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老人，他一生和我国数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少时在漳州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美丽的滨海之城——厦门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宣传；抗日战争时期又投身火线，在数片土地上拼洒热血。
建国后他又“战斗”在国家建设一线，在城市建设上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在他领导下南京城转型为“生产型”城市，快速发展；
在上海，他抓生产促建设，还领导筹建了我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厂——上海宝山钢铁厂，使得中国跨入世界钢铁生产大国的行列；
调回中央后，他在北京又开始为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殚精竭虑，主持起草制定了近百部法律。
他就是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的彭冲。
出生红区，革命道路早确立彭冲1915年出生在在福建漳州一个贫困家庭，当时得名许铁如。
他自小家境贫寒，生活在社会底层，对许多社会不平等现象深有体会。
他在深感不平的同时，也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意图为当时病入膏肓的社会寻找一个解救之法。
1933年，日军占领了山海关、继续向华北进犯，而国民党开始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
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努力扩大影响，希望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扩充自身队伍进行“反蒋抗日”。
福建，作为当时主要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拥有中央苏区县域41个，面积约3.5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占据了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
这一年，厦门中心市委在漳州恢复成立党小组，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很快在漳州全境开展。
而此时的许铁如正在漳州的龙溪高等师范读书。
龙溪高等师范学校，是福建省创办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师范学校之一，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乾隆二年（1737）由漳州知府刘良壁创办的近现代漳州首座公办学校——丹霞书院。
在建国前，它一直是我党在当地的主要活动据点，并以这里为发源地发动了多次爱国民主运动，有着“革命干部的苗圃”、“闽南教师的摇篮”的美称。
1905年秋，丹霞书院改为汀漳龙师范传习所。
后来几经迁址、变更，于1933年8月，定名“福建省龙溪师范学校”(简称龙溪师范或龙师)。
当时招收了20多名新生，编为一个班，暂时在省立龙溪中学校内开课，还未改为彭冲的许铁如就是这个班的一名学生。
作为当地文化传承的中心之一，龙师是各种进步思想的汇聚地，漳州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就是在龙师的半月楼建立。
1934年，已经是共青团员的彭冲在龙师学习期间，撰文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反对当时政府腐败统治。
他还努力团结身边的进步青年，成为了龙师的学生领袖。
第二年彭冲在学校转为中国共产党，成为龙师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后来龙师的党支部负责人。
1934年彭冲参与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芗潮剧社。
芗潮剧社以“救，救，救，救国而奋斗”为初衷和口号，以更易理解和传播的话剧形式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他们努力实践“到农村去”的口号，坚持方言演出，在当时堪称创举，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彭冲建国后，还曾回到漳州为芗潮剧社成立五十周年题词：“芗潮剧社是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是闽南一支革命的突击力量。”
海沧执教，遍寻机会做宣传1937年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芗潮剧社社员开始被迫分散活动，彭冲和另外一名党员郑燧到厦门沧江小学任教。
沧江小学创办于1917年，历史悠久。
其前身是明代著名学府沧江书院，在民国时期是闽南地区颇具盛名的学校之一，曾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到了抗日时期国家动荡，沧江小学又成为了新旧文化和思想融汇交锋的地方。
彭冲等选择在沧江小学任教就是看准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希望以此为据点，吸收进步青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彭冲在沧江小学担任语文老师，据他学生回忆，彭冲授课不是如老夫子般将课本内容逐字宣讲，而是在讲授过程中引经据典，将课文与实事相结合，让学生能凭借生活实践体验来理解道理。
他在讲“怎样写字”一课时，从汉字的结构入手，延伸到产生错别字的原因以及如何写好字的方法。
之后更是将写字的道理引申到如何做人，教导学生们为人品性也要如同写字一样端正、正派，敢于反对腐朽的旧事物。
他还经常讲时事、谈人生，让学生们开拓视野，见识更为广袤的天地，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同时，身为地下党员的彭冲在授课过程中还冒险进行抗日宣传。
他听说国民党造谣共产党破坏抗日时，将秘密读物《两万五千里长征记》偷偷借给学生阅读，鼓励学生们了解事实真相，也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当时的沧江小学里，有一座古建筑叫做魁星楼，是著名的文化古迹，也是闽南地区历代学子祭孔崇儒的圣地，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时每年的祭孔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可谓是闽南地区文人志士心目中的文化圣地。
彭冲、郑邃等共产党人决定借用芗潮剧社的经验，以魁星楼为据点宣传抗日。
他们广泛联系当地的进步青年教师和社会进步青年，在魁星楼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报纸，进行学习交流。
后来他们又自掏腰包成立了海啸剧社，吸收了很多进步青年，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进步的新时期文艺团体。
卢沟桥事变后，海啸剧社更是扛起了抗敌宣传教育的重任，在当地进行巡回演出，为当时闽南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弃笔从戎，多片故土洒热血后来日军公然入侵我国，一腔热血的彭冲决心弃笔从戎，与夫人一起北上，赴一线参加抗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夫人更名为后来为世人所知的彭冲和骆平。他后来说：“彭冲此名是我随口取的，平仄声，好读又好听。”
这之后还有一些在沧江小学受过彭冲进步思想引导的学生也先后参加了新四军。
彭冲参加新四军后继续发挥所长、陆续担任所在部队的宣传职务。
1937他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1940年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三团政治处主任以及1942年新四军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以及之后的苏中军区特务五团政治委员等。
解放战争时期，彭冲又先后参加了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多个著名战役，在祖国多片土地上奋勇拼杀。
主政南京的“好市长”“好书记”建国后，解放初期，彭冲被派驻南京长达25年。
他在南京领导改建、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将南京从“消费型”转向了“生产型”城市。
在转型过程中，为了鼓励一线科技和工作人员，彭冲也常常奋战在“转型”的一线。
南京永利宁厂试制高压容器，按照国外经验，这种高压容器需要用万吨水压机加工，而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希望用齿缝焊接的方法解决。
那几天里，彭冲同志连续三天三夜在厂里现场指挥。
测试当天彭冲同志到了现场，冒着强烈爆炸的风险，亲自鼓励工人和技术人员大胆创新，勇创奇迹。试验一次成功。
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得知后，马上发来贺电还奖励有功人员1万元人民币。
他重视企业的“高精尖”产品，把它们当做是企业的灵魂。
在他领导下，南京市的工业企业出现了“创新”热潮，一大批“全国第一”的国产产品涌现出来，如：第一台自动车床、第一只微波电子管、第一支电视显像管、第一架世界水平的标准频率仪器等。
1956年全市的工农总产值达到九亿多元，在1962年达到了20亿元，是1949年建国时的7倍多，化工，电子，汽车，建材四大产业发展成为城市核心支柱行业。
另外，在城市建设上，彭冲具有前瞻性的城市规划意识。
他在南京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让“天堑变通途”是世人对其的至高赞誉。
他还十分重视南京城的绿化。
毛主席视察南京时曾说：“中山陵的树木皆是国民党栽种的，我们中共为何不能让整个南京都绿化起来。”
彭冲在上任市长后，就开始主抓城市绿化问题，他曾笑称“南京的树啊，都是我主张栽种的，从1953年起，一直种到我调任上海一二十年。”
他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这些树木，谁要对其进行损坏就会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当时的园林局工程师唐建行同志对于一些乱砍乱伐不满，告到彭冲那里。
彭冲同志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并对唐建行的行为给予赞扬，还向市委常委会议提议：“这样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担任园林局局长。”
还有在他坚持保护下的南京市古城墙，以及多处幸存至今，得以向世人展示它所承载的千秋历史。
保民生、抓生产、建宝钢升任江苏省委书记之后，彭冲又被中央选入工作组进驻上海。开始主抓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生产。
他一方面注重保障民生，确保物资供应，保证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重视上海的基础产业建设。
1977年中央考察团赴日考察，考察团在回国报告中表示，日本钢铁领先中国15年到20年。于是中央决定兴建钢铁大厂的项目。
彭冲听说后，主动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凭借上海自身地理位置和工业发展优势最终将项目落在上海。
之后他与苏振华、倪志福、林乎加等和日本专家一起亲赴一线探测，为宝山钢铁厂选定地址。
同年12月，彭冲亲自主持会议，确定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位置。
1978年12月他亲自主持宝钢打下第1根桩的开工仪式。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全国国家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全国银行个人储蓄才180亿，而兴建宝钢预算就高达300亿，因此兴建这样一个大项目引来许多非议。
彭冲在中央的支持下，顶住压力，动员全市和全国可以调动的力量，保证了宝钢的建设工作。
1985年11月26日，宝钢一期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钢铁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国钢产量由1978年的3178吨飞跃至1996年超过1亿吨，跃居世界首位。
在2006年之后，我国又实现了绝大多数钢铁可以自给自足，称为“世界钢铁强国”。
这其中宝钢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为宝钢建设呕心沥血的彭冲等上海市负责人功不可没。
除了抓基建生产外，彭冲在上海期间对上海多个行业，如民政、教育等都做出了许多推动工作。
他在上海的4年，向上海人民、全国人民、向中央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任职人大副委员长 完善法律法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彭冲被调回北京工作，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
他连续担任第五、第六、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还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官至副国级。
此时他的工作中心从抓生产努力建设祖国，转向了国家发展的更高层面——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
彭冲深刻意识到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而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在他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他曾说过，不允许把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安排照顾的场所，更要改变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组成人员是二线的观念。
他努力践行民主法制的要求，向中央写报告，郑重指出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悬挂领袖画像，而应选择象征国家的国徽。
今天我们看到我国人大召开会议时，室内悬挂我国国徽正是那个时候彭冲所提建议而改的。
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先后主持并起草了近百部法律，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3年彭冲进入离休阶段，他身体尚好时常常回南京与老友见面，或者回到故乡福建去看望故旧。
后来他身体渐弱，就经常在家邀请老同志来吃饭。
他还一直记挂着牺牲的战友，亲自于清明节祭拜故交；行动不便之后便委托老秘书施正东代替自己到战友墓前献花。
彭冲的儿子说，父亲一直很低调谦和，不愿意去书写完整回忆录。
仅仅在一本名叫《岁月 》的影集上简单记录到：“我所做的只是党交给我的一些具体工作，算得上一名积极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吧。”
他把自己当做是个普通人，对于生平功绩保持沉默，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予历史去评判。
2010年10月18日，这位为中国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付出不朽功勋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彭冲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发扬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精神。
无论是早期的抗日宣传，还是后来的城市建设、宝钢兴建以及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他在不同领域里都以人民利益为最终目标而努力奉献着。
而我们这些后辈应该在回顾革命先辈的故事中成长，用他们的精神滋养着我们，让革命精神得以在新时代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