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盖茨笔记表示，如果我们要让新冠肺炎成为最后一次大流行病，世界需要立即在三个关键领域开展工作：
01 制造并提供更好的工具。
卡塔琳·考里科与mRNA疫苗的故事表明，开发新工具的想法往往必须经历尝试和研究过程（有时甚至历时几十年）才能产生实际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大流行病预防计划的第一步都应该是继续投资于更好的疫苗、治疗和诊断工具。
你可以阅读如何更快地开发和交付新疫苗一文，来了解相关内容。这包括提高我们测试和批准新疫苗产品的能力、扩大产能、以及创造更好的疫苗注射方式（如微针贴片），从而使我们能够快速供应大量疫苗。
在治疗方面，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找到针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治疗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更早一点找到正确的疗法，大流行病的发展轨迹就会大不相同。我们需要建立体系使我们能够在未来更快地开发出新疗法。
一个关键步骤是创建一个对常见呼吸道病毒有效的抗病毒化合物库，这样在疫情暴发时，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确定某种现有药物是否可以有效地应对。我们还可以受益于人工智能和其他计算方法领域的进步。计算机可以快速扫描出一种病原体的三维模型，从而找出可能对该病原体有效的药物。计算机也能够告诉你哪些药物看起来前景光明，并找出改进它们的方法。如果有必要，计算机甚至可以从零开始设计出全新的药物。
我们还应该升级激励措施，鼓励仿制药厂商生产低成本的新药仿制药。例如以中低收入国家的名义与仿制药厂商签订药品预购订单。这些预购订单和协议允许一家公司生产另一家公司研发的药物，即使该药物仍处于监管审批阶段。
另一个需要我们激发创造力的是诊断领域。研究人员应该继续钻研——资助者也应该继续提供支持——高通量核酸检测，这种检测方式具有核酸检测的所有优点，但反馈结果的速度明显更快、运行成本更低、更容易适应新的病原体。我们还需要支持新的检测方式，使其更容易收集样本并迅速得到结果，比如现在许多人在家里进行的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的升级版本，以及更便于卫生工作者为社区居民检测而使用的手持装置。此外，检测应该与治疗挂钩，这样一旦检测结果呈阳性，你就会立即得到所需的药物。
02 改善疾病监测。
创建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GERM）团队是我们为阻止下一次大流行所能采取的最重要举措之一。GERM将在预防大流行病的几乎所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改善疾病监测将是其任务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过，GERM只是达成目标的其中一块拼图。另一个关键举措是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事登记管理和重要的统计数据。至少，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加强其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登记管理。这样，GERM就可以与当地组织合作，更容易发现是否有值得调查的异常情况。在此基础上，各国还应在使用微创组织采样的尸检方法、废水监测等领域寻求突破。
世界上不同的疾病监测系统也需要进行整合，以便公共卫生官员能够快速检测病原体。数据必须实时更新，并将检测结果纳入公共卫生系统，以便官员能够监测疾病的暴发。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检测费用可能极其昂贵，政府应降低诊断价格，使其惠及每一个人。
最后，我们需要增强对病原体基因组进行测序的能力，以追踪病毒的新变体。我们应该加大对非洲病原体基因组计划等项目的投资，该项目是一个横跨非洲大陆的实验室网络，各实验室彼此共享基因组数据。我们还应加大对新工具的投资，让我们能够在更多地方对更多基因组进行测序。
03 加强卫生系统。
良好的卫生保健始于优秀的卫生系统。对于基础卫生保健来说这很关键，对于预防大流行病来说更是如此。当一种新型或致命病原体出现时，你需要提供一个可靠的地方供病人寻求治疗。你需要那些能够识别潜在威胁的卫生工作者和能够报告任何异常情况的基础设施。而且，一旦病原体开始传播，你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可以进行更高水平的测试、提供更好的治疗和疫苗等。
在乌干达，一名护士为患者做新冠核酸检测。
尼日利亚阿布贾国家医院，一名卫生工作者正在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前的准备工作。
新冠大流行让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遭受重创，其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尤为迫切。这些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他们缺乏所需的资金、专家储备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机构，更不用说处理一场重大的流行病暴发了。而在大流行期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许多富裕国家政府削减了对外援助或将用于其他疾病的资金转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我们需要扭转这一趋势。盖茨基金会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帮助改善卫生系统——这些投资既能拯救生命、终结可预防的传染病，又能为经济增长铺平道路。但仅仅依靠慈善事业并不能缩小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瑞典和挪威仍然是富裕国家中的优秀典范，这两国都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用于援助。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这件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恢复新冠大流行之前的援助水平，我们还需要加大对改善卫生系统的投资（这也将有助于弥合贫富国家之间的总体健康差距）。
就中低收入国家而言，他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能够一次性实现多项目标的卫生支出上。例如，雇用更多的卫生工作者，就会有更多人能够处理疟疾病例、提供艾滋病毒检测和治疗，并能够让官员比以往更清晰地洞察国内疾病和死亡原因。
但正如这次新冠大流行所揭示的那样，并不仅仅只有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加强其卫生系统。处于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改善初级卫生保健，以及在危机发生前决定监督责任人和监督的范围。政府和捐助者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平台，让他们得以与贫困国家协调行动。
所有这些投入——新的工具、更好的疾病监测和改进的卫生系统——都不会少，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将拯救生命、节约资金。据我估计，未来十年，为开发需要的工具，各国政府每年的开支总和可达150至200亿美元。除我们用于改善低收入国家卫生状况的资金外，为加强卫生系统，世界每年还需额外花费300亿美元。
这听起来是一笔大数目，但你要知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这场大流行病在五年内就会造成12.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让我们把这笔钱想象成保险。我们需要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但却能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和节约数以万亿计的美元。
最好的消息是：即使我们没有面临活跃的疫情暴发，这些投资也会让人们变得更加健康，还能拯救生命，弥合贫富之间的健康差距。这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阻止事情变得更糟，还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
我们不必生活在对另一场全球灾难的永久恐惧中。但我们确实需要对潜在的全球灾难保持警醒，并愿意为其付诸努力。我希望世界能把握当下，投资于必要的措施，让新冠肺炎成为最后一次大流行病。
本文源自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