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冈村宁次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日军兵力、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撤进深山区或转移到外线坚持斗争。
冈村宁次为了围剿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耗费了大量兵力和财力，却总也不能彻底“清剿”干净。针对这种情况，阴险毒辣的冈村宁次决定实施疯狂的“囚笼政策”。
“囚笼政策”就是通过挖长沟、砌高墙的方式，将华北抗日活动频繁的地区纵横分割，变成若干块小区域，区域之间能够通行的交通要道全部设立据点、修建碉堡和关卡。日伪军白天对过往行人严格盘查，晚上则封闭一切道口，并沿封锁沟、封锁墙布岗放哨，以阻止夜间八路军、武工队跨区活动。只要有一处发现有抗日武装的踪迹，四面据点的日伪军便可以迅速将这一区域包围，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按照日军制定的标准，“封锁沟”的深度及宽度都必须达到6米以上，在临近水源的地方，还要往沟里灌进足以淹死人的水。从1942年到1943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地区这样的“封锁沟”长度累计达到近12000公里，相当于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
再加上星罗密布在整个华北大地的成千上万个据点和碉堡，其工程规模之浩大，耗费人力、物资之巨，累计起来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日本政府当然是不会出一分钱的，于是这笔负担便全部落在了中国老百姓的头上。
连年的战祸，使得昔日富庶的华北地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囚笼政策”的浩大工程更是让老百姓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
山西汾城县杨平庄，是一个仅有300多口人的小村子。保长张道园40岁出头，是个热心肠的汉子，在村里很有威信。其实他打心眼里就不想当这个保长，可是架不住父老乡亲们的苦苦哀求，说如果他不当保长，乡亲们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邻村就是因为没人肯出头，日本人就指派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当保长。结果那家伙办事尽向着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把全村人都坑害苦了。张道园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杨平庄也落到那种流氓的手里，只好硬着头皮当了这个保长。
当保长就少不了替日本人跑腿办事，而且净要办那些挨人骂的缺德事，张道园心里再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去干，否则日本人饶不过他，全村老百姓也免不了遭殃。一天一大早，他到镇公所开会，一眼看见日军小队长木村也在场，就知道肯定没什么好事，这已经是老经验了。
翻译官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彩色纸传单发给各村的保长们，让他们回到村里挨门挨户地散发给村民们。日军小队长木村脸上堆着假惺惺的笑容讲了一通话，翻译官一句一句地翻译给大家听，大意是天皇陛下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争取大东亚圣战胜利，皇军决定将从稷山马壁峪口至豁都峪，沿吕梁山挖出一条长达120公里的“惠民壕”。
“惠民壕”这个词张道园还是头一次听说，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惠民壕”其实就是“封锁沟”。
要说封锁沟，当地的老百姓们没人不知道，这几年全县包括邻县一直都在挖。今天这里挖，明天那里挖，没完没了地挖，小小的杨平庄这些年出的工累计起来就超过上万人次。
凡是这种活儿，都要摊派到各村各户，每家都必须出一名甚至几名“苦力”，不仅不给任何报酬，还要自带干粮和工具。
人们在日本兵的刺刀和棍棒的监视下拼命地干活，稍有懈怠就要按“通匪”论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当场杀头示众。
张道园一想到乡亲们那好像要冒出火苗子的眼神，头都大了。没办法，日本人逼的，不干不行啊！
这次日本人虽然把“封锁沟”改成了“惠民壕”，其实谁也不傻，都知道那是个掩人耳目的说法，照样还得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棍棒下累死累活地干活，耽误了自家地里的农活儿还得不到一分钱的工钱。回到村里，张道园硬着头皮把传单送到各家。一点都没出他的意料，难听的话听了个够，没人拿砖头拍他的后脑勺就算万幸了。
两天之后，镇公所把派工指标分摊下来了。让张道园大吃一惊的是，这一次他们村被摊派的工格外多，平均每家每天差不多要出两个工，全村的壮劳力几乎全部被一网打尽了。眼下正是春耕时节，没有了劳力，谁来种地？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田地荒上一年不收粮，明年又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张道园连夜找到镇公所，说明村里的情况，求他把出工的指标减少一些。 镇公所的人一句话就把他给顶了回来：“皇军有令，违抗者格杀勿论！数数看你们杨平庄有几个脑袋，够不够人家砍的！”
张道园擦着一头的冷汗回来了。他知道这话可不是虚张声势，日本人说砍真砍，大扫荡的时候，这附近有两个村不知怎么惹着日本人的，结果连杀带烧，惨不忍睹，他张道园说什么也不能让杨平庄也遭那么大的劫难。
乡亲们怒归怒，骂归骂，但也知道这种倒霉事摊到头上就逃不掉，到了规定的日子，村里各家该出的人还是都到齐了。
村民张随周是个聋哑人，家里唯一的亲人老母亲几天前才去世，按说这时候派他的工有点不近人情，可是这次要的工太多，村里每户都摊了两个以上，他家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也得算一户，一个不出说不过去。带着大家去工地的路上，张道园歉意地拍了拍张随周的肩膀。张随周淡淡地一笑， 那意思是他懂，不怪你张道园。
挖封锁沟的工地距离杨平庄约七八里，中午不能回家，吃了自带的干粮后继续干活儿，一直要干到天黑透了才能收工回家。
可是几天后快到收工的时候， 监工的日本人突然宣布了一项新规定：为了抢进度，要连夜施工，而且不能中断。一个村只让一个人回村送信，让各家派人来接替，人到换人，要保证工地上的人数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新规定让各村的村民们都愤怒极了，这不等于又把各家的出工数加了一倍吗？
村民张志远忍不住质问了日本监工一句：“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让我们到哪儿去找人来轮换？”
话音刚落，两个日本兵提着大棒冲了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直打得他头破血流倒在地上。日本监工用大皮靴狠狠地踹了一脚不省人事的张志远，傲慢地环视一眼四周的村民们，冷笑道：“没人轮换，就一直干。什么时候有人轮换，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私自回家的，一律砍头！”
这天，为了能让已经干了一天活儿的亲人回家休息，村里各家不得不找人替换，有些人家成年男子不够，只好让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来顶替。
可是像张随周这种家里没有一个亲人的光棍汉就惨了，没有人来接替，他就不能回家，而且不能休息，还得白天黑夜连轴转着干活。更要命的是，没有人给他送干粮，连饭都吃不上了。
勉强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张随周又饿又累，实在干不动了，溜到一旁的一个坟包子后面躺下想歇会，不想眼睛一合就睡着了。
熟睡中的张随周被肚子上一阵彻骨的剧痛惊醒了，他本能地蜷起身滚到一旁， 日本兵的大棒第二下才没砸到脑袋上。他连滚带爬地跑回工地，日本兵在后面不依不饶地追着，那架势非要往死里打不可。
保长张道园一看苗头不对，忙上前拦住日本兵，又鞠躬、又作揖，说那人是个哑巴，家里就他一个人，杀了他就少一个工，没人来换他。好话说了一大堆，日本兵这才罢手。
可是从这一天起那个日本兵就盯上了张随周，只要见他干活动作稍一慢，大棒立刻落了下来，打得他浑身上下到处青一块紫一块。村里的乡亲们看他可怜，今天这家给一口吃的，明天那家给点吃的，可是谁家都缺吃少喝的，能接济他的实在有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溜到野地里扒树皮、挖草根吃。
熬到第十天的时候，张随周终于坚持不住晕倒了。
日本监工过来用手指在他鼻孔处试了试，还有气，于是让人用一桶凉水把他浇醒，用大棒在他头上敲了敲，警告道：“你的，装死得不行。起来干活，再装死，皇军要对你刺刀地干活！”
张随周只好摇摇晃晃地爬起来继续干活。他知道，如果他倒下不动，日本人真会一刺刀挑了他。
又坚持了三天，正在挖土的张随周突然一头栽倒在地，面色如土，浑身瘫软如泥。
日本监工过来的时候，一位村民正在用手指在他鼻孔处试气。
日本监工问：“他的，死了？”
村民回答说：“摸不着气了。”
日本监工皱着眉，踢了一下一动不动的张随周。
村民忙说：“要不，让人把尸体抬回村里去，留在这儿搞不好再闹出传染病来，会大大地影响挖沟进度的。”
日本监工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
张随周被当成死人抬回了村，在乡亲们的照料下，总算捡回一条命，但从此身体元气大伤，一直疾病缠身。就在抗战胜利的那年秋天，他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
凡是有封锁沟的地方，每天都发生着被活活累死、或被毒打致死的惨剧，死亡者不计其数。
在封锁沟密度最大的冀中平原地区，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内，就有20多公里封锁沟、1公里封锁墙。
可以说，在这些封锁沟里挖出的每一锹土里，都饱含着华北百姓们沉甸甸的汗水、泪水和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