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官话在秦汉至明清各代古语里仍是主调
秦、汉以后的我国语言与文字还是沿用夏朝时期的语言与文字。汉朝时期出现了《说文解字》字典：隋朝定都长安后编制《切韵》，确定了以建康话为语音的标准。换言之，《切韵》的音系是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语音作为是时我国语言与文字的统一标准。唐朝字典《唐韵》，是以长安话作为统一的语言与文字发音标准。宋朝再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了《广韵》《集韵》等字典，而以当时的东京汴梁的方言为基准音。
一、秦国“书同文”“语同韵”以当时的河南方言为基础。
在春秋以后关中地区就归秦国所有。秦国人驱逐了犬戎，但秦人在向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戎人进入到关中，融合进秦人之中。相应地，秦人的语言之中也有一些戎人的言语成分。在战国时期，东方各国的百姓不大看得起秦人，甚至把秦人当成蛮夷，我想秦人和东方人言语的不同也是导致秦人被歧视的一个原因。春秋战国的五六百年间，洛阳始终是天下的中心。虽然周王室威权不再，甚至一落千丈，蜷缩在洛阳周围很小的区域之内。但是洛阳城毕竟是天子之都，具有很大的象征性。以洛阳为中心而形成的雅言，也成为华夏族的通行语言。就连孔子在来到洛阳向老子问礼，向苌弘问乐的时候，也学会了雅言，孔子后来教书的时候所使用的都是雅言。《论语》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到了秦始皇的时代里，秦始皇是在赵国之邯郸长大，邯郸语言与风俗从古至今都是与豫魏卫一体化，加之李斯（上蔡人）、吕不韦（濮阳）都是河南人，故秦王府盛行的是当时的豫北话，而民间是关中的秦语。后来李斯等人推行的语言、文字合流，就是以当时的河南话为基础的。
有史可考的是，在秦统一天下后，原来的各国都有自己的方言，官场上是公开场合是周朝“雅言”（关中方言与河洛方言的杂糅），台下“诸多方言”并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宰相李斯在秦始皇的支持下，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语同韵”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从而，语言文字才渐渐地趋于统一。须知，秦代都城，虽然在陕西咸阳，但执政主体绝大多数是河南人。到了汉代，特别是有了河南人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后，语言文字就更加完善、规范。
当然，当时的“河南话”与现在的河南话截然不同，其类似先祖的广东粤语，但有一定的差异。
二、承袭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洛语”为两汉时期的雅言。
西汉王朝采取“以关中治关东”的策略，对整个东方都是防范的。西汉的都城也在陕西咸阳，其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之所以如此，西汉前期的君臣基本上都来自东方，比如：刘邦、萧何、韩信、张良、灌婴、陈平、周勃、郦食其（yì jī）等，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州方言区之人。刘邦虽然是讲彭城一带的方言，但此话是当时的豫东语言体系，时至今日苏北与皖北，说的还是河南话，听的是豫剧。但是，几代人之后，他们也就逐渐接受了关中方言。成了河南话与关中话的杂糅。不过，通行语言不是关中话。应当说，整个西汉一朝，关东地区的百姓并没有接受关中地区的方言。
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建都于洛阳，承继汉代音韵，以洛阳雅言为国语。来自南阳的刘秀在洛阳登基称帝。整个东汉一朝，最终实现了东西方民众的融合。我们这个汉民族的最终形成也就是在东汉时期完成的。当时通行天下的汉语，也是在原来先秦时期的雅言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这会儿的汉语，肯定以洛阳地区的语言为主。
（三）两晋与南北朝时期，河南方言是主导语言。
西晋承袭汉代，都城在洛阳，当然是以洛语为国语。
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南京话，这实际上是河南洛阳、开封话与当地方言的糅合。今天的南京话北方人听得懂，一出城区耳朵就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了。由【南朝·宋】刘义庆等编写《世说新语》曾云，北人南逃，聚族而居，带来语言，南方的文化没有北方强。北人多抢夺吴语地盘，大量的北方人覆盖了原来的吴语区。比如，刚刚消灭了南方的孙吴，有一些孙吴的百姓来到西晋都城洛阳，还因为他们的言语而受到嘲笑。
实际上，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天下动荡分裂。但言语则是依然比较稳定，始终都是以洛阳一带的言语为主。比如南方地区，东晋到宋齐梁陈，三百年间，首都在建康，但贵族们却坚持说洛阳等地的河南话。比如：谢安就以他的豫东话而自豪。《晋书·谢安传》对此传神的记载，谢安有鼻炎，说河南话的时候鼻音有点儿重，江南百姓也纷纷模仿。对于当时的江东贵族来说，说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至于在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下令“断北语，一从正音”，这里所说的正音，就是当时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话。这里有一个例子：当年南朝陈庆之北征到洛阳，被人鄙视不会说雅言，讥讽他“本非将种，又非豪家”。显然，洛阳雅言占有着统治地位。
南北朝时期的官方语言大致为3种情形：南朝包含刘宋、南齐、南梁、南陈4朝，基本上沿袭了以洛阳话为基础的金陵雅音。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5朝，除西魏、北周之官方语言使用长安官音（秦音）外，东魏、北齐的都城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无疑官方语言是古时河南方言。北魏是一鲜卑族政权，其由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后，处在开始了少数民族统治汉人的天下。其实行的是鲜卑族人与汉民族之“同文”“同语”“通俗”“通婚”汉化政策，这官方语言肯定是洛阳话了。此时，北魏孝文帝是保护、推广“洛阳正音（读书音）”的功臣。他不但确认了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而且直接影响了隋、唐的正音。
两晋时的闽地也尊崇唐时古音。【唐】张籍《永嘉行》诗云：“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背景是：西晋时“五胡乱华”，大批仕民南迁）。晋江有一传承800多年的诗社，他们读诗皆用古音（文言）。国家语委认定此古音源于唐代，美国汉字馆即有书称晋江语皆有古读音，与古代韵书反切音一致。晋江是因为多为晋代移民而得名。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唐代，河南光州固始县一万多人避难南迁。当时的晋江治所在南安丰州，辖地包括今厦门、同安及泉州的大部分地区。各种客家书中的语言部分以及“闽南语”里，也有这方面之记载。
（四）隋唐时的主导语言以中州音韵为正调。
隋唐两代统一以后，首都主要在长安。长安多般为是法定首都，洛阳是陪都，但也有几代都于此。但是，由于几百年来所形成的惯例，标准语言却是洛阳一带的语言。唐承隋制，隋唐两朝国语均为洛阳“汉音”，隋唐定都洛阳，此时中原雅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稍有所演变。隋朝统一中国后，开始了编著统一汉书的工作。
隋文帝仁寿元（601）年，【隋】陆法言吸取了以前诸家韵书的长处，特别是纠正【西晋】吕静《韵集》定韵缺乏标准的不足，参照南北语言确定的一套规范语言为洛阳音，而著就语言年类汉书《切韵》，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当今语言学家称其是以洛阳雅音和金陵雅音为基础正音。成为考订古音及作诗文的根据，研究汉语的中古音韵的主要资料，也是重要的语文工具书。又因为《切韵》代表了中国研究语音的规则标准，所以《切韵》成为汉语音韵学的第一经典。【唐】孙愐《唐韵》、【宋】陈彭年《广韵》及其他韵书，均以《切韵》为基础修改演变而成。《切韵》被公认为追上古汉语，下启唐宋汉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至于唐代的语言，通常认为“唐承隋制”。不言而喻，以河洛话为主了。唐中宗李显时，王仁昫著《刊谬补缺切韵》，又对《切韵》加以刊误，增字，注分一百九十五韵，较《切韵》增韵扩节，如添加缺失10多处，最重要的是增补了“广”“严”二韵，更多的是归韵（小韵归大韵），还纠正个别注音的不准问题，体例也略有改变。据敦煌本、宋濂跋本计算，增加的字大概有5000多个。成为隋代陆法言《切韵》之后的一个现存的影响最大的增订本。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上述【唐】孙勉所作《唐韵》，又是《切韵》的一个影响大的增修本。唐代把初年被定为官韵。唐贞观年间以此为教材，要求各地作文、写诗以此为准则。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这在客家话里有所体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 ）的唐宗室之小说家李涪曾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史曾载，唐朝的皇帝上朝的时候偶然说了句陕西话，还会被御史批评。
洛阳音是唐时标准音，这里有一例证。武则天时期，依靠告密在朝廷当官的侯思止读书很少。一次，他在朝堂上跟其他大臣讲话，说到“猪”字时，没有按当时标准音即“洛阳读书音”读成“diyo（雕）”，却按都城长安的音读成“jyu（诛）”，闹了笑话，被大臣当场耻笑了一番。武则天听说这个故事后忍俊不禁，笑个不停。这个小故事说明：在中国古代的上层社会，在正规交际场合，仍以“洛阳读书音”为荣。正如【唐】李涪《刊误》所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指的洛阳），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
（五）两宋官方语言，“中原正音”贯穿始终。
1、北宋通用语言，是汴梁方言与洛阳“正音”并用的“中原正音”。
北宋通语以当时的中原方言为基础方言，当时的汴京话为中心方言。因为洛阳是西京，距离汴京很近，二者方言关系密切，而且从历史上看，洛下音一直是中古中前期的中心方言标准音，所以通语中也当有大量洛阳话成分。“中原正音”作为古代的强势语言，不单是河南人说，河南周围的陕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一部分地区照样说。它是中国最大的地方语言。它从国家通用语降格为地方语，也不过二三百年的事。【明】陶宗仪《说郛》（卷五）引《谈选》（【明】吳氏丛书堂抄本）载，宋代名相、陕西渭南人的寇准和大臣（后为宰相）丁谓（两浙路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在“政事堂”讨论“正音”问题，寇准说“西洛”为“天下之中”，“洛阳话”应为标准音。丁说“不然，唯读书人然后为正”。二人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洛阳方言不是标准音，只有“洛阳读书音”才是“唯一标准”。请注意，他们是在首都东京（汴梁）讨论此问题，却并不拿开封话作标准音。对此一些语言学家等有过记载。【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宋】路德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宋】《碧落子》里也说，唐雷氏家族“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有正音。”南宋的陆游也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北宋通语从流传至今的元末明初小说《水浒传》等书中，略知一二。不过，其读音与现在的中原发音不完全一样。语言学家与客家学者认为，今天的客家话里，很好的保留着宋代通语。如果你用宋朝的词典去看它的读音的话，他就和现在的客家话基本相同。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曾录制的一段古汉语的模拟发音，宋朝“普通话”竟然和“客家话”十分相似。
这里仅举广西客家的几例：【南北朝】佚名《敕勒歌》中的“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出现了两个“野”字，其古音读“ｙǎ”（不读ｙě），跟客家人现在对“野”的读音一样。【唐】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宋】杜甫的《禹庙》中的：“秋风落日斜”，其“斜”古音读“xiá”（不读xié），与现在客家人“斜”的读音一致。
而杜甫《禹庙》中“古屋画龙蛇”的“蛇”读“sa”（不读shé），与客家人“蛇”字的读音相同。【宋】苏轼《浣溪沙》“村南村北响缫车”的“车”读“cｈē”（读cā），而客家人叫车子作“cā zi”。数字“1、2、3”古语读“yī、nì、sān”，客家人发音不仅相同，其“3”的读音与今日河南对“仨”的读音也无两样。《木兰诗》里“阿爷无大儿”的“爷”指父亲，而客家话的“爷”也是指父亲。《扁鹊见蔡桓公》中“扁鹊望桓侯而还走”的“走”，在宋代等古汉语里是“跑”的意思，而客家人说的“他很会走”，即“他跑得很快”。“打飞走”，即“飞快地跑”。
可见，宋代等许多古汉语的音和义，仍顽强地保留在客家人的语言之中，尤其是“在桂东偏远的山区，宋朝的官方语言还保留至今”。
2、南宋官话和北宋的官话是不同的，其是受吴语影响的汴京话和临安话的结合体。
靖康二（1127）年北宋覆灭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自绍兴元（1131）年起，临安（今杭州）一直是南宋的“行在所”（临时首都），在此后的143年间都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因此，从北宋首都开封南迁的皇室和一部分皇族、官民，大多集中在临安。由于这批移民的身分和地位特殊，数量较多，居住集中，定居在杭州后依然说开封话，所以在杭州城内形成了一个开封方言岛。杭州还有来自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原来的方言与杭州方言有很大不同，却与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开封话成为朝廷官话，也成为杭州的强势语言。而杭州的土著为了与这批处于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打交道，要做官，上学，经商，当仆佣，也只能学说开封话。久而久之，开封话成为杭州一带的方言，完全取代了原来的方言南宋官话国语官方语言
所以说，南宋通语是受吴语影响的汴京话和临安话的结合体。
至于郊区，则以受汴京话影响不大，而受临安话有一定影响的吴语为主。
宋代官语与隋唐时的中原音韵有着直接关系。如：宋代的《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和《大宋重修广韵》等，也是以隋唐时的《广韵》为标准音。【宋】《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宋】宋祁 郑戬《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南宋】王应麟在《玉海》里记载，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宋】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宋】丁度等人编写的《礼部韵略》，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韵书《大宋重修广韵》，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六）元代的标准语言，虽然主要以蒙汉结合的元大都（今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其“宗中原之音”。
元朝起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但是，无论在官场或私下里难以行得通。后来便以元大都（北平，今北京）的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元代统治者还规定，学校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音的“天下通语”。一些元代汉语典籍里有明确记载。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元】范德机《木天禁语》：“惟中原汉语，四方可以通行。【元】孔齐《至正直记》：“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南方……声音亦异……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元】陈鹄在《西塘集》里也说：“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尽管如此，“中原正音”仍十分流行。元朝高安（今江西高安市杨圩镇）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说：“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中原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的一部分外，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
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其“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元朝的“汉儿言语”，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至今，河南话（特别是豫东的开封一带，普遍带儿化音，如：河南坠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儿化音。
（七）明代“中原官话”，脫胎于《中原音韵》。
明、清时期国语称为“官话”。
明朝即次出版了《洪武正韵》字典，把我国的官方语言与文字，以建康（南京）话为标准的吴越发音作为统一标准。明朝初颁布《洪武正韵》的编撰方法与《中原音韵》一样，仅在字的归韵上，与《中原音韵》有许多不同的方言。《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却不改变。《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的，即说话口音，《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方法。
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如今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而是“中原官话”，即以以中原雅音为正音。明代以前，中原地区经战争等因素，其雅音影响至明朝前期都城的南京，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话为当时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城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音的基础，而南京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北京官话相对通行范围较小，地位较低。
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话。明朝时，官方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文，官方的口头语言是以当时南京白话为基础的。显然，明初朱元璋下诏颁行《洪武正韵》的发音体系，比当时任何一种方言都显得更加规范和严谨。童琴在《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载文《<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比较研究》，写道：“【清】周德清《中原音韵》是汉语语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洪武正韵》脫胎于《中原音韵》。”
有学者称：明代主流社会普遍尊崇的语言是“中原官话”，大体状况是“中原正音+当时固有词、新来词、外来词+音韵转变→（明初）中原官话。”即使是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也以“中原音韵为荣。【明】吕坤《交泰韵》：“中原当南北之间，际清浊之会，故宋制中原雅音。”【明】杨文骢《同文铎》：“得中原之正音,去五方之啁杂。”【明】王伯良《方诸馆曲律·论须识字》：“盖四方土音不同，故须本之中州。” 【明】陈全之《蓬窗目录》：“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明】郎锳《七修类稿》：“城中（杭州城内）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明】沈宠绥（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在《度曲须知》：“以吴侬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韵，字理乖张，音义径庭。其为周郎赏者谁耶？不揣口陋，以中原韵为楷。”【明】仁和人（今浙江杭州人）毛先舒在《与婿徐华征书》称：“汴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
（八）清代的“中原官话”，本底语音系统是夏代时期的语言与文字。
从上述可知，明、清时期国语称为“官话”。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其实，清朝建都北京后，带来了北方汉人的话语，不久即规定了以北京话为基调的我国近代语言与文字的发音标准。清朝早期，南京官话仍为官方主流标准语。清雍正八年，开设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话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1909年，清朝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即清末国语。
同元、明两代主流社会一样，清代人也普遍尊崇“中原官话”。从我国语言与文字的发音标准的演变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迄今在全国性、大范围的本底语音系统，是夏代时期的语言与文字。以后各代也基本上是以中原官话为基础。清代也以“中原实五方之所宗”。如：【清】王德晖《顾误录》：“愚窃谓中原实五方之所宗，使之悉归中原音韵。”【清】张燮承《翻切简可篇·读横直图口诀》：“填图字样皆系按中州韵填入，学者不可因今古音讹、南北音异妄自更改。”【清】罗愚《切字图诀》：“摄以开合口呼，正以中州音。”【清】周赟《山门新语》：“夫中国车书一统，而音韵必叶中州。”【清】朴隐子《诗词通韵·序》：“词严声律，韵必中州。盖河洛当九域之中，其音可通于四方耳。”【清】仁和 潘耒《类音•南北音论》：“河洛天地之中，雅音声韵之正。” 【清】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说：“洛下为天下之中，南北音词，于此取正。”但是，还要看到，到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北京长期居于全国政治中心地位，逐渐完成官话由河南话向辽东汉音（普通话前身）的转变。
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中原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开封话、西安话、绵阳话、扬州话为代表。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可知，南京话曾经是以河洛官话为母语的。
“中原官话”被北京话取代。北京话共有3个来源，分别是东北旗人话、北京土话、二者在在中原和河北地区流行的、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的“官话”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带有浓厚的东北味儿，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北京话”。最初，“北京话”的流行范围仅限于北京旗人和京城不识字的普通百姓使用，皇帝、八旗贵族长期耳濡目染，也逐渐习惯了说这种话。真正改变洛阳话读书音正统地位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清官方的意志。清代皇帝毕竟是满洲人，和历代汉人皇帝截然不同，满清皇帝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尊崇的洛阳话读书音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更习惯于说“北京话”。时间一长，沟通难题就出现了：汉族知识分子说“洛阳话”，皇帝和满洲贵族却说“北京话”，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由于皇帝和八旗贵族都说“北京话”，再加上道光和以后历任皇帝的大力提倡，让过去说洛阳话读书音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北京话”慢慢取代了“洛阳话”在办公、外交、社交等场合的主流地位，成为上层社会和整个社会交流的“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