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为什么严打(86年严打因为什么)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8名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喝完酒后无事生非。他们用菜刀将职工砍杀,抢夺了一支五六式步枪及三十多发子弹,来到大街上肆意开枪,致使27名无辜者不幸死亡,其中甚至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除此之外,他们还强奸了多名女青年,抢劫了很多商铺。给当地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紧急向邓小平汇报情况,在刘复之说完后,邓小平罕见地发了大脾气,并且做出了指示。在这之后,一场轰动全国的严打运动便开始了。这场严打运动共处决了2.4万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刘复之到底跟邓小平说了什么,使得邓小平如此生气,并且推动了这一次的严打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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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个特殊时期结束后,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随之结束。然而这样一来,使得城市的待业青年急剧增加,在1979年,就有多达2000万的待业人员,而在北京,也有40万的待业人员。这些人没有工作,便整日在社会闲逛,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80年,全国共立案超过75万起治安与刑法事件,而到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蹿升至89万起。

例如,在1979年9月发生的上海控江路事件。一名青年公然欺辱农民,抢劫货物,执勤交警便抓捕这名青年进行体罚。这让一些地痞流氓趁机闹事,他们围攻殴打这名交警,并且还到处砸车,偷抢财物,甚至猥亵妇女等,整个控江路一片混乱。直到警方派出了300多警力,才控制住局面。

还有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东路的案件,一伙青年袭击、杀害民警,情况恶劣。1980年10月,一位失恋的青年在北京火车站二楼埋下炸弹,引发自杀性爆炸,造成9人死亡,80人炸伤的严重危害。1981年,吕海鹰反革命集团公然枪杀民警,抢夺枪械,杀人越货。

此种案件,数不胜数。特别是在1983年前几个月,这些案件继续猛增,并且影响极其恶劣。

1983年2月12日,沈阳发生了王宗坊、王宗玮“二王”凶杀案,这两兄弟凭借枪支和手榴弹,任意打死打伤公安执法人员和群众,事发后还流窜到其他省份继续作案。新中国对此发出了第一张悬赏通缉令。这些作案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青年人。据统计,在犯罪人员中,80%都是青年。并且除了普通人外,还有很多是高干子弟,他们凭借父辈的权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这些案件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重视,1984年4月,中央派遣刘复之同志担任公安部部长。

刘复之是谁?为何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央会选派他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个职位呢?点击视频,继续观看!

刘复之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1917年出生在广东梅州,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先后担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对于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他都能圆满完成。更重要的是,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

1941年到45年,他一直担任八路军129师锄奸部一科科长,与叛徒和日伪汉奸作斗争。一方面他细心耐心,能够迅速探查情况,组织打击活动;另一方面性格刚烈,绝不姑息。在他任职期间,铲除了很多叛徒和汉奸,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代的各项任务。

建国后。他一直在为中国公检法事业作贡献,他一直主持推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极大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他先后担任第三任司法部部长、第一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五任公安部部长、第五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这样一个“包拯”式人物,党中央选派他担任公安部部长,就是表明了一个态度,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将会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上任以后,刘复之去到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向当地公安了解具体情况,在沟通中,许多民警抱怨装备落后,民警待遇低,导致在逮捕行动中不能有力展开。除此之外,他还仔细研究文件和案例,发现1979年所颁布的《刑法》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过低,并且,很多犯罪活动中都有高干子弟参与,导致民警束手束脚。

为此,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可以通过收容审查、劳教、拘留、逮捕法办等方式处理,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应该在第一时间进行抓捕审判,并从重治理。同时还要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报告写出后立即上交党中央,邓小平当时还在北戴河疗养,但是依然在两天之内看完了报告。

1983年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邓小平住处谈话。邓小平在医护人员和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客厅,他神色凝重,看到刘复之,便直接说道:公安部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当下多发刑事案件,尤其是前段时间刚发生的六一六事件,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这样会让我们失去民心。

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我看根本问题还在下不下得了手的问题。为何邓小平会这样说呢?因为在之前一次政治局会议中,大家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邓小平提出要从重从快从严时,有一个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这其实是受了特殊时期的影响,为了将它们区分开来,邓小平直接就说:要搞那些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

面对邓小平毫不留情的指责,刘复之当即回答:的确是有存在下不了手的情况,一方面还受到特殊时期的影响,公安民警不敢行动;另一方面是存在我们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参与,使得行动更加受到限制。就比如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就有过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上海市宣传部长的儿子陈小蒙、陈冰郎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违法犯罪行为。

邓小平一听大怒,说道:不管是谁,只要违法犯罪就必须惩处。我们共产党是人们的政党,由不得他们胡来。刘复之点头称是。

随后,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有方针、步骤、措施去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并且一定要严厉,不严厉就打不痛,不痛他们就会再犯。

而且这种打击活动,也可以多进行嘛!可以有组织地在各个城市进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而且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像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开展行动了。一次行动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并且我们还要将群众发动起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一方面能够教育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也可以挽救一些青年。即使是有些犯罪分子逃脱了,那我们后面几次也可以重新把他们抓捕回来。

刘复之听了邓小平的话,边点头边做笔记。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接着,邓小平继续说,最近有的城市抓捕了一些犯罪分子,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但我们不能松懈,一时的好转并不能代表永远,现在有很多违法犯罪分子隐藏起来了,要是我们不严厉打击,不过多久,他们又冒出来了。

最后,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不是一次性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是没有用的。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就要讲人道主义,而最大的人道主义,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一定要开展严厉打击,而且要多开。可以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听完邓小平的意见后,在场的人都认为,这个决心下得好,而且很有必要。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此次谈话结束后,刘复之便开始回去准备了,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决定》,“严打”正式拉开大幕。为了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到了9月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对于目前社会多发的犯罪行为,将提高处刑,像流氓罪等,最高直接判处死刑。各地纷纷响应,“严打行动”正式启动,势如破竹。国家还将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共同参与此次严打行动。

在全国各地的努力下,“严打”行动获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全国共摧毁了七万多个犯罪团伙,缴获枪支近两万多支,子弹四十万多发,凶器二十五万多件,炸药十五万公斤,雷管近一百多万个,赃款高达上亿元。

除此,“严打”行动获得了各地群众的广泛支持,截止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而对于抓捕到的犯罪分子,国家也绝不手软。各地法院按照法规,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审判,并且当即实行审判结果。前面所说的高干子弟,也绝不赦免。像朱国华,就以流氓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上海的胡晓阳与陈氏兄弟,也因强奸、流氓罪被当庭宣布死刑。

在这一阶段,各地公安部门共逮捕102.7万人,其中2.4万人判处死刑。

1984年7月,刘复之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准备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开展“严打”第二阶段的行动,彻底扫除已暴露的刑事犯罪分子,并且深挖隐藏在社会角落里的刑事犯罪分子。1986年开展了严打第三阶段,以反盗窃斗争为重点,解决各类治安问题。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们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正是这几次的严打行动,让社会治安更加稳定,人们出行也不再提心吊胆,极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间一晃而过,1983年的严打行动距今已有38年的时间,而纵观全球,中国的治安环境也是排名前列,9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在中国独自走夜路是很安全的。而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美国,却排在36名。不可不说,中国严打行动是有效的,包括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扫黑除恶、打击保护伞等多项行动,更是让中国民众安全感十足。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83年邓小平书记所提出的“严打”,以及在这几十年来兢兢业业的无数公安民警。是他们,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安全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