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原是人们对传说中上古贤君的一种理想化的称谓，三皇称皇、五帝称帝，“皇”以表其神圣之德，“帝”以明其至尊之位。及嬴政以私天下之心兼取三皇五帝之号而称“始皇帝”，后代君主因袭不改，无论其得天下来路正与不正，无论其治天下之功德盛与不盛，皆称皇帝。
到了唐代，君主不仅照例以“皇帝”自称，而且还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名号，生则有尊号，死则有谥号，此外年有年号，庙有庙号，陵有陵号，较之秦汉晋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就来讲一讲唐代皇帝的名号。
一、尊号
尊号又称“徽号”。中国古代皇帝生前加尊号，是唐代形成的惯例，自高宗李治称“天皇”开端以后，其后武则天六受尊号。及中宗李显复位，沿而不改、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有尊号。
如武则天垂帘听政之际，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其意尚明，及建周称帝，尊号由“圣神皇帝”，一加再加，历称：“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策金轮大圣皇帝”。若非仔细考究，真不知道这些硬扯在一处的字句究竟是何用意。
尊号的制定与追加，不仅表示皇帝的功德，往往也与一些特殊事件有关，尤其是祥瑞灵征之类相关。如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遂上尊号“开元神武皇帝”。及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文武百官又上表颂其文治武功，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几次追加，最终成了“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尊号长达十四个字。
皇帝之称，本已包含褒功颂德、称神尊圣之意。唐代诸帝频加尊号，不仅使皇帝的原意颇有失色之感，而且助长了君主自尊自大之风、臣子谄媚取容之习。高祖、太宗，开国奠基之主，功昭德著，生前并无尊号。其后诸帝，贤明者少，庸愚者多，而其所受尊号，连篇累牍，极尽尊美之辞。不难看出，尊号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尊君卑臣，与君主的实际情况如功业大小、德行厚薄，已经完全脱离。
二、年号
中国古代的纪年，在汉代以前，并无特殊的名称，一般只记某王某帝某年而已。至西汉文帝、景帝，始有“后”、“前”、“中”诸名。其后，汉武帝即位，立“建元”之名，年号之设，遂为定制。
制定年号的根据，无非“章述德美、昭著祥异，或弭灾厌胜，计功称伐”而已。由此可见，年号之设制，不仅反映专制君主自尊之意，而且也与天时人事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如果精心推敲，无疑可以从年号中窥见某一朝代、某一时期乃至某一位皇帝的特色。
唐代诸帝所制年号，其根据亦不外乎于此。如太宗以“三正在旦，万国来廷，长世之术既弘，惟新之命方始，体元居正，令则其时”，遂改元“贞观”。年号的制定往往反映了一种政治思想，自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
唐代的年号当属韦后乱政时最为混乱，自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干政以来，至玄宗登基，其间五十余年，频易年号，如显庆、麟德、乾封、上元、仪凤、永隆等等，这些年号称神颂功，不为不美，平均约一年半左右就换一个年号。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几乎一年一换，甚至一年几换。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却显然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三、谥号
皇帝死后加谥，以称其功德，其制古已有之。不过，在唐代以前，谥号一般只有一字，偶有多者，也不超过两个字。到了唐代，不仅皇帝生前尊号愈增愈繁，死后谥号也越拉越长。
唐朝初年，谥号尚不甚繁琐，高祖李渊为“大武皇帝”，太宗李世民仅谥为“文皇帝”。高宗李治、中宗李显，谥号亦不过两个字。至睿宗李旦死后，谥曰“大圣玄真皇帝”，谥号开始复杂化。及玄宗死后，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猛增至到七字。肃宗死后，谥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又加两字，成为唐代诸帝初谥之最。
初谥之外，又有追谥。高宗时，为父祖加谥，追尊高祖为“高祖神尧皇帝”，追尊太宗为“太宗文武圣皇帝”。其后，诸帝效法，追谥之文亦日益繁琐。玄宗时，追谥高祖为“高祖神尧大圣皇帝”，后来又加为“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唐代诸帝追谥之号最长的是宣宗。懿宗咸通十三年（872），追谥宣宗为“宣宗玄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谥文几乎罗列了所有的赞美之词，不仅繁琐难记，而且与宣宗本人的功德也相去甚远。
四、庙号
皇帝死后，不仅要制定谥号，以表尊崇，而且还要建庙立号，以备祭祀。庙号的确定，既要符合宗法制度的习惯，又要考虑皇帝的功业德行，建庙立号的原则，早在三代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
到了汉代，这一原则继续被沿用并加以发展。唐朝立国，宗庙制度远承三代而近仿两汉，宗庙定号与祭祀，大体不逾汉家规矩。但是，实际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祖有功宗有德”，这一原则常被人提起，然而具体落实到真切之处，却难免有意无意帝忽略了“功德”二字的底蕴，只把一个虚名用来敷衍后人。
唐代皇帝自李渊、李世民庙号称高祖、太宗，其余照例称“宗”。不仅如此，唐代诸帝不仅照例称宗，而且似乎并不满足。宪宗李纯死后，嗣君及礼臣表颂其功德，竟欲以“祖”称之。唐代诸帝不仅自己称祖称宗，而且为不得嗣位的太子追封帝号，建庙立号。
唐代皇帝名号的混乱，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纷争，而且也令后人往往无所措其手足。举例来说，史家修撰之时，按例当称其谥号，如《汉书》高祖以下，皆称某帝，其后诸史，皆沿此例。及至新、旧《唐书》，一改旧观，皆称庙号，而读史之人，很难了解其中究竟。
实际上，这一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古代专制主义政治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尊君之风的泛滥；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是权宜的结果。唐代诸帝谥号极其繁琐，书写记诵诸多不便，只好取其庙号而称之。其后宋明诸帝，沿而不改，权宜之计竟然成为惯例，这也许是人们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