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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兴城)之后,又有成都国资拿下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银行)大额股权。

4月17日,成都农商银行官网公告,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侯发展集团)、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拟联合受让该行20.50亿股股份,持股比例合计约20.5%。

一、地方国资接手65%股份拿回控股权

据成都农商银行官网4月17日公告,武侯发展集团和高投集团拟联合受让成都农商银行20.5%股权。其中,武侯发展集团拟受让10.50亿股,占比约10.5%;高投集团拟受让10亿股,占比约10%。

公开资料显示,武侯发展集团是成都市武侯区国有独资企业。武侯发展集团注册资本20亿元,下辖一级子公司4家,二级及以下公司24家。主营业务包括文旅、教育、大健康、基础建设、金融贸易五大板块。截至2019年底,集团资产总额近300亿元。

成立于1996年9月的高投集团,则是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截至2018年末,公司注册资本206.95亿元,总资产规模超过550亿元,现已形成建设开发、科技金融、产业投资、资产运营、园区发展五大业务板块。该公司下设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等10家全资子公司,控股一家上市公司高新发展(000628,股吧),同时参股、控股20多家企业。

武侯发展集团此次受让的股权来自于公开司法拍卖,高投集团受让的股权则来自于公开摘牌。

随着武侯发展集团、高投集团新晋股东身份浮出水面,成都农商银行未来的全新股东阵营已初具雏形——成都兴城持股35%,武侯发展集团持股10.5%,高投集团持股10%,成都交子金控持股9.81%。如交易全部完成,4家国企持股比例将合计超过65%。

上述交易达成,意味着成都市完全拿回了对成都农商行的主导权。最近多起案例说明,地方政府要承担起对辖内金融机构的处置与稳定责任。比如“明天系”曾经控股的潍坊银行、泰安银行、哈尔滨银行,分别由潍坊市、泰安市及哈尔滨市国资委为第一大股东。

二、资本大鳄无奈出清银行股份

2018年2月安邦接管组进驻后,处置成都农商行一事提上日程。2018年12月12日,安邦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北金所)挂牌,称将转让成都农商行35亿股股份,报价168亿元,要求一次性现金交付。

彼时,,四川省宜宾国资委旗下的五粮液(000858)集团,有望与四川省国资、成都市国资联合竞标,获得前述股权。但是,由于成都市政府有自己的牌照考虑,再加之交易价格未谈妥,此项交易最后终止。

新一轮的成都农商行的转让价格尚未确定。在2018年末挂牌转让时,安邦接管组给出了每股4.8元的价格,相较于2017年成都农商行每股4.03元的净资产,这一交易价格相当于近1.2倍PB(市净率)。但是,这比银行业二级市场普遍在0.7倍PB左右的价格高出了不少。

成都农商行迄今也未披露2018年年报。此前北金所数据显示,成都农商银行设有各层级机构649家,其中总行营业部1家,分行8家,支行173家,分理处467家。在山东、江苏、福建、河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发起设立的39家中成村镇银行全部开业。截至2019年10月末,该行资产总额为5445.60亿元,净资产505.82亿元,完成营业收入106亿元,实现净利润47.88亿元。

但是,安邦通过成都农商行的同业业务、保险交叉销售、存单质押等“掏走”究竟多少资产,形成多少大股东逾期占款,尚需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确定。据记者从接近权威人士处了解,仅一笔海外收购加拿大项目的资金,就有来自于安邦套取成都农商行的90亿元人民币。

目前,前述成都农商行同业操作的关键人物、该行副行长刘津,已经辞职。据财新此前报道,安邦通过成都农商行分管同业与资管业务的副行长刘津的操作,形成至少一笔为20亿元的风险资产;刘津一度协助调查。

2019年7月4日,在国新办例行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介绍称,目前安邦保险集团已经有超过1万亿的各类资产已经或正在剥离,公司资产规模有了明显下降。在银行股权方面,不久前,安邦集团也挂牌转让浙商银行股权,底价近70亿元,但目前没有新的接盘方;安邦集团于2019年10月末卖出了招商银行(600036,股吧)部分股权,套现150亿元;但新成立的大家保险集团仍持有招行股份;由于民生银行(600016,股吧)浮亏严重,安邦集团所持有的民生银行股权仍未有处置进展。

三、当年安邦蛇吞象背后

成都农商行,原为成都市农村信用社,2009年12月,改制并更为现名。

次年1月,成都农商行正式挂牌开业,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首批设立的农村商业银行。

起初,成都农商行注册资本58.98亿元。其中,股东里属于成都市国有资本系统的5家公司,共持股30.99%。成都市政府对该行相对控股。

截至2010年年底,成都农商行资产总额约为160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31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26亿元。

在资产之外,成都农商行还拥有“成都地区数量最多、覆盖最广的营业网点”;同时,资产状况优良、存款稳定,“农户的存款,虽然单个数额不大,但总体而言,存款稳定、可靠,这在银行业里是很难得的。”一位该行的前管理层人士曾这样介绍。

然而,也就在2010年年底,安邦财险等投资者,以1.6元/股的价格,入主成都农商行,直接占股35%,成为第一大股东。

彼时的安邦财险,注册资本只有51亿元,总资产256.74亿元,全年营业收入73.83亿元,净利润5.08亿元。即使就是在当时的保险行业里,也是“不起眼的小角色”。由它来并购资产规模超过其5倍的成都农商行,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蛇吞象”游戏。

这一交易在事前事后,即充满了争议。

“我们不少人反对将控股权出让。为此,我还被跟踪、恐吓过,我的办公室也被强行撬开过。”一位该行的原高管回忆。

2011年11月,中国银监会批复同意了成都农商行的这一交易。同年11月11日,增资、验资工作,全面完成,公司章程亦修订完毕。至此,安邦对成都农商行的“蛇吞象”,尘埃落定。

而就在上述工作完成的前一天,即2011年11月10日,成都市主要领导更迭,时任市委书记李春城正式离任。

该市市委一位官员曾回忆,接替李春城的成都市委主要领导,至少两次在会议上,对安邦收购农商行的这一交易,表示严重不满,并称这桩上千亿元的国有资产买卖,“(当初)都没有上市委常委会讨论”。

亦有知情人士指控,安邦为了获得成都农商行的控股权,还与成都市几位官员,进行了“不名誉”的利益交换。

自2012年至2015年,多位成都市的重要官员因涉嫌贪腐落马。这其中就包括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时任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成都农商行原第一大股东、时任成都投资集团董事长吴忠耘等人。

不过迄今为止,上述官员涉案的司法文书,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四、“资金池”、“安全垫”的腾挪术

入主成都农商行之后,安邦并不满足于35%的控股比例,其透过控制的其他公司,不断买入成都农商行的股份。

至2016年年底,除安邦财险之外,成都农商行的前十大股东中,还有持股4.88%的上海文俊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96%的浙江国恒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79%的北京涛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穿透层层股权架构之后,也实际上属于“安邦系”掌控的公司。

因此,“安邦系”至少持有成都农商行43.63%的股份,远远超过其他股东。

在管理层,董事陈萍、赵虹、李军、姚大锋、张晔、李剑飞、姜昧军,以及独立董事胡祖六等人,均来自安邦或由安邦推举,在15人董事会里,超过“半壁江山。”

同时,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常务副行长等诸多高管,均为安邦所包揽。“总行各重要二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基本来自安邦。甚至,不少保安也是安邦从北京调过来的。”一位该行的人士表示。

对于安邦而言,控股成都农商行的意义不仅仅是收获了一张银行牌照,更是“迅速做大了自身资产规模”,以及拥有了一个“资金池”、“安全垫”。

有安邦集团内部人士介绍,收购成都农商行之前,安邦财险的总资产只有大概300亿元,加上和谐健康、安邦人寿等其他“安邦系”的公司,也就在500亿元左右。但收购成都农商行,并将资产“合并报表”后,安邦集团的总资产一举突破了2000亿元。

“这是质的飞跃。总资产的增加,不仅意味着安邦整体实力的增加,而且根据保监会的规定,安邦被允许花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更多的投资扩张。”该人士解释。

中国保监会在2010年出台并实施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对于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及额度,有非常明确且严格的限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上季末总资产”。

安邦集团亦将旗下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存入成都农商行,“安邦在成都农商行的保险存款,规模超过了千亿元。一方面,这有助于成都农商行的规模迅速做大;另外一方面,“原本应被严格监管的保费收入,存入自家银行之后,一定意义上成了可以自行支配、决定去向的自由资金。因此,对于整个安邦集团来说,成都农商行是‘资金池’、“安全垫”。”一位安邦集团的内部管理层人士介绍。

自安邦入主之后,成都农商行也的确迅猛发展,甚至一度总资产在全国农商行中排名第一。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多年以后,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能记得当年的同业故事,当年的“包商”“锦州”“恒丰”“成都农商”的兄弟们……

至此,出问题的“孩子”基本都被当地政府抱走了,未来还有“熊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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