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姚大力
河西走廊从先秦至西汉前叶，一直属于汉文明尚未到达的地域。汉武帝时，汉军从那里逐走匈奴，于其地建置酒泉、武威郡，嗣后又从中分置敦煌、张掖二郡。四郡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名，都极有可能是用汉字音写的当地原有称谓。
所谓“汉字音写”，就是把若干个分别与源词各音节发音相近的汉字组合在一起，用来记录往往不止一个音节的各色外来语的发音。例如“浮屠”“佛陀”就是对印度古语中的Bud-dha的音写；而“佛”字所记录的，则是Buddha一名传播到中亚各地时的变体Bod、Pod或Pot(/p>
据H.W.贝利的研究，“张掖”是对东伊朗语*Cham-yaka的音写，译言“设防之地”（fortified place)[1]113。“掖”字的韵母属“铎”部，是带-k收声尾辅音的入声字，在上古后期（汉代）的汉语音系中，它的读音已从laag演变为 aag1，其音值已甚近于中古音的yak，故与-yaka的读音恰相符合。“张”的上古音，不少专家拟构为trjang。以“张”记录前一个音节cham-的读音，就其收声尾辅音之差别而言稍见勉强。本来完全可以选一个读音更接近的汉字，为什么非要挑这个“张”字呢？我以为，这是为了在用汉字记音的同时又赋予该名以某种王朝政治的隐喻。应劭释“张掖”之义为“张国之臂掖”，这应该是符合当日遴选译音用字时的原意的[2]。陈垣说，用汉语音译外来语有“先治耳”“后治目”两种方式。治耳者，纯求声音之相近；治目者，则须兼顾汉字所传达的读音与字义。治目之法系由治耳之法演变发展而来，但它并没有在此后完全取代治耳之法。用“张掖”两字来标示源词Chamyaka的语音，遵循的是治目（即耳目兼治）之法。类似的显例还有河西走廊之北的“朔方”（古音[sngroog>]shok-pang）之郡名。它粗看像一个纯汉语名称，其实很可能是东伊朗语*Saka-pruvāna的音译，译言“塞族人戍守之城”（the city of the fort of the Saka people)[1]117（注300）。
上述Chamyaka一名的词根是cham-，亦可作kam-，译言“被封闭的”。西魏先在张掖置西凉州，不久改其名为“甘州”。“甘”字古音为kam，据此则“甘州”之名源于kamyaka(/p>
上面三例音译中采用的汉字，“甘”是以-m收声的阳声字，“掖”“朔”属入声字，都以-k收声（此外入声字还有以-t或-p收声的）。这些尾辅音在转写外来语时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表音功能，必须十分郑重地看待它们。元代称塔里木（Tarim）为“塔林”，若以现代汉语读音读之，二者差异不小。但“林”字在元时仍读作l m，即以闭唇的-m为收声辅音，故“塔林”之音（ta-l m）与源词Tarim的语音颇接近。
河西古地名之可考者还有“敦煌”。组成该地名的两个汉字上古音作*tur-gwaang，当即用来音译东伊朗语词*druvāna（或由druva-pāna压缩而来），译言“受安全保卫[的城池]”（having safe protection)[1]100。
那么在汉朝政权进入之前，究竟谁才是河西走廊这些设防城池的拥有者呢？至少自公元前年以往，占据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早已是吐火罗语的祖先人群，一般认为他们是从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南迁的阿凡那羡沃文化（前3300至前2500年）拥有者的后裔3[3]。他们的存在，阻断了说原始伊朗或东伊朗共同语的各人群经由塔里木-吐鲁番盆地东端将河西走廊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可能性。因此在河西建置了这些屯防要塞的东伊朗语部落，只能是从天山北麓进一步向东南伸展的月氏人。在月氏帝国最强盛的时期，塞人应当在其控制之下，所以才会被月氏统治者征调到河套地区戍守朔方城。
第二组地名，可以确定出于非汉语，但其源词及其意义均难以论定，至多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河西有山名“祁连”，唐人颜师古说是匈奴语“天”之意。汉代有南北两祁连，北祁连即今东部天山[4]。晚至隋唐时，北祁连仍保留着诸如“时罗漫”“折罗漫”“所罗漫”“初罗漫”“祁罗漫”“析罗漫”等不同音写形式的“夷名”4。同一刊本的文献、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更不用说不同文献，对隋唐时期该山名的译音用字多有不同。如《通典》北大藏宋刻本三处作“时罗漫”，一处作“折罗漫”；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凡言州郡地理，三处都作“折罗漫山”，唯于叙述隋代边地史事时作“时罗漫”，此正与《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作“时罗漫”者同。在据嘉靖刊朝鲜活字本补抄的北宋本阙卷里，有三处作“时罗漫”，而北大本作“折罗漫”之处则作“祁罗漫”，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同。《史记》卷一〇九《李陵传》“正义”引《括地志》作“初罗漫”，而《唐音》卷一引《括地志》又作“所罗漫”。《元和郡县志》畿辅丛书本有两处作“时罗漫”，一处作“折罗漫”；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两处皆作“折罗漫”（另一处正好在脱落的字行中，无从查考）。《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则校改所据底本之“析罗漫”为“折罗漫”[5]。
唐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碑》名此山为“时罗漫”5。将《姜行本碑》与以上枚举的唐代文献结合在一起看，颇可以断定这座山在隋唐时最可采信的名称为“时罗漫”或“折罗漫”6。“折”与“时”的中古音同属“禅”声母，可分别拟构为d i Et、d 。把“所”“初”等字也纳入讨论范围，其声母分别为“审二”（“所”疏举切，音 ）、“穿二”（“初”楚居切，音t h ）7[6]，皆与“禅”母同属正齿音。故上述诸地名也都可视为声近而相通的同名异写。只有“析罗漫”之“析”字，因为是一个带尾辅音-k的入声字，与该地名其他写法的读音皆不能相谐，或可断为“折”字之讹。《旧唐书》中华书局本点校者的改正是对的。
“祁连”在汉代的读音，可拟构为gril/kljil-ren，它在中古汉语音系里演变为gi/t i -lien。“时/折罗漫”的中古音值则可拟构为d /d i Et-la-man，可知它与“祁连”在中古汉语音系里的发音十分相近（d /d i Et-la-man>d /d i Et-la-wan>d /d i El-luan>t i -lien），因此它很可能就是“祁连”之名在后世的讹变。东部天山今名Boghda-tagh，突厥语译言“神山”，神即天；此名为突厥人以本族语对该山原名的意译。足见以“祁连”为天，或不为诬也8。
“祁连”之名究竟源于何种语言，现在尚无法知悉。劳费尔很久以前曾认为，它可能与满语中的kulun有词源学上的联系[7]152。满语Kulun译言“生命力、力量”[8]。可是在上古的河西走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与满语有渊源关系的“夷名”？此外对该山名的源语及语义还有一些其他推测，但似乎都还缺少足够的说服力[9]。
“焉支山”之名，肯定也出于非汉语。只是这个地名在后世与妇女的化妆用品燕支（或名“烟支”，亦即“胭脂”）以及匈奴语对单于后妃的称谓“阏氏”混为一谈，从而被误认为是三个同源而语义可通之词，于是造成十分混乱的解释。
上述混乱的产生，应始于汉代之后。据《汉书》颜师古注所引东汉服虔之说，“阏氏”当音读为“焉支”[10]。曹魏时人苏林也这样说。但此说仅就“阏氏”的读音言。汉代人概念里的“阏氏”，至多只是与作为山名之“焉支”同音而已，二者的语义并不相涉，恰如张守节《史记正义》谓焉支山之“焉”其音与“烟”同[11]。至于“胭脂”或者它的早期书写形式如“燕支”“臙支”或“烟支”，更不存在于两汉。《说文解字》《广雅》均未收“胭”“臙”两字。成书于三国的《广雅》收有“燕支”一词，却是把它当作一种名剑的名称来载录的[12]。虽然西晋时的张华已提到制作胭脂的植物原料红蓝，并谓其为“张骞所得”9，但“胭脂”一名或其任何一种异写形式似仍未出现在他的《博物志》里。从现在检阅得到的史料来看，“胭脂”一名始见于西晋崔豹的《古今注》，写作“燕支”。到《十六国春秋》时，该名词已雅化为“臙脂”10，尽管东晋人还在以“烟支”称呼之。而“胭脂”之名的广泛流传，应是隋唐时候的事情了。这是一种从域外传来的物品，这一点从其名称的译音用字逐渐由治耳转变为耳目兼治的过程也可以看得出来。
胭脂流入汉地社会后不久，“胭脂”与“阏氏”“焉支山”词义的混淆就开始了，其过程可分两个阶段来追溯。先是“烟支”在东晋时被混同于“阏氏”，而后“焉支”又在唐宋时逐渐被看作“烟支”“阏氏”的同名异译。以下就分这两个阶段简述之。
“阏氏”虽或音读为“焉支”，但它与作为山名的“焉支”之语义本不相干。成书至少在6世纪之前的《西河旧事》有言：“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如此。”[11]此语亦未必带有把焉支山与妇女妆面之胭脂相关联的意思。
然而“阏氏”与“烟支”两者，在东晋习凿齿《与谢侍中书》里已被联系在一起。其书曰：“此有红蓝，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绯黄，挪取其上英鲜者作烟支。妇人装时，用作颊色。……吾小时再三过见烟支，今日始睹红蓝耳。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燕支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读《汉书》也。”11根据他的意思，则阏氏得名于原义指美女敷面的“燕支”，“燕支”从脂粉转义为美丽可爱，再转义为匈奴王后妃的名号。习凿齿仅凭音近，未举证任何其他关联，便以臆断将两者合而为一。这早就受到过颜师古的质疑，后者设问道：“若谓色象烟支，便以立称者，则单于之女未之居次，复出何物？”[13]
习凿齿所说的“红蓝”即safflower。劳费尔认为：“此花来自外国，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也不会在第三或第四世纪晋朝之前。”[7]150唯西晋《博物志》已提及红蓝，则该植物自汉代即已被引种到中国的可能性似不能排除。红蓝亦名“燕支”，或以进口脂粉之名移指该产品所用之植物原材料故尔。“燕支”与“阏氏”之名号，原本只是没有什么语义上的联系的两个同音词而已。
不过到这时为止，“焉支山”之名仍没有与“阏氏”“燕支”相纠缠。庾信虽有“失烟支之山，下马而去”之句，但也只是表明“焉”“烟”两字因同音而可互替。此与张守节以“烟”字音注焉支山之“焉”，其意相同。从其字里行间似还看不出以“焉支”当脂粉之意。
时至隋唐，文本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尽管《通典》《元和郡县志》之类比较慎重的著作说及焉支山，无一言旁涉“烟支”“阏氏”等易于引发歧义的名称，但在《北堂书钞》卷一三五我们第一次看见《西河旧事》所载匈奴歌与习凿齿将“阏氏”与“妇女装时用作颊色”的“烟支”视为同源的书信段落（已见前引），被一同抄录在“胭脂”条下。《北堂书钞》的撰者没有用自己的话说明本条下的这两段话究竟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他以习氏书信作为大号字“采蓝红用为颜色”之下的小字释文，又以匈奴歌全文作为大号字“使我妇女无颜色”之下的小字说明，可以看出他是将匈奴歌中的“无颜色”与胭脂联系在一起理解的。可是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与歌里提到的焉支山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几乎是同样风格的掇抄也见于《北户录》之中[14]，引文内提到的山名“焉支”究竟是否与意谓脂粉的“燕支”或“烟支”相关，依旧语焉不详。
北宋前期的《太平御览》也有“燕脂”条，条下抄录了张华《博物志》、《西河旧事》所载的匈奴歌、崔豹《古今注》以及习凿齿《与燕王书》的四则史文[15]。现在看得出，古人凡述及胭脂的历史，匈奴歌已成为必予引用的史料。这时候把焉支山名与胭脂相提并论，遂水到渠成。所以到南宋时的程大昌笔下，便俨然以“燕支山”替换“焉支山”原名。他写道：“焉支山，正书为燕支。……红蓝最初根种，必出此山也。”[16]比程大昌晚一些的胡仔，虽未像前者那样擅改匈奴歌里的“焉支山”原名，却杂糅《与燕王书》中的文辞声言：“盖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红蓝。北人采其花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妇人妆时，用作颊色，殊鲜明可爱。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胭脂也。”[17]把“焉支山”之名与“燕支”（即“胭脂”）、“阏氏”串联为一组同源多义词语的历史语言学“构建”，至此才算完成了。
尽管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已足以让我们分辨出三个词语各自不同的来源，但对它们分别出自何种语言以及如何从词源学角度对其作进一步释义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寻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蒲立本正确地否认了“阏氏”与“燕支”的语义联系。他以为，纵然二者语音相似，但由此便遽而推论匈奴王后妃因“可爱如烟支”而以“阏氏”名，至多是一种通俗词源学的解释。他进而放弃了服虔读“阏氏”为“焉支”的见解，另取司马贞《史记索隐》“阏氏旧音曷氐”之说，认为它就是后来突厥-蒙古语中的qatun，译言“妻子、可汗或汗之后妃”12[18]196-200。
可是另一方面，蒲立本却轻信隋唐人的臆断，以为“焉支山”之名起源于山上生长的用于制作胭脂的红蓝花。他写道：“‘胭脂’这个词也是甘肃境内靠近山丹的一座山的名字……红花染料出在此山，因此得名。”他说，两者“更像来源于一个同吐火罗A方言ārki、B方言ārkwi‘白色’有关的月氏语词。这个印欧语词根主要意为‘闪光、明亮’。”13[18]197-198
贝利认为，蒲立本从中古吐火罗语追寻一个更古老的汉语词“烟支”的起源，难免有时代倒错之嫌疑。另外，这样做也丢失了汉语中该外来语译名与伊朗语支诸语言的真正联系。他指出，和阗塞语称红蓝花为ysara jsa，派生于zar-（译言“红色的”）。但他并没有讨论此词与“烟支”的词源有无关系的问题，而是采取与蒲立本很接近的释读路径，不过是转而从同样出现在伊朗语里的ark-（译言“变明亮、变白”）>*archīk（“变为白色”）寻找“烟支”的词源线索罢了。
但是涂抹胭脂怎么会使脸“变为白色”呢？贝利似乎是误将译自汉文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在对译“著烟支、胡粉、朱唇入寺者”一语时出现的’sp’yt’w（译言“趋于白色”），与汉文本中的“烟支”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1]129（注352）。按照他的逻辑，如果粟特语可以称胭脂为白色染料，那么尽管我们仍不能完全理解胭脂为什么会被认为与白色而不是红色联系在一起，伊朗语中还以其他的类似形式如此称呼它，似乎也不难理解。
然而实际情况是，粟特文本在这里并没有将汉文本里的“胭脂”一词如实翻译出来，相应的译文是：“凡有人在家以白粉涂抹其脸，复加妆点，并走入寺院”14。贝利原本是想举粟特语文献采用派生于“白色”的’sp’yt’w来翻译“烟支”之名作为证据，论证胭脂与白色的语义联系。此一中间环节若告断裂，则以“胭脂”为伊朗语arkchīk音译的见解也就失去了说服力。汉语中的这个外来词究竟源于何处，至今还没有被人勘破。
至于作为山名的“焉支”，贝利误以为与“烟支”属于同源词，所以他拟构的arkchīk在他看来对二者都是适用的。如果arkchīk不太像“烟支”的源词，那么它还会是“焉支山”之名的来源吗？可惜汉文记载里找不到焉支山别名“白山”的佐证，不然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西汉记载中河西四郡的军事行政地名及自然地名共七八十个，包括军事行政地名五十多个，自然或人工设施地名二十多个[19]。扣除上面已讨论过的极少数几例，以及二十多个可以确定是纯汉语词的地名之外，剩下的大多数都可归入第三组。它们虽然好像是用汉语命名的，有不少看上去还全然出于汉语，但其实很可能都是以治目方式汉译的外来语，唯其源词及原义均已不克详悉。为讨论方便，现在先谈第四组纯属于汉语的地名，再回过头来简单说说第三组的那些地名。
在由汉语生成的第四组地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玉门”。该名在和阗塞语文献里写作gūke-mana[20]，表明它正是从汉语原型转写过去的。这个和阗塞语地名，很可能是从很早的年代流传下来的称呼，尽管它指代的地理位置未必一直是西汉玉门县治的所在地。
其他那些产生于汉语的地名中，有诸如“东部都尉”“西部都尉”“中部都尉”“北部都尉”等驻防地名。不但“都尉”的官号出于汉语汉制，而且“东部”“西部”“中部”“北部”之类的方位修饰语，都分别针对四郡内部的相对地理位置而言，因而只有在西汉行政建制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与此相类似，“农都尉”“宜禾都尉”“遮虏障”等地名，也可视为源出汉语。
自然地名里的“南山”（在姑臧以南，因名；即今武威西南的祁连山）、“弱水”（今额济纳河），也是出于汉语的地名。
第三组地名占了西汉四郡地名的大半，它们恐怕都是用汉字音写的当地非汉语词语。“删旦”一名在历史上保留了很久，所以即便将之改为“山丹”之后，还不难令人想起，“山丹”的前身原是一个采用治耳式记音的外来语地名。酒泉郡的治所名为“禄福”。这两个字在起名当时还是同义词，至郑玄笺注《诗经·瞻彼洛矣》“福禄如茨”句时，始将其分别为“爵命为福，赏赐为禄”15[21]，后世惯用语遂多写作“福禄”。晋司马彪为《后汉书》续《郡国志》时，即把它误写为“福禄”16，由此透露出，其汉字音写的属性逐渐被人们淡忘。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名的非汉语性质，从一开始就被治目式的汉字转写形式掩盖起来，以致后人更容易把它们看成源于汉语的地名。西汉最先设置的两郡，其郡名“武威”和“酒泉”应当都是从一开始就被雅化了的汉字音译词。东汉中后叶的应劭谓：酒泉因“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颜师古也说：“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2]可见它的真实词源，到东汉后期就已差不多被淹没了。
蒲立本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那篇长文《汉族与印欧语人群》的开头指出：“对那些在自身文化具足的传统信念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来说，除非发现具有绝对说服力的相反证据，汉文明的每一种基本成分，包括农业、冶金技术的发明等等在内，都被十分自然地看成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从他们自己的原创性活力中发展出来的。”对河西走廊古地名的分析或许也可以作为某种佐证，表明汉文化从它的最早发育期开始，就在与周边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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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上古音构拟据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以下不再说明。
2.《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甘州”，《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甘州”。到明代，山名被改写为“甘浚”，山的位置则被说成在城“西南八十里”，“泉甘冽，甘州之名因此”。见《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广舆记》卷九，“陕西行都司·山川”。乾隆《甘肃通志》卷六“山川·甘州府”补充说，府城东北45里之“甘峻山即人祖山，与甘浚山别”。
3.关于吐火罗人与阿凡那羡沃人的古基因比较，目前尚未见到较全面的综合研究发表。欧亚草原在史前曾不止一次发生大规模人群迁徙与人口替代事件。阿凡那羡沃人与著名的牙姆纳亚人在遗传上几乎没有区别，证明了早期青铜时代跨越辽阔空间的基因流动。在青铜时代中后期，代表着辛塔希塔人群基因库之时空延展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又以更大的规模占据了阿尔泰山以西欧亚草原的亚洲部分。而安德罗诺沃人或即说东伊朗语（包括斯基泰语、萨伽语、粟特语、巴克特利亚语、月氏语、于阗塞语等）的各种人群的共同祖先。此后他们在该地区与从事狩猎采集的西伯利亚土著民后裔发生大面积基因交流与混合，并经历了一次人口膨胀。因而铁器时代的东西部斯基泰人，从遗传学角度需要被视为在不同地域内各自生成的不同人群。参见：鄂伦托夫特（M.E. Allentoft）等《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的人群基因》，载《科学》第522卷（2015-06）;M·乌恩特兰达（M.Unterl nder）等《欧亚草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祖先、人口过程及其后裔》，载《自然通讯》8:14651(2017-05)；库兹米娜（Elena E.Kuz’mina）《印度-伊朗语人群的起源》，莱顿博睿书店2007年版。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古代印度-伊朗语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意见还有极大的分歧。参见蓝伯格-卡洛夫斯基（C.C.Lamberg-Karlovsky）《考古学与语言：论印度-伊朗诸语言》以及论文后的九篇评论与论文作者的回应，载《当代人类学》卷43-1(2002-02)。东伊朗语乃至伊朗语族的起源，从根本上说，涉及印度-伊朗语支系如何从原始印欧系共同语的起源地分化出来的问题，唯关于原始印欧语的起源地问题，至今尚未获得确解。有关它的研究史回顾，可参看马洛里《印欧语人群的故乡：评将其置于亚洲的各种观点》，载《德干研究生学院与研究院学报》1994—1995年54、55期。较新的研究成果，则可参阅：R·布凯尔特（R.Bouckaert）等《印欧语系起源与扩张的地理定位》，载《科学》新系列卷337(2012-08)；沃尔夫冈·哈克（Wolfgang Haak）等《兴起于草原的大规模迁徙是印欧系诸语言在欧洲的一个来源》，载《生物学评论》2015:013433。又见萨赫斯（J.D.Sachs）在其《全球化的时代：地理、技术与制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0）的第四章“骑马人的时代”里，对此的叙述颇为简明易懂。
4.古人讨论这些异写，可参见王褘（按“褘”为“祎”之误字）《大事记续编》卷十，《元和郡县图志》畿辅丛书本卷四十后附张驹贤《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考证》，储大文《存砚楼文集》卷八《取道》。
5.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五《姜行本碑》，《全唐文》卷一六二李义表《登耆阇崛山铭》，这两则材料蒙陈晓伟老师见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通典》与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亦有劳他代检，谨此致谢。
6.《括地志》虽然编写年代早，但原书散佚，今日所存残篇断简皆出于转相抄引。故见于佚文中的“初罗漫”“所罗漫”等，正讹难辨。又《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李贤注谓祁连山“今名祁县罗漫山”，王先谦于其下按云：“注有脱误。”“祁县罗漫山”说为《册府元龟》等书所沿袭，后世文本中的“祁罗漫”或亦出此。
7.中古汉语语音的音值用郑张尚方、潘悟云的拟构。
8.蒲立本（G.E.Pulleyblank）在半世纪之前曾说过，六十四卦之首“乾”卦，为天的象征，“乾”上古音为gran，与“祁连”的语音极其接近，它们或许是偶然同音的两个不相关词语。唯《易经》中的用语在词源学上往往难以澄清，并且在其他上下文的场合中也很少使用，所以这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还认为，古代中国传说中的神兽麒麟，其名称甚至也可能与语义为天的“祁连”有词源关系。见蒲立本《汉族与印欧语人群》一文，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66年第1—2期。不过这两个语词在上古音系中的读音，与“祁连”的读音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他的猜测或不能成立。
9.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九“红蓝花”条引“图经曰”。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红蓝花”条则作：“《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
10.段公路《北户录》卷三“山花燕支”并引崔豹《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蓟、华似蒲。云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亦谓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谓之燕支粉。”
11.《北户录》卷三“山花燕支”条。《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司马贞“索隐”亦引此条，谓出《与魏王书》，词语略有相异处，可参阅。
12.蒲立本所据，盖系百纳本景宋庆元刻本《史记》引“索隐”。若按蒲氏把匈奴语推定为叶尼塞语的看法，则突厥-蒙古语中的qatun当视为从叶尼塞语输入的外来语。又近人梁章钜亦谓，匈奴皇后号“魏晋时尚不读焉支”，见《〈文选〉旁证》卷二十四“石季伦《王明君词》”篇。
13.在《汉族与印欧语人群》一文里，蒲立本写道：“如果我们记得其词根的意思是‘光亮’‘闪亮’，那么就可能在它与译言‘白’的吐火罗语ārki或ārkwi之间建立词源学联系。”
14.此据高狄奥（R.Gauthiot）、伯希和（P.Pelliot）的《〈善恶因果经〉粟特文、汉文及藏文刊本及法译》（巴黎：保罗·格特纳东方图书馆，1926:9-10.）卷2的转写、法译、评注及索引。译注者指出，烟支与胡粉并不是一种东西，但粟特文只使用了一个“白”字来翻译它们。见上引书页59。又麦肯泽（D.N.Mac Kenzie）的粟特文英译本此处译为：“凡有人在家将脸上涂白，并妆扮[之]，走进寺院。”见《粟特文〈行为之因果经〉转写及英文译注》（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11）。这是一部由汉传佛教僧人编撰的伪经。只有从汉文本翻译过去的藏文本，将“烟支、胡粉、朱唇”全部译出了。见任小波《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41.222.268.188.238.199.等处）。
15.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禄”，并见段玉裁注。段谓“郑‘既醉’笺，始为分别之词”，应改为“郑‘瞻彼洛矣’笺，始为分别之词”。
16.《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酒泉郡·禄福”条下王先谦补注，司马彪《续汉书》之《郡国志五上》“酒泉郡·禄福”条下王先谦集解。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