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的话，余承东在人生不同阶段分别客串过如下角色：孩子王、学霸、天才工程师、团队管理大师……以及预言家？
总之，这个人很精彩，但奇怪的是，舆论场中谈论华为最多的任正非、孟晚舟以及华为自身，对余承东讨论最多的只是跟“大嘴”有关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关心华为的未来，余承东绕不开。
说起来有点巧，华米OV四家国产手机巨头中三家的掌门人都出生在同一年，也就是1969年，这一年余承东、雷军、陈明永（OPPO掌门人）都对这个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余承东出生在安徽霍邱县，到今天为止这个县的经济条件都相当差，一百二十万人口，GDP大约280亿，可想而知在1969年这里的贫困程度。霍邱的地形特点就是平，平原地区嘛，本地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本地也没有像样的工业企业，所以你懂的，想出人头地，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出去——这跟许家印（河南太康县出生）后来南下广州应该也是一样道理。
余承东的家庭条件并不出人意料，也很穷，但是他家人有个很朴素的认识——想要改变命运，就得让孩子念书。余承东也聪明，学习成绩没得说，而且他从小就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不服输”的性格。
据说（毕竟那时候没有摄像头）余承东上小学时候，外校有个又高又壮的“小痞子”，那时候古惑仔之风还没有来到祖国大陆，小痞子们的行为比较朴素，就是单纯地欺负同学，但依然很恶劣。鉴于此人又高又壮，很多受欺负的人都选择忍气吞声。小痞子于是更变本加厉，直到有一天欺负到了余承东头上。
那会儿余承东可能伙食不好，据描述是身材又瘦又小，但是瘦小的余承东在受到欺负后，找了块板砖直接给这位小痞子脑袋开了瓢。此事的结果就是，后来这位小痞子就消失了（别多想，就是怂了）。
并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之后余承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野孩子”，据余承东邻居回忆：余承东很喜欢打架，并且经常带领一帮“小哥们”打胜仗。而根据和他“并肩战斗过”的儿时玩伴回忆：余承东打架属于不要命的那种，就算打得满脸是血也要继续战斗，直到打赢。
我觉得这位儿时玩伴有点吹牛，不过也能刻画出余承东性格中两个很突出的特色——顽强和求胜欲极强。
这种性格特色也很好地体现于他的学霸生涯。
虽然在课外时间坚持把打架（并且打赢）作为兴趣爱好，但是他也没有耽误学习这个主要任务，所以从小学到初中，余承东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余承东父亲看到这里，认识到自家孩子是个人物，一定要送他上高中。
但是那时候农村户口上高中去不了重点学校，于是就找人进了当地最差的一所高中。那时候也没什么寄宿制高中，每天少年余承东要来回走四个多小时路上学回家，总之学习条件差的一匹。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余承东以全县工科第一成绩考到了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老师，觉得自己还是不够优秀，就自学着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好了，彪悍的人生就不多解释了。
他的这段经历在我看来除了凸显出极为鲜明的性格特点外，还有一点，他是个学习天赋非常出众的人，换句话说他本身是个天才——他自己很可能也知道这点，但是他不满足于此，我认为这种对自身处境永远保持警惕的心理促使他跳出了心理舒适区。
而这一性格特点跟任正非特别像。
如果大家对任老的成长历程还有所记忆的话，大概也知道任老也算得上技术天才，但是任老的运气没有余承东好，他最好的青春年华并没有碰到改革开放，甚至于创办华为也不是什么为了跳出舒适区，而单纯是被生活所迫，同时也因为无法遮掩的性格底色——不服输。
这世上总有些人是从不向命运低头的。
任正非在真正执掌华为后，对心理舒适区的警惕就很彻底地体现了出来。所以说居安思危并不是一种通过简单学习就能实现的品质，它更类似于一种天赋。
而余承东显然也具有这种天赋。
有天赋很重要，没有遇到伯乐也不行。
考上清华大学的余承东那时候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家里穷，但是弟弟妹妹都要上学，有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他的父亲希望他尽快赚钱养家。
余承东于是就南下深圳，借着做项目机会想要赚取一些钱补贴家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校友向他介绍了当时仅有200多名员工的华为，那个时候的华为研发人员还不过十几个人。那一年是1993年，华为成立的第六个年头。
对当时带着清华大学研究生头衔的余承东而言，华为在一众可供自己选择的平台中并不出彩，公司规模也不算大，而且那年头私企依然没有国企香。按正常人的思维来讲，选择华为跟豪赌没什么区别。
但是在余承东眼里，他看到一个“清新脱俗”的企业，女同事在倒立着想问题，其他同事或者翘着二郎腿办公，或者打字暴躁神情专注，而且他在观察后却得出一个很出乎意料的结论——华为的工作效率非常出众。
得益于这个带着点神秘色彩的企业文化，24岁的余承东最终正式加入华为。
在进入华为之前，余承东在清华圈子里并不是很受待见，这主要跟他的性格有关。余承东是很典型的技术天才，对技术有许多独到见解，但是因为观点超前，并不被当时的师长同学所接受，余承东自然也是能怼就怼，有啥说啥。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狂。
余承东很狂，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他的很多观点都得不到验证和证实，所以被很多人打上了“纸上谈兵”、“口嗨”这样的标签，小伙子很无奈。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迫切希望证明自己。
我认为这也是他没有选择走国企、走体制内的主要原因，他了解自己。与此相比，他的师长对他的建议则是留在学校好好搞学问，省得出去得罪人。
总之他很苦恼，虽然辩论自己没有怕过谁，但是没什么实质成果也很不甘心。
这个时候华为出现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华为老板任正非跟他那些校园圈子里的人不一样，这位中年人（那时候任老才四十来岁）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认真听讲，有时候甚至还会拿个小本本写上几句。
然后有那么一天，余承东就向这位领导坦言：任总，我对3G业务有非常多的想法，但因为没有资金投入研发，所以没有可行性方案，我需要经费来让我“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最后项目到底行不行我也不敢保证，但是我估计行。
任正非的回答也同样直接：老余，我看你行，经费我批给你！我让你“摸着石头过河”！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属于2G通信时代，主流国际标准GSM基本已制定完毕，那时摩托罗拉还是当之无愧的巨头，跟西门子、爱立信、诺基亚这些传统巨头一起垄断了行业的几乎全部专利，与此对比，华为的专利是零。
在这个背景下，余承东请缨建立无线通讯部门，并将技术攻关方向放在了3G甚至4G。而且跟许多大佬不太一样的是，余承东不只是发号施令的人，同时也冲在最前面，他是华为无线通讯产品研发的领军人物——这一点很能体现他技术天才的一面。
比如说帮助华为拿下欧洲份额第一的第四代分布式基站，余承东是第一发明人。还有SRAN（单张多制式无线接入网络）这个产品也是余承东提出来的，我们不用明白这个东西究竟是干嘛的，只需要明白华为的产品竞争力基本就建立在这类硬件创新之上。
但余承东牛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技术天赋，还在于它同样了解市场和行业趋势，并对未来有极为精准的预判能力。
在余承东的职业生涯中，欧洲打拼的岁月可能是他获得发展最大的一段时期，在我看来余承东在这个阶段对华为做的技术贡献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锻炼出的技术领导力。
他在这个时期打造出了华为内部知名的“压强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啃最硬的骨头”，这一原则后来被写入华为基本法。其实也不能怪他对自己太狠，因为华为在欧洲的处境绝对算得上“群狼环伺”，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通信巨头个个都是老前辈大脑袋，华为想活下去，并且余承东打小就喜欢挑战这种“不可挑战之物”，所以只能背水一战。
想打赢这样的战斗，首先要有一个有足够凝聚力的团队，其次始终保持清晰的前进方向，再次领导者要具备技术领导能力——知道如何突破当前的技术束缚，最后这人还要有足够粗的神经——承压能力要足够强。
余承东功成回国时，华为已经跻身全球第二的通信设备供应商，而且拥有了相当突出的优势。
三、预言家余大嘴：我知道自己很狂，但我很认真2011年，跟余承东同龄的雷军在北京喊出了“为发烧而生”的口号，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互联网手机如雨后春笋一般疯狂冒了出来，走运营商路线的“中华酷联”正面临一场深彻的产业革命。从现在来看，当时智能手机产品虽然看上去百家争鸣热闹得很，但绝大部分品牌手机都是将重心放在了网络营销而非产品打造上。
华为做智能手机的开始阶段也并不“伟光正”，它跟其他厂商几乎一样，都是做的ODM（贴牌机）。对此任正非的态度很明显，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摔过手机模型，连评价都懒得评价。
这个时候余承东已经回国，负责公司的战略和营销，工作比较清闲。对于已经建立功勋的余承东来说，他本没有必要掺乎手机业务，因为当时手机部门在华为内部属于霉运缠身类型的，谁去谁倒霉。但是余承东研究了一段智能手机市场，主动请缨去了终端。
就是这么不信邪。
2012年年初，余承东做主砍掉了大量贴牌智能机和非智能手机，据说销量因此减少3000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里边所涉及的利润，所以当时华为内部存在着大量的反对声音。
而后根据余承东的布局，这年夏天又推出了着眼于中高端旗舰的P1，就是现在出到P40的这个系列，结果相当惨，智能手机销量出人意料的低，仅达到预定目标的一半（2011年华为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为2000万台，2012年为3200万台，但是2011年华为所有手机产品总销量为6060万台）。
与此同时更糟糕的是，任老对于P1手机的产品体验也非常不好，据说因为使用过程中频频遭遇死机的情况，他曾当众发怒，把手机摔到了余承东脸上。
一般来说，坏事来的时候都排着队，这一年华为在通信设备领域也遭到了挫折，然后借着这次机会，华为内部的反对力量（反对余承东）终于向余承东发难，事情最终被捅到了任正非面前，任正非用一句话一锤定音——“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在此之后，余承东大刀阔斧地重建了终端部门，并在当年的9月22号发了一条很多年里都被他的对手讽刺的微博（如下图）：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发展规划加一个Flag，规划不算出格，但这个Flag跟当时华为的实际情况相比差距过于悬殊，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在吹牛，于是余承东获得了“余大嘴”的光荣称号。
然而两年过后，华为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并在2016年超过小米，成为国内市场的销量王者。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余承东的Flag严格来说还是没有兑现，尽管2020年它确实短暂达到了全球第一出货量。但是朋友，特朗普已经用他对华为智能手机和华为5G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一切。
也许有人会不认同华为手机，但我想没人会不认同余承东的“预言能力”。
说到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说明，余承东跟华为手机的故事还远未结束，美国的制裁还远未达到彻底锁死华为生存机会的地步，所以可能短期内芯片断供会造成华为手机的“困难”，但是我相信，也许很快华为就能摆脱这个“危机”。
如果芯片也无法成为华为的阻碍时，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华为手机成为世界第一？
相信真有那么一天，余承东可能会删掉这条微博，写一条更狂的。
写在最后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余承东的华为岁月，可能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任正非对余承东或许并非一开始就看好，或者说任老觉得这是一块欠缺敲打锤炼的材料。他不像李一男，是众所周知的能力出众，也拥有极为出彩的个人魅力，任老对李一男的赏识也毫不掩饰。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人才定位的区别：任老是把李一男视作具有领袖才能的人，属于帅才；而把余承东视作领兵打仗的好手，属于将才。
然而造化弄人，李一男自立门户举起了反旗，对老东家任正非“刀剑相向”，最终“被废”；而不被华为元老们喜欢的高材生余承东却逐渐在逆境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在华为的核心部门先后负责，并最终成为华为中流砥柱。
这里边任老跟余承东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很有意思，根据余承东后来接受采访对任老的种种评价来看，正是因为任老这种对余承东在才能上的“不满”，反而成为了余承东不断鞭策自己进步的动力。余承东这么狂，在任老面前依旧是个乖乖兔，可见任老气场多么强大。
总之，余承东慢慢历练出来了，任老对余承东也明显表现出了认可。近期华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余承东的负责范围——余承东之后将负责华为消费电子、汽车、云计算等业务。
也就是说，目前余承东所负责的业务几乎都是华为未来着重发展的方向，而且很显然，他自己的具体工作可能不再着重于以前的执行层面，而是战略规划层面。
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最后，我很喜欢余承东吹牛，感觉特踏实，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