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2800多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0多万人次，解聘了2900多名有前科劣迹的人员，把一大批“大灰狼”挡在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之外。
在司法实践中，职能部门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这类“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案件”，“该重判的、该判处死刑的决不手软”。司法严惩会对一些不法分子有震慑作用，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后追责的“马后炮”。之前，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如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一些曾有过性侵犯罪记录的“大灰狼”也混迹其中，给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带来莫大威胁。
媒体曾报道，福建某学校教师赖某，1990年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出狱后再次应聘教师一职，并被外地一所民办学校录用，2012年因涉嫌猥亵女童再次被捕。湖北一家个体教育培训机构老师马某，2018年3月至6月，多次引诱班上14岁女学生邓某，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唆使邓某介绍其他未成年女生供其猥亵、奸淫，共性侵五名未满14岁的少女，其中一名被害人被侵害时年仅8岁。据公安机关案件资料显示，早在2013年7月，马某就因猥亵儿童被行政拘留15日。
如果把好了“入职关口”，便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入职查询、强制报告等制度，在“关口前移”上打出了组合拳。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了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和情形。2020年9月，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予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2021年6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将入职查询、强制报告正式写入立法。
不要以为这些制度都是“空头支票”，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一个案例足以证明这些制度的刚性。2001年至2020年4月，杨某某在湖南泸溪县两所小学任教期间，利用其与被害人系亲戚、师生等特定关系，采用欺骗、利诱、强迫等手段，先后强奸九名未成年女性，其中8人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2017年，曾有受害人家长向该校校长包某某、副校长印某某反映杨某某猥亵儿童行为，但二人既未调查核实，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来，杨某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死刑，而两名正副校长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检察机关等职能部门的持续推动下，这些制度“长牙齿”、“通高压电”，让大灰狼“无可遁形”，在保护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不受性侵上发力生威。
未成年人是未来，是希望，但也更加脆弱，需要更贴心、更坚实的法律保护。司法机关应认真落实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织密防范性侵犯罪的藩篱，给未成年人托举起一片更安全的天空。
□阳晨（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