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在会宁的人们只要提起这位老前辈，无不称颂他并表示由衷的怀念。这里把我自己亲历过且印象最深的几件与教育方面相关的事记录于下，以飨读者。
尊师重教，奠定会宁教育发展基石
冯老一生除1953年到1958年担任会宁县长和在“引洮工程”岗位上蒙冤的一年多以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主政陇中的教育工作，可以说一直和教育事业有着不解之缘。他从一位会宁中学的优秀教师到担任定西地区教育局长（五十年代时叫文教科长），再到兰州师专党委书记；从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到地下党支部书记和一县之长，总是孜孜不倦地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治穷必先治愚，治愚必先开智，开智必办教育”。冯老矢志不渝热心陇中的教育事业,既与他对办好教育的重要性认知有关，还与他求学和从教的经历有关。主抓教育工作一度被看做是“既不讨好，也难取巧”的事。因为教育工作有其内在规律，要见到明显成效，一般要看锲而不舍的连续积累和远期效应。要真正抓好教育办好教育是很不容易的，通常情况下三两年一般是显不出政绩的。
据我所知，冯琯同志在会宁当县长期间县政府只有20多个干部，他不辞劳苦走遍了会宁各乡镇的山川沟岔，人叫“骑马县长”、“自行车县长”、“电蹦子（摩托车）县长”，总是亲自到实地规划着学校合理布局，设想着会宁教育发展的蓝图。在农户碰到什么就吃什么，粮票菜金当即付清。晚上就和老农们在土炕上一聊就到大半夜。曾有一次听说下乡还摔到新添乡的一个山沟里，幸好没有大碍。办学校没有财力，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出工献料群策群力盖一些房屋，把一些在山上古庙里的学校，移到了相对好些的川地，这就使入学率大幅度提高了。1955年邓宝珊省长来会宁视察灾情，他还专门把省长请到会宁中学给师生们讲话，给师生们巨大的精神支持。
会宁一中原来的校址在县城内，虽然条件还算齐全但面积有限。1956年冯琯同志就考虑到将来学校的发展会受制约，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一定要办的大事，一遍遍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排除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干扰，期间还受了不少“两头夹板气”，下了决心终于把学校搬迁到了现在的地方。我这一届学生就是迁入新址的第一批初中学生。当时新校址很大足有80余亩，学校四周也显得空旷荒凉。学校搬迁后，因校址迁出了当时的城区，附近的鸦障沟还没有桥，一时部分县城的学生上学感到交通不便，曾引起人们的不解和非议。但从1956年后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中，宽敞的新校址使一中有了不断扩大规模的空间规划可能。学校的各种德智体美劳等文体教育活动和管理运行，都能在同一区域内进行，没有出现那种很不利于师生活动的分校格局。时间有力地表明，这个在当时很多人强烈反对，并认为是多此一举的决策，不但有利于会宁一中的可持续发展和日常校务管理，而且通过向省教育厅多方努力争取，在1957上半年就使会宁一中有了高中从而成为一所完全中学。从此会宁的学生再也不需背井离乡到兰州、定西、靖远、静宁等外地去上高中了。迁址产生的远期效应是，学校地盘扩大后还建起了学生宿舍，使全县范围内的乡村学生从此能走出山沟来到城里上学。在县里师资、实验室等资源很有限的情况下，广大农村的学生就有机会在县城中学上学，享受到相对优质正规的教育资源了。而高中毕业生又可以分到各地去当更加合格的老师。与此同时，作为完全中学也吸引了省外的师范毕业生能来到会宁工作，如此一茬一茬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全县的教育发展起到跃升式的推动。因此知情的人们就不能不佩服冯老当年的深谋远虑和战略谋划。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会宁一中校址早已由城郊变成了城内，更多的生源和师资条件加快了会宁一中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名校，事实已经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当年的争议。
冯老一生主政定西地区教育事业三次之多，后来在别的岗位上还多次充当“救火队长”，临危受命地做一些工作。我有时想，他老人家能多次成功开创教育新局面，除了个人才能、生活阅历，也许和他从教时不但教各种文化课程是行家里手，还兼任体育老师有关，因此很善于组织协作配合。
他在会宁工作的时期共和国成立不久，不但识字扫盲、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是首要任务，更重要的是教师数量、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高。至于设立教师节、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专项支持等教育方面的提法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教育要真正抓上去，除了学校硬件条件要上去，但关键还是看师资结构方面。当时会宁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这也是当时各地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冯老大胆首倡在社会上聘请一些德识俱高的贤达志士，以民请教师的形式充实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一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此举在当时绝对是冒有政治风险的，弄不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不过庆幸的是中央后来出台了平反“右派”的文件，这才统一了思想消除了社会上的议论。
向社会网罗和吸纳教师的做法，可以说在奠定了会宁后来能成为教育大县和名县的前期基础。因为在那时候会宁的很多教育指标其实在全区同比中是落在后面的。在效果上，民请出身的老师也尽心尽力不负众望，很多人后来都转正为公办教师。如今当人们提到会宁是全国的教育名县、高考的“状元县”等光环时，常常会谈到“三苦两乐”精神。但精神这个词毕竟有些抽象，实质上是通过无数艰苦奋斗的小事升华形成的，正所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冯老当年对教育重视谋划、面向未来长远布局、不拘一格延聘教师、想方设法尊重关怀教师、亲自上门看望贫寒的教书匠、出台各种举措等，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是会宁“领导苦抓”教育的开山之作。
记得有次我去定西（当时会宁行政区划属于定西地区）参加高考评卷工作时，时任定西地区教育局局长的冯老，曾专门来到阅卷现场，针对当时教师拔高使用现象普遍、业务素质赶不上发展需要的现实情况，给评卷老师们有一席发言。他说：“教知困，学然后知不足”，大概内容是提出基础教育的教师，虽然教的内容都是教材上现成的知识定理，但也绝不能满足于原地转圈圈，要重视业余自学提升，要想着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这些思想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是有新意的。用现在流行的表述，就是“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总之冯老的那次讲话，和我平时模糊而不系统的一些工作体会不谋而合，好像有了定心丸。四十年来在我心中仿佛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历久弥深地体会到了这些话的深刻内涵，此后在工作中我也常引用他的这些话。
情系桑梓，竭尽所能关心家乡发展
冯老在会宁任县长是1954年到1958年期间，当时我的年龄还只有十来岁，就听人们说起过冯县长尽职尽责，有很强的责任心。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财政还很少有专项经费。办一些事现在听起来好像是日常工作，但当时的条件落后，做每件实事都是凭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硬着头皮创造条件上”，“一切从实际出发想些土办法”那样一种工作精神。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他发动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修砂石公路，兴修水利设施，搞炭山沟煤矿，利用中川的小水条件发展水地，谋划教育发展，兴办广播事业，推广生产技术，推动间隔耕作科学种田，保护地方文物古迹等等，东山绿化、关川渠、北川渠、安家沟大坝都是那时候搞的，到现在还在发挥效益。
那时媒体不发达，老百姓对一县之长感觉是很神秘的，但他经常深入农户田间，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促膝问贫问寒，实地解决各种困难。我曾在上学路上就遇到过他在路边和人们在忙着什么，我们这些娃娃们也是除了秦腔戏以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县太爷”原来也和普通人一样没什么差别。再后来也知道了共产党的“父母官”，并不是同学传说的那样住在高高的会师楼上，所以这个第一印象对我而言很深刻。
现在回想起来，冯老的深入群众工作的作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公仆本色”。当然要干些事情总免不了充满曲折，曾几何时，听说冯老被上面什么人说成是在搞“地方保护主义”，后来才弄明白这个帽子的意思，从上面的角度看无非是为本县多办了些实事而已。好像冯老对这些议论不为所动，依旧是我行我素矢志不渝。通过我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对许多事的耳闻目睹，特别是和冯老身上的对照思考，使我逐步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冯老经常说的“爱国家先要爱家乡，不要在外面说自己的家乡不好”，推而广之，如果对家乡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心，特别是对这片贫瘠干旱的乡土缺乏深厚感情，谈爱国恐怕也只能是说说空话罢了。
冯老离开会宁到定西和兰州工作后，更能表现出他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他时常惦念关注着会宁的建设和发展。凡去找他的家乡人，不论年岁长幼职务高低，无论公事私事，他都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特别是对教师他格外尽心，只要有可能都尽己所能地予以协助，并每次都不忘问一问故乡的新发展新变化，问一问他所知的熟人的近况安康，问一问今年农业收成的丰歉，问一问县里乡里的新建设和新发展。言语之间时时处处流露出现他对家乡的感情与眷顾。
对我而言，冯老的才能和他的经历都是我永远望尘莫及的。我在学校工作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事实上也没有机缘和冯老有来往。1985年我从政后，因工作方面的事情好几次去过冯老那里，向这位教育界的老前辈或咨询请教、或请他帮忙衔接一些事务。这个过程中渐渐就开始熟识了。冯老的一些话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总是鼓励我：虽然我在会宁工作，但家乡依然落后，现在条件好些了，你们要努力工作。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任期结束时要给家乡有个交待等等。他那恳切的言词和庄重的神情，好几次深深感染着我和在场的同事，使我至今久久不能忘怀。我在筹备红军长征胜利暨会宁会师50周年大庆期间，因为步入政界时间不长，许多人和事以及行政方面的情况不太熟悉，冯老给我出过不少主意。我关于发挥会宁历史文化优势提高会宁知名度的想法刚提出来时，有些人不以为然，甚至连在科学院工作的我大哥都不看好。然而我给冯老提起时，他却非常赞成并积极支持。我记得当时他风趣地说：“人常说‘马有铃儿着好，人有名儿着好’，一个县有了名气，就有了大发展的可能。”在我看来，如果连冯老这样的老前辈都赞同的事情，那么困难再大也值得去做。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那时是政府分管文教卫生的副职，有人谓之“清水衙门”。一个十几年的教师在新的岗位上无论行政经验还是人事关系上都缺乏基础，经常觉得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开展工作碰到困难，几番努力下来还要得罪人，觉得是不是打退堂鼓做个“太平官”算了。但冯老的鼓励，特别是在筹办会宁会师50、60周年先后，以及后来一系列涉及提高会宁知名度活动时我的工作状态，现在想起来他的话对我是有着不少促进作用的。其实我和冯老既无任何亲戚关系，也非师生关系，更无直接上下级关系，最多就是不同历史时期都与会宁教育结缘这点关系。我和很多人之所以一直敬仰冯老，也愿意花时间去他那里，或请教或看望一下这位早已退休多年的教育战线的老黄牛，我想大概就是他的德高望重、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浓浓的乡情加上小学时留下的第一印象，交织在一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吧！
襟怀坦荡，德高望重深受人民爱戴
冯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曾受不白之冤期间，由于他为人处事向来秉公坦荡，风范道德素来高尚的缘故，即使在那样沉重的政治氛围下，据人说也不乏有人敢于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喊冤枉。后来他被彻底平反无罪释放回家后，正值1960年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时期，仍有一些人拿上粮食、炒面、甚至羊肉，雪里送炭去看望冯老。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真正体现了什么样的干部才是民心、民意之所向。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国家百废待兴。应该是为了大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我也赶上了“科学的春天”。除了工作表现以外，应该是我的文革前的师大本科学历和年龄适当等各种因素的原因，我这个从太平、中川、郭城中学一直到会宁一中（期间还曾借调到河畔中学），教了十几年学的物理教师，被提拔为校教导主任。1978年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很多教育方面的工作先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恢复“文革”时期对教育战线的重创。尽管会宁在近代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但事实上那时学校各方面的条件仍然较差，有的学生根本吃不饱，毕业照上至今可以看到穿着补丁衣服，如果能考上大学当“天之骄子”，那么意味着转户口包分配当干部，就是改变命运的最理想出路。我记得住校学生的吃的主要是大灶的良谷米面馍，住的主要是大通铺，有个提暖水壶的学生是很显眼的。许多学生到冬天就很难过，冻疮感冒很多，得了病缺钱买药就硬抗着。为了防止大规模传染，我还给炖过几次骚葱胡子汤，多年之后有学生还记着。而教师们的日常教学方面，也还没有课外题库之类的说法。我们一些主课教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想出的办法是自己编些题，再用复写纸或动手刻蜡板油印分发下去，这就等于是给学生额外“加餐”。诸如此类，师生们无非就是为了多考上几个大学生，但是奖金补课费之类的绝对是没有的，大家也没有想过。
我当过十七年教师，热爱教育工作所以侥幸能在教师岗位上取得一些小成就感，还被一些人戏称为“物理权威”（六七十年代有个词叫“反动学术权威”，可能人们看我判断高考题准确、自做的电子管收音机之类的事而热情赠予的），在教育上有点小名气，已感觉非常的心满意足。若不是当时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机遇，此生除了教坛以外别无他求，至于入党和提拔这样的事，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想都不敢想。但多年后很偶然地听老领导赵晋说了一件事，时任定西地区教育局局长的冯老有次来会宁视察工作，当冯老得知我这个为会宁教育得了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的教员被提拔后，当即给当时分管会宁教育的县委副书记刘振华说：“现在教师很缺管理岗位又不缺人，王价不搞教学太可惜了，我看是人才浪费，建议给本人谈明情况，免去行政职务，还是发挥他的教学作用的好”。我理解，冯老这是为教育事业发展着想，因为那时分管教育的领导经常要为师资特别是数理化师资紧缺的问题而发愁，有时候一个理科教师会被借到河畔等地去帮忙救急，所以领导层面历来很提防教师转岗和流失的情况。在他看来我显然对提高高考升学率更有价值些。当然这也体现了领导对我业务的一种认可，总之他应该是通盘考虑，为了稳定教育队伍和人尽其才的考虑提这个建议的。
近二十年后的1998年，冯老夫妇来会宁时，专程来到我家坐了一阵，很朴实地给我说“你从事行政工作给会宁办了这些事，我那时候还不同意你从政哩，让你专心搞教学，看来我看法不准，还是振华他们看得远”。我事后想，也许他来我家就为了专门说这几句话，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件小事足以体现冯老宽厚坦荡、虚怀若谷的胸怀。老人不无歉意和自谦的心态，如果用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表述出来，将在这几句质朴无华的话面前显得何等苍白！
2000年农历2月5日是冯老80华诞，当时我在政协工作，认为对这位为会宁教育尽心尽力的前辈，应当力所能及地张罗一下做点什么，以慰籍这位对会宁教育有特殊功勋和享有盛誉的老人。我想到的是请甘肃省政协第七届主席申效曾同志给冯老写上几个字，但我不知申主席是否乐意，因为我人微言轻，不可能让正省级的干部做违心的事。于是我借着出差兰州的机会去找了一下申主席，和申主席首先有这样一段对话。
“申主席，您认识冯琯吗”？
“认识，50年代他在你们会宁当县长时参加省人代会，发言很积极，给我的印象是工作责任性很强”。
我听到这里一下就踏实了，便请求他为深受会宁人民爱戴的、德高望重的老县长80寿辰写几个字以示祝贺。申主席风趣地说：“人民拥护我当然拥护！”他便专门找了一张大红宣纸写了“敬业乐群”四个大字并题款。接着我还动员了当时的会宁县委书记彭维友、县长李兰文、离退休干部胥启明、任耀祖等同志为冯老题词悬联。我们党建国后并不提倡祝寿。但我想，毛主席周总理也曾向朱德总司令办过寿。担任过全国政协二至四届主席的周总理也说过，“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我们以这种方式让一位离休近二十年的老教育工作者，能在八十寿辰时笑口常开，是中国式人情味的应有表达。再说除此之外，我们这些敬仰他的人又还能做点什么呢？
时间飞逝，所幸的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县长，至今仍然身康体健，思维敏锐，我衷心祝愿这位德高望重的会宁老领导寿越期颐，安享晚年。
冯琯同志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也是会宁人民的道德风范楷模。
原文发于冯琯同志家人编辑的回忆录《无悔年华》 2001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