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冷暖“黄牛”先知，寄居在春运灰色地带的“黄牛党”们更切身地感受到疫情带来的寒意。“扛过了政策严查，却没能躲过疫情天灾。”“工龄”七年的资深黄牛李志感叹道。
疫情肆虐，大多数在外漂泊的游子不得不选择就地过年。春运曾被戏称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近两年也迁不动了。
“去哪儿”大数据显示，2022年春运铁路热门目的地为重庆、武汉、哈尔滨、长沙、贵阳。与往年一票难求相比，除去部分热门线路二等座余票紧俏，今年大多数线路都有余票在售。
李志常驻北京，专门倒卖各种交通票务，其业务范围包括高铁票、跨省大巴票等。将时光镜头回溯到2020年之前，每年春运都是李志们的年终狂欢时刻。在李志眼里，这些火车票就像是打开财富宝箱的密钥，“只需倒卖给客户，你就获得了这些密钥”。
2022年春节，李志的生意一落千丈，疫情防控措施日益升级，春运客流明显减少。李志甚至连一单抢票生意都没接到。“回家的人少了，票也好买了，我们也没了用武之地。”
李志斥巨资购买的抢票服务器和软件也彻底沦为闲置用品，为了发挥一下它们的价值，李志为自己和妻子“抢”了两张回哈尔滨的动车票。“其实不用抢票软件，自己也能买到。”李志苦笑道。
李志的境遇只是中国万千黄牛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疫情席卷之下，依靠春运红利不断壮大的黄牛江湖，早已摇摇欲坠。
疫情来了，我失业了“疫情开始之后，什么业务都没了。”
因为看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2017年刚毕业，阮琳便来到北京当了一名机票票务代理。彼时旅游业正值蓬勃发展时期，每年春运期间都能接到大量旅游团订单，人们从寒冷的北方城市飞到海南三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温暖的地方过年。
据携程、飞猪等多家平台统计，新冠病毒爆发前的最后一次春运（2019年），全国大约有4亿人次选择旅游过年，并且已连续三年保持正增长。
那时候的春运期间，平均每个月阮琳都能接到三个旅行团大单，出票量多达上百张。忙的时候，一个团要出300多张机票，阮琳要“一直忙到凌晨三点”。
火热的春运业务到2020年戛然而止，新冠疫情袭来，旅游业一夜之间跌入谷底。阮琳的收入大跌70%，从2万元缩至6000元左右，甚至有同行的薪水直接降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还有很多同行都倒闭了，我们还不错，一直坚持到现在。”据阮琳回忆，疫情开始后，倒闭或被迫停业的票务同行大概有三成。
与收入一同降级的，还有阮琳的消费水平。2020年中是阮琳过得最拮据的一段时间。以前她经常去三里屯、西单、SKP逛街吃饭，约朋友喝下午茶，那段时间都取消了，甚至如果“没有打折券连外卖都不敢叫”。
收入朝不保夕，同事们纷纷离开了这个行业。2017年阮琳入职时，公司共有150名员工，现在只剩下70人。阮琳颇有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她笃信旅游业仍前景向好，即便关系最好的同事辞职回了老家，阮琳仍然留了下来。
没有业务，阮琳和留下来的同事靠闲聊排解焦虑，聊天的内容五花八门，“只要跟工作不沾边的都聊，行业不景气已是常态，我们总不能一直焦虑”。
“空运黄牛”陷入困境，“陆地黄牛”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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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及以前，李志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仅靠“老客户带新客户”，李志就赚得盆满钵满。凭借这种裂变式的销售模式，李志从来不愁客源。
2020年之后，找李志帮忙买车票的老客户突然变少了。“主动给老客户们发微信询问，近一半人都表示不回家了。也有人担心春运期间坐高铁回家会有感染风险，改拼车或者租车回家。”
客户的新需求给了李志新的启发，他准备开拓拼车业务。2021年11月，李志根据过往经验，规划了10余条回家路线，并租下10余辆考斯特中巴待命。
可惜，李志的新业务并没有得到客户的响应。在客户圈里“宣传了近两个月，报名的人不足20个，连油钱都赚不回来。”最终，新业务宣告失败。
曾经，我靠黄牛生意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别看如今黄牛们日子过得落魄，在没有疫情的过去，春运可是他们大笔捞钱的狂欢时刻。
据阮琳回忆，自她入职以来，每年的销售额都能保持约20%的涨幅。春运更是阮琳冲刺业绩的重要时刻。2020年春节，阮琳迎来业务巅峰，“光是春运前三个月的销售额，我就做到接近220万元”。
凭借丰厚的收入，阮琳用积攒的工资做首付，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当时觉得还房贷没什么压力，毕竟房贷仅占工资的30%。”
春运大战中，你在抢票，黄牛在“抢钱”，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李志并不讳言其中暴利，他每替客户抢一张火车票，就会收取100-200元的“中介费”，春运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轻松进账数万元。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在过年如此重要的时刻，团圆几乎是每个人心头的执念。人们总是不顾一切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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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有个东北大哥托我抢两张回沈阳的火车票，硬座卧铺都可以。”大哥强调，只要能抢到票，加多少钱都行。李志尝试托关系买票未果，又通过在线抢票的方式最终帮这位大哥抢到两张卧铺票。按照行情，“两张票中介费要收400元，但大哥觉得4这个数字不吉利，直接塞给我500元红包。”
为了抢票，人们找黄牛、买加速包，挖空了心思，但赶上春运高峰，依然一票难求。心思活络的赵泰牵头组织了长途大巴，将客户们运送回家。
“把大巴开到六里桥、西红门等北京的交通枢纽附近，司机在门口拉人。”赵泰告诉未来汽车日报，每个人收费标准为官方票价的两倍。
愿意为这张“高价车票”买单的大有人在。虽然拉客方式原始，但效率却高，“一辆从北京开往石家庄的大巴，不到半小时就坐满发车了。”这其中利润自然不菲，2018年春运期间，除去司机酬劳、车辆租赁费等支出，赵泰净赚60万元。
这也是门“技术活”看上去，黄牛似乎就是个中间商、赚差价，但其实，要想做黄牛也不容易，这是门技术活。
在网络不发达时期，黄牛的工作方式大致有两种：排队买票，赚取差价；或者通过私人关系，提前囤积一批车票，待价而沽。
通常，在放票的前一天晚上李志会组织团队提前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排队。为了将抢票收益最大化，除了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去售票窗口抢票，还要雇人买票，数量越大，利润越多。
那些过年不回家的农民工是黄牛眼中排队抢票的最佳人选。李志组建团队的方式非常原始，就是蹲守在工地门口揽人，“冬天工地都停工了，不回家的农民工无事可做，只需给他们一些报酬，他们很愿意帮忙排队买票”。据李志透露，每个农民工的酬劳大约为30元。
最有“技术含量”的，是发展上线，提前囤票。那些旅行社工作人员等能买到票的内部人员，才是黄牛的核心竞争力。
这样的“舒心”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2012年，全国铁路系统开始实行车票实名制，黄牛行业遭受重创。对于大部分黄牛而言，那种靠囤积车票高价倒卖就能赚钱的日子不复存在。12306APP上线，大大拉近了乘客与铁路系统的距离，黄牛的生存空间几乎消失了。
但黄牛们没有被彻底击倒，他们开始转战线上。
采购独立服务器、抢票软件，黄牛们摇身一变，成为在线抢票的技术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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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为了提高抢票的成功率，黄牛们采购数十台电脑齐作战，有独立服务器提供强大的算力，再配上第三方抢票软件。数十台设备不分昼夜持续刷新，他们的抢票成功率是普通消费者在家呼朋唤友用手机抢票无法比拟的。
为了躲避官方对抢票团伙的打击，黄牛还会定时更换电脑和办公地点，防止固定一个IP地址被官方系统监测到。
在购票之前，客户需要向李志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官网的登陆账号和密码等信息。一套流程下来，从登陆、到验证再到锁定车票，最快仅需3秒钟。
“电脑就买电脑城或者网吧淘汰的，服务器和抢票软件是打包购买。春节抢票期间还要拉一条千兆光纤，保障抢票速度。”一套抢票设备，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成本为8万元左右。但这并不算什么，“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回本。”
黄牛没有明天疫情的到来，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改变了一切。
1月15日，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2022年春运全国发送旅客11.8亿人次，日均2950万人次，较2021年同比增长35.6%，较2020年同比下降20.3%，较2019年，也就是疫情发生之前的春运，同比下降60.4%。
春运规模缩水，黄牛首当其冲，月入2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曾经坚不可摧的客户城池也分崩离析。
但李志坚信黄牛江湖不会因疫情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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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以来，12306实施了一系列打击黄牛的措施，比如购票实名制、取消纸质票等，黄牛们见招拆招，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外部因素影响之下，黄牛江湖确实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目前北京只有一些大型团队在做黄牛生意。”但李志认为，决定黄牛江湖灭亡与否的，是车票端的供给。“只要车票有一天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黄牛就会一直存在。”
李志打算来年在北京找个普通工作，保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他不打算彻底放弃黄牛事业，同时还会兼职做抢票工作。“毕竟还有一些固定客源，以后会把抢票当做副业。”
然而，李志只代表少数人。更多黄牛感受到的，是绝望，不是因为行业萧条，而是这份萧条看不到尽头。
阮琳的同事们看不到希望，纷纷转行。有人做了房地产销售，也有人回老家开了一间小卖铺。
赵泰不打算再做春运大巴了。“不能再‘顶风作案’，假如在我的大巴中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果不堪设想。”
赵泰准备先回黑龙江老家，今后干什么，他还没想好，一切等过了年再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 | 苏鹏 崔秋阳
编辑 | 李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