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张羽）当共享单车的资本大潮彻底退去，只给天津王庆坨这个常驻人口不足10万的小镇，留下了一地的废车零件和一段如梦似幻的回忆。即便在共享单车产业已略显颓势的2018年，镇上各家自行车厂与配件厂也都在正月初七全面开工了，到了今年，眼看出了正月，多数工厂仍处于休息状态。从繁华到凋敝，短短一年，换了人间。
单车坟场自行车零件散落一地。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影
“工厂没活儿干，打工的也不着急回来”
眼瞅着正月都快过去了，天津的王庆坨镇仍没有开工大吉的忙碌气氛。在此的多数自行车厂，依然大门紧闭。甚至连街道两侧正常营业的餐馆、小吃店也寥寥无几。若不是载满货物的卡车在横贯小镇的津霸公路上疾驰而过，人们或许会产生“这里还在过年放假”的想法。
“都还没开工呢，现在工厂没活儿干，打工的也都不着急回来，”曹伟操着一口王庆坨镇当地口音说道，“去年就早多了，工厂到正月初七就都开了，都是要赶共享单车的订单，人家开春就要用。”
王庆坨镇一家自行车厂大门紧闭。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影
王庆坨镇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南部，距离天津市区30公里，距离北京市中心约110公里。作为典型的农业镇，农村户口占绝大多数，辖区每个村千户人中约有3到4个非农业户口。在90年代末开始制造自行车前，王庆坨镇居民以儿童服装制作、销售以及种地为主要收入。但这一产业发展很一般，90年代末的自行车制造由此成为突破口。
对于这个“挤满了”自行车厂的小镇来说，自行车的订单数量决定了小镇经济的起伏。而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自行车生产基地，王庆坨镇的起起落落，也几乎成为了中国当代自行车产业发展的缩影。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王庆坨镇生长起来的自行车产业，依靠低价策略，与当时天津本土品牌“飞鸽”形成差异化竞争，这在以自行车作为主要代步工具的当时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反响。仿佛一夜之间，道路两旁排满了自行车零件、组装、喷涂各类工厂，以至于20年后的今天，王庆坨镇的商业布局，依然是“处处都有自行车厂”。
有意思的是，在网上搜索“王庆坨镇自行车”关键词时，前20年的野蛮生长与红火场面，与自行车制造基地的固有基因，仿佛都已被人遗忘，网站前三页内容几乎全被共享单车所占据，这里变成了“单车小镇”。
可新的网络记忆没有持续多久，因共享单车投放热潮而陷入狂欢的王庆坨镇，又因大潮退去而变得迷茫无措。
对曹伟这个当地人来说，自行车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在今年年初决定跑出租车之前，曹伟已经从事自行车制造相关工作近30年。2017年，在共享单车需求的最高峰期，曹伟还经人介绍，先后在位于津塘公路与天津青光镇的两家自行车厂临时帮工，主要工作是共享单车的组装。
“津塘公路那边有个大厂子，当时我们一块过去的有五六十人，从王庆坨这边拉到厂子，车接车送，每人一天给150块钱。”曹伟表示：“当时很多工厂人都不够，你想，一次基本都是百十万辆的订单，要得又急，很多厂子只能托中介临时招工。”
这种热度持续了整整一年，据曹伟回忆，到2018年夏天开始，共享单车的新订单突然就见不着了。
曾经热闹的小镇变得冷冷清清。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影
2000个车把 从一天到俩月
行业的起伏，直接反映在厂家的生产数字与“接活儿”时的心态上。
吉兴泰配件厂位于王庆坨镇西的胡同内，主要生产车把配件的他们，曾在2017年承接了大量共享单车配件生产工作。负责人耿女士介绍，最高峰的时候，工厂专门开了一条生产线做共享单车的车把，每天生产制作的配件能到上千规模。
“当时至少是10个工人加班加点做，才能保证足量交货”。而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共享单车配件订单量的急剧减少，让工厂基本放弃了专门的生产线。如今，吉兴泰配件厂仍然为一家位于山西的共享单车制造厂供应配件，只是这类订单，他们接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谨慎。
“以前一天就得赶出2000个车把的量，现在得两个月才有这个数量，如果能有厂家要，我们肯定会做，只不过都会提前说好订单数量和付款这些事，”耿女士表示，“有同行就是刚做完了一大批配件，结果人家转脸说不要了，那不全砸自己手里了，去年这种事太多了。”
为小蓝忙活半年 赔了1000万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王庆坨镇以自行车制造闻名，但小镇上的出行方式以电瓶车、电三轮为主。在这个“自行车小镇”上，你很难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驶过，更不用说一辆共享单车。
当共享单车大潮退去，比起曾经巨额的订单数字，经历者更容易记得的是自己所见和所经历过的失落。
2017年，位于王庆坨镇东北方向约20公里的易豪自行车公司曾与小蓝单车达成了4000万的订单合约。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崩盘”的小蓝单车，也成为当时共享单车“倒闭潮”中最具话题性的那个。
和众多共享单车企业付款流程相同，小蓝单车在向易豪方面支付30%的定金后，企业资金断裂使得这笔订单的尾款遥遥无期。随之而来是退押金、追债、“接盘侠”等一系列热议话题，其背后的供应商却少被关注。
“不是说（小蓝单车CEO李刚的父亲）替子还债吗，当时都说到那份儿上了，我们作为厂家有什么办法？他又确实给不出来钱，我们找他有什么用呢？”根据易豪自行车公司刘姓董事长的介绍，滴滴在接盘小蓝单车后，给他们支付了订单中约21%的款项，再加上打官司胜诉后通过法院执行获得的赔偿，算下来整笔订单仍有近1000万元的亏损。
“还能怎么办，自己慢慢’疗伤’呗，”刘董事长无奈地向新京报记者苦笑，同时不忘找补一句，“这个行业现在本身发展也不好，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都挣不到钱。”
即便不是亲历者，在旁人看来，共享单车对小镇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来这里吃饭的年轻人还经常聊小黄车、小蓝车什么的，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很少听人提了，”在王庆坨镇经营小饭馆的邢姐表示。
当采访中遇到有客户希望采购共享单车零件的话题时，工厂负责人的态度已经不是兴奋，而是纷纷一再确认订单数量和款项交付。一家车架厂的王姓负责人表示，“你想做什么样子的零件，我们可以定制，但不要超过十万件，而且钱要预付，不然我们不敢做。”
被“抛弃”的共享单车。
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影
“春天”里的单车坟场
“本以为春天到了，结果还没等来，直接就到冬天了。”纪涛感慨道。
由于在镇上从事自行车销售工作多年，纪涛深知共享单车虽然单品利润微乎其微，但由于动辄十万、上百万的采购数量，他也曾认为自行车产业的春天来了。
“像咱们骑的最普通的自行车，现在一般一辆的出厂纯利润是10块钱左右，单次采购300、500辆已经是大订单。相比之下，一辆共享单车的纯利润也就5块，但这个数字乘上十万、一百万之后，对任何一个车厂都是心动的收入。”
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预想的“春天”仅仅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记者同曹伟一起来到了紧邻王庆坨镇西侧的河北霸州市赵家柳村。在村后的一片田地中，记者看到被“抛弃”的共享单车被整齐地排列在此，道路两侧既有整车也有拆除后剩下的无数零件。冬天荒芜的田地，加上乡间小路上牲畜的粪便味道，曹伟口中的“单车坟场”就是这里。
“很多企业交了定金拿走一批自行车后，突然就没钱了，这边厂子已经把剩下的车做出来了，但是企业直接不要了，像这种都是废车了，没地方放就都堆在这里了。”
在现场，记者发现两侧的田地被简单地用铁线、木桩围起来，“车海”中以带有“酷骑”标志的自行车最多，配以少量橘色、黄色和蓝色的自行车车体零件。从曹伟口中，记者得知有些企业会偶尔来这边，挑上一批看上去还能用的自行车拉走，“都是企业自己给职工通勤加上宣传用，在工业园找个厂子，上上漆、改个logo啥的，就不对外投放了。”
“对了，前天还刚拉走一批，货车来了两趟，结果昨天又送回来一批，”曹伟笑了下，“你猜怎么着，第一次拉走时一不留神拿多了，企业放不下。”
部分自行车才下生产线就成了“废品”。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影
支柱产业受到冲击之后
记者走访王庆坨镇发现，镇上的工厂在分工上特别细致，其中多数仅仅是从事某一种零件的供应或组装工作。“有个院子就能做自行车”，曹伟如此形容王庆坨镇的工厂们。虽然规模不大，但庞大的数量足以支撑起自行车生产的全部环节。
和曾经乐观的纪涛不同，在车厂一线工作的曹伟认为，自行车制造业本身就受到了共享单车的冲击。
“大约5年前，那时候基本还没有共享单车，我们厂子平均下来每月收入能到6000元左右。”随着共享单车的扩张，城市里人们的出行习惯也受到了影响，“现在谁还自己买自行车，工厂接不到新单子，工人没活干，去年一个月最低时，我从厂里拿过不到2000元工资。”
曹伟曾经工作的工厂位于王庆坨镇政府西侧约500米，如今已经关停。今年年初，曹伟便趁着新年、春节两个出行高峰干起了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至于老本行，“一是干不动了，二是想找也不好找了。”
冲击不仅源于使用者出行习惯的转变。去年年末，位于镇西侧的王庆坨水库基本建成，为保护水资源，在2017年末开始，当地便加强了环境治理力度，包括氧化、烤漆在内的自行车流水线工厂受到了最严重冲击。不少工厂外迁，有的直接被关掉了。
共享单车潮起潮落，这座自行车小镇的支柱产业需要寻找活下去的方法。毕竟，自行车产业产值占据了镇经济总量的绝对比重，这一比例超过70%。
当下这段时间，并非王庆坨镇传统上最忙碌的时段，“等5月份你再来看看吧，到时能找到订单的厂子基本都开了，那时还没开工的，也就不会再开了。”曹伟对记者说。
新京报记者 张羽 编辑 张牵 校对 李立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曹伟、纪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