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大鹏写了写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今天给大家说说，同在三希堂的《伯远帖》，这帖子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写的，由此看来，隔壁老王家真是人才辈出。
《伯远帖》原文如下：“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该帖行笔峭劲秀丽，据说在天下第十大行书里排行老四。当年，乾隆皇帝得到《伯远帖》后，兴奋地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收藏于养心殿的西暖阁书斋，并将斋名改为“三希堂”。
遗憾的是，乾隆皇帝看走了眼了，据现代书画专家研究，被他当作“上上真迹”的三帖中，《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皆为后世书家临写，只有《伯远帖》是东晋王氏法书的真迹。
从东晋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伯远帖》能一直保存至今绝对是一个幸运儿，因为书法作品特别容易毁于乱世，再牛逼的书法作品也干不过一把大火啊！
1924年溥仪出宫时，敬懿皇太妃偷偷将此帖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后被卖给了著名古瓷学家、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的郭葆昌。
1937年，张伯驹等人担心老郭把国宝卖给洋人，就打算把《伯远帖》里买走。双方商定，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卢沟桥事变后，金融冻结，张伯驹无法付清余款，只能退还文物。
抗战胜利后，郭葆昌去世，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郭家要黄金一千两，商议未果。他儿子就将《伯远帖 》献给了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以此谋得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的职务。
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众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见势不妙，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昭俊。
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伯远帖》至香港，并以此为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经商。因生意不顺利，贷款到期，郭昭俊无钱还款，国宝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
关键时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开会路过香港，他马上联系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赶紧向高层汇报，最终将国宝以重金购回。
重金是多少斤呢？根据马衡1951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秋、伯远二帖本息共为港币458376.62元，另付郭昭俊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