。
屈永和一家认为他应该承担全责，但刘国涛认为三辆肇事车辆平分，自己应该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
从整个交通事故来说，刘国涛是第一个将吴永和撞倒的人。如果他没有将屈永和撞倒，就不会有后续两次事故的发生。
其次屈永和有两个死亡原因，颅脑损伤和合并性休克创伤，第二个原因和刘国涛的撞击有非常大的关系。
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侵权，如果任何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全部的损害结果，那么两个侵权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认为，刘国涛的撞击行为足以导致屈永和死亡，他应当承担所有赔偿。等找到其余两辆肇事车辆后，他可以再向其主张权利。
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否成立在判定刘国涛负全责后，保险公司和刘国涛之间又产生了分歧。刘国涛代理人认为，赔偿责任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
因为这车是在保险期间内出的事故。但保险公司却称，这场事故不属于商业保险限额内。
刘国涛驾驶的这辆车购买于2013年6月，他同时购买了三份保险，机动车交强险、30万元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不计免赔险。
但保险公司却只同意赔付不计免赔险，拒绝赔付30万元的商业险。
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涛的车辆，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检验。应该未按期检验，这条责任免除的范围，保险公司不应该进行赔偿。”
但刘国涛的代理人表示，保险公司的这一条款不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国家规定，6个月以内的新车是免检的。
刘国涛认为，保险公园以未年检为由，是不合理的。
最终法院认定，刘国涛没有进行车辆年检，属于行政责任，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赔付。
2016年8月10日，法院对此案进行当庭宣判。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屈永和一家各项损失共计41万元，被告刘国涛赔偿原告28万余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其余两辆肇事逃逸车辆被抓获后，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也会面临最高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