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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的一声枪响，宣告了存在268年的清王朝即将灭亡，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也将成为历史。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来源/电影《辛亥革命》截图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也顺势接管清朝留下来的偌大国库。据说，民国官员入库盘查时，京城银库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几个银锭，可见晚清财政极为支绌。这令人不禁疑惑：清朝再腐朽落后，怎会在灭亡之时落得如此境地？清朝灭亡的最后一刻，腰包里究竟还有多少钱？而清朝灭亡后，这些钱又去哪了？
入不敷出的晚清国库
1912年4月27日，民国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各地如实上报一年的开支和债务数。与此同时，他对全国的财政状况做了一个估算：宣统三年岁入2.97亿两，但岁出3.5亿两，入不敷出5300万两，再加上之前的各种“旧账”，这一年累积的财政亏空达2.6亿两之巨额，而外债也还有20亿两待偿还。由此可见，别说让覆灭的清廷给民国政府留下仨瓜俩枣了，清朝灭亡前留下的数亿烂账，甚至让民国政府赔到1937年都没完。
我们先把时针拨回到清帝退位前，清朝国库由三大库藏组成，即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合称“户部三库”。银库主要收储金、银、制钱等各种货币；缎匹库收储绸、缎、绢、布、皮、丝、绵、线、麻等物品；颜料库收储铜、铁、铅、锡、硃砂、黄丹、沉香、降香、黄茶、白蜡、黄蜡、纸张、桐油及花梨木、紫檀木等物品，并专造香烛，供祭祀以及内用。其中，当属银库最为重要，“为天下财赋总汇”。全国各省每年所交的盐课和关税，全部入于户部银库，而田赋和各项杂赋，在预留下本省官员俸禄和驻军兵饷的开支后，剩下的全都运送进京，供中央政府度支，谓之“京饷”。这些上交给中央的各项税款，便是银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宣统三年正月初二，据灭亡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清廷发布了一道上谕，将武清、天津等地本应在春天缴纳的租税延缓征收。乍一看，政令似乎还颇了解民情，知道民间有青黄不接之苦，主动让农民缓交地租。由此推想，此时清朝财政状况应该不错，要不然，朝廷怎会主动让农民缓交租税呢？
而实际上，这道谕旨只是走个过场。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清廷都会颁布类似的谕旨，来彰显清帝所宣扬的“爱民”之政。缓交的地点，一开始还有安徽、江苏等遭受洪灾的省份，光绪之后，慢慢固定为距政治中心较近的武清、天津地区。而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并不如谕旨所展示的那般富余。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银库的开支主要在兵饷拨款、王公百官的俸禄和养廉银、京城各衙门的办公费、各项采办及祭祀、筵宴费、科考教育费、修缮建造费等方面。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开支项目逐年增加，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战争赔款、海防及各省军防用需、关税经费等。尤其在兵饷上，开支巨大。光绪十六年（1890），兵饷岁支共达4035万两，光这一项就超过乾隆年间每年常例开支的总数。
从甲午战争至清亡，不仅军费浩繁、赔款数额巨大，由于筹办新政、训练新军、兴办教育及巡警事务等，支出更是大量增加，中央库存所剩无几。甲午战争前，财政形势较好，但中央户部存银也不过1000万两左右；甲午以后，清廷开支大增，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只好“百计罗掘”，从各个方面开源节流。例如以“捐”的名义公开向广大百姓加征税款，称“厘捐”；降低官员俸禄标准、裁减地方官的养廉银，造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清代官员“俸禄之薄，亘古未有”；大举外债以求运转，1900年到1911年，除开由庚子赔款等赔款转化而来的外债数额外，清政府举借的外债数量高达3.4亿两左右，其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
除了以上这些举措，清政府在覆灭前夕，也在无可奈何之下动用了皇室的“私房钱”来补充国库亏空。皇帝有“私房钱”，在历史上并不是秘密。早在西汉时期，14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年交的23文人头税里，其中20文都是归皇家的，此时国家藏库与皇家藏库已有了明确区分。宋太祖赵匡胤则设立了封桩库，存放应对突发事件的国家储备金，后来逐渐变了性质，成为皇帝自己的小金库。到了清朝，康熙帝在紫禁城东华门设立“内库”，与户部银库所代表的“外库”相对。“内库”打着“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的准备金名号，下设“银、皮、瓷、缎、衣、茶”六个支库，存放着皇家的私银百余万两，由内务府管理，户部无权干涉，这笔财产，也被称为“内帑银”。
武昌起义爆发后，民军所占据的各省，素来都是清廷财税收入的重地，尤其是江浙、上海、广东一带。朝廷一方面为平定战乱而消耗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又因各地战乱而财税锐减，此消彼长，拮据顿现。在国库日绌的情况下，中央官员自然打起了动用“内帑银”的算盘。
影视剧中的隆裕太后。来源/电影《辛亥革命》
1911年9月12日，度支部副大臣邵英就说：“闻内帑尚有存储，第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五天后，隆裕太后召见摄政王、阁臣以及亲贵，流泪斥责他们：“汝等执政不及三年，使大局危若此，举朝直无一忠臣。予决与宗社共存亡，不离一步也。”说着，她拿出一册账簿给摄政王看：“先太皇太后储蓄之款，尽载册中。计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予不留分毫，可拨金八万、银百万，充军饷等用。”这里的“先太皇太后”指的就是慈禧，而隆裕太后手上这笔内帑银，正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时留在紫禁城的。据清宫档案记载，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帝逊位，隆裕太后先后拨过八次内帑银。
然而，这“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并没有帮助清廷走出国库亏空的危机。1911年11月，清政府又动员发行爱国公债，规定王公世爵、京外的大官小员，凡是“公家职务者”都有购买的义务，购买额度按收入实行累进制：算上官俸、养廉、公费、薪津等，收入在一千五百至两千元的，以收入的2.5%购买；两千至五千元的，按收入5%的比例购买；五千至八千元的，比例为7.5%；八千至一万元的，比例为10%；一万至两万元的，比例为12.5%；收入两万元以上的，购买国债的比例则为15%。
裕隆太后下旨令王公大臣购买爱国公债。来源/《袁世凯全集》
为了应对国库亏空，清廷可谓多管齐下。据统计，通过下拨内帑银、发行爱国公债、息借洋款等措施，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筹集到2000万两左右的资金。然而，面对民国初年统计报告中指出的2.6亿两赤字、20亿两外债，这2000万两在庞大的财政危机面前，不过沧海一粟。
数亿烂账落到民国政府头上
清既亡，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却并未因革命而更张。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清政府与外国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到了民国政府与外国之间。也就是说，清政府欠的钱，民国政府得照样还。
不过，民国政府并不是只接手了空空如也的银库和数以亿计的外债账单，毕竟，皇宫内的皇族列祖列宗遗留下来的大内藏品还价值连城。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统治者自然也动起了变卖大内瓷器的念头。
早在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后，就提出将盛京大内和承德避暑山庄两处行宫内的瓷器变卖给美、法等国商人以换取银两的方案，这个折子上奏当天便获隆裕太后批准。盛京皇宫是大清迁都入关后的陪都宫殿，而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是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两处行宫都贮藏了洋洋大观的皇家珍宝。据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对所存宝物的清点和估值，光盛京大内一处行宫就有藏品十万三千件，价值三千万两左右。
袁世凯奏请变卖大内瓷器折。来源/《袁世凯全集》
不过，一直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这批宝藏依旧因没有和外国商人谈拢价格而搁置在宫内。2月16日，袁世凯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他便向赵尔巽追问起两处行宫内宝藏的下落，“贼喊捉贼”般地斥责了赵尔巽联系外国商人变卖瓷器的行为。因为就在前一天，孙中山曾发加急电报警告袁世凯：“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售卖。”最终，这批藏品终究没有被出售。
北洋政府军费大增，变卖前朝器物“捞油水”的法子也不了了之。而另一边，南京临时政府更是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朝灭亡前，在南京地区的库存本来就少，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逃离南京时，江南造币厂被劫走200万银元偷运至上海。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又把藩库和银钱局尚余的一点库存取用殆尽。临时政府成立时，清王朝在南京的库存已无公款可用。因此，成立初期的民国政府，“一切政费，全恃外债”，前两年的岁末结余都亏空近亿元。
民国政府历年财政收支预算表（单位“元”系“银元”）。来源/《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北洋政府部分》
时过境迁，烂账依旧。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借债12次，计债款4000万两，已如数还清。甲午战争，清廷借款5.85亿两，庚子之乱后，又欠下6.89亿两，截至宣统三年，清政府曾还过2.1亿两。而剩下的债务，悉数被民国政府接盘。
民国政府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债务呢？1912年至1916年，北洋政府沿用清末旧制，主要依靠各省上缴的税款维持财政开支，关、盐两税充抵外债后，仍有少量剩余归由中央支配，加上大举借债，财政收入勉强得以维持。1916年至1927年，袁氏帝制覆灭，军阀混战，各省解款名存实亡，财政收支管理制度十分混乱，各地随意截留财政收入、坐支挪用等现象屡见不鲜。
此后，北洋政府依旧靠外债度日。新债叠旧账，到北洋政府统治结束的1928年，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借外债达到32.5亿两，其中有抵押品的达28亿两以上。用以抵押的，是国家的海关税、盐税、路税、烟酒税，甚至北京的城门税，总之，凡是能抵押的税收，都被抵押出去了。
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段祺瑞极力主张中国也加入一战，最后中国所在的协约国赢得胜利，这让北洋政府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修约的主动权，也开始采用“到期修约、期满作废”的强硬战略。于是，中华民国以胜利国的身份，结束了对一战中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随后，沙俄于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联继承了沙俄在华的利益，于1924年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的剩余赔款，其他几个国家也随后开始选择放弃，或将赔款用于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经费。
虽然一战胜利鼓舞了国民，但并没有改变中国被列强欺压的本质。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截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也承认了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沉重的债务担子，又落在了南京国民政府头上。直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彻底废除对日赔款条约。1938年后，国际形势转变，国民政府对庚子赔款等条约均停止赔付。至此，经历多次“债务转移”的数亿烂账，终于有了了结。
由此可见，清政府的倒台，不仅仅是由于封建帝制大失人心所致，亦是财政枯竭、经济危机加剧的必然结果，而其留下来的“外债后遗症”，也给近代中国带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参考资料
[1] 刘江华：《清朝最后的120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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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