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京报》等媒体的教科文记者大量报道“杭州高级中学选编的语文教材（校本）中出人意外地选进了两篇八股文”的消息后，有些平时宁可把应试题海之余可怜的写“下水文”的时间用在品茶、喝酒抑或拉帮结派、逢迎拍马上的语文教师，顿时“底气”十足起来了——
还说模式化作文不好，连央视新闻直播间说是“作文探索与研究的最高境界”你都不齿，现在杭州高级中学成果出来了，你该信了吧？九步法有九步法的道理，六步法有六步法的理由……特别是被盛誉为“作文黄金”的“三步法”，悉心体会：小学生“能够顺利打开作文大门”，初中生“能够顺利走上作文坦途”，高中生“能够顺利让作文得以突破”；学会的同学“能够顺利写出满分作文”……那九六三不就是现代八股文吗！
这样的所谓质疑近来越来越多了，几乎每次参加有关语文教学的会议都会面对。
的确，八股文系模式化文，但模式化文不一定有八股文的功力或曰底蕴。近30余年来，中国极端应试催生的模式化文有类文字垃圾，没有一篇能与八股文相提并论，硬要“拉郎配”，实在是对八股文的无知亦或玷污。
应试亦可谓以应制。
所谓应制，旧指由皇帝下诏命而作文赋诗的一种活动，目的在于“娱帝王、颂升平、美风俗”。是为狭义；广义之，则“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比如科举之遵命作文。以诗为例，应制诗包括两类：前者之宫廷游宴之应制诗和后者之科举考试之省试诗。
事实上，自古以来，文章便有应制文（含应制诗）与才子文（含才子诗）之分。
唐代考试用诗，宋代改以经义，从或“四书”或“五经”内出题，考生作文形式与散文近似，至明代定型。作为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固定文体八股文，别称制艺、制义、时文、八比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要求依次序作文，不能越雷池一步。除了用一句话“代圣人立言”简述本文中心思想以“破题”，简单解析题目以“承题”，申明文章开始以“起讲”，启动文章正语以“入手”，正文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股每段落中，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要求严格对仗。
唯如斯，八股文尽管有模式化之弊，其禁锢了学子的思想，妨碍了文章形式的百花齐放，今日看来是一种不足取的作文方式；但未经声律启蒙、四书与五经熏陶之非“腹有诗书”者，真还断然写不来八股文。
历史地看，第一个写出八股文的是天才，被模式化后，纵然弊大于利，毕竟“有利可图”。蔡宏伟先生《八股文与语文教材》一文指出：“据梁实秋回忆：‘在美国人办的清华学校读中学、大学时，国文课的老师大多为前清的进士或举人，他们选入教材的文章中自然有八股文；课上讲的即便是梁启超的文章，老师也是依八股文的规范来讲解的。更有甚者，最令人怀念的徐姓老师，居然是以八股文的用语要求来批改自己的作文的。自己的写作终生受益于这些规范和格式。’”
梁启超曾发动在京应试的举人一百多人，联合《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上书都察院，以为中外通商之后，八股文已成害人之学的愚民政策，当今民族危亡岌岌之际，强烈要求皇上“特下明诏”而“以雷霆万钧之力，转移天下之权，”而“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帖试”，改试兵农工商内政外交等策论，“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然而，身为反八股文的斗士，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位娴熟于八股文的高人。
“八股文”岂是庸俗之才能为之者？
归有光虽说八股文是“如人涕唾”，却是八股文大家；李贽虽号称狂怪，却赞美八股文是“古今至文”；张岱虽是才子，却说“诸体之难，无过于制艺”；黄宗羲虽竭力批判八股文，却因为自己的孙子八股文不错而沾沾自喜。
问题是——
归有光何许人？震川先生乃散文家、古文家，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嘉靖三大家。其在散文创作方面有极深造诣，在当时被誉为“今之欧阳修”，后人赞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
李贽何许人？温陵居士乃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将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其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张岱何许人？蝶庵居士乃文学家、史学家、散文家，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四书遇》等。
黄宗羲何许人？梨洲山人乃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甚深，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并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周至李顒、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这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之应试八股文的高手，又都是非应试才子文的行家。夜深人静之时，每念及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之类，总会“夜阑卧‘忆精妙语’，‘湖光山色’入梦来”。
朱光潜有关“八股文的训练方式最宜于中小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之论断的另一面是，“要想摆脱八股文句式构造和思维方式的约束，实现文学的现代转换，往往要经历‘炼狱’般的过程。”对此，不具备自由状态下自由写作经验的非写作成功人是绝对无法体味的。换言之，只能“挂羊头，卖狗肉”般蒙人、骗人。 晚清中国士人如梁启超者的汉语文学实践，“一方面吸收着西方的表达形式，一方面解构着中国固有的言说范型八股文”，因此，他的感受尤其深刻而振臂疾呼焉。
笔者十分支持八股文选入教材之余，觉得当“慎言”之，有些远离“笃行”的语文老师甚至亟应免谈之。
哪些语文老师？
窃以为，那些手不堪笔把时下应试模式化文看作“稻粱谋”而与八股文混为一谈的文章低能儿，凭着一本语文教参之段落分析将文章形式“大体则有”之“大体”误为“定体”之辈，大抵是语文教学的“叫花子”，在没有思想支撑而徒有其表的一堆没有灵魂的模式化文字瓦砾间“乞讨”之际，千万勿奢谈什么八股文，尔等不配！
（作者 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