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两期点评的分别是1939年的金奖绘本Mei Li（绘本应该怎样读？从1939年凯迪克金奖绘本Mei Li说起）和1941年的金奖绘本They Were Strong and Good（没有做到“情不自禁的自我纠正”，它便难以成为优秀的儿童绘本），这两本书之于中国读者相对陌生，但今天我们要翻开的1942年金奖绘本Make Way for Ducklings（《让路给小鸭子》）则为家长熟知，所有罗列经典童书的书单都不会落下它。
它在海外也十分受欢迎，据维基百科资料，它自首次出版后一直不断地印刷，截至 2003 年，已售出超过 200 万册。不仅如此，它还通过法案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官方儿童读物，人们还在波士顿中心花园修建了小鸭子们过街的组合雕塑。
左为启发文化出品的中文译本（罗伯特·麦克洛斯基 著/绘）。右为英文原版。
这本书由启发文化于2009年引进出版，在豆瓣上的评分达到8.9分。它讲述的是一对鸭子夫妇，为了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不畏辛苦四处寻觅，在陷入交通繁忙的城市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整个过程透露出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旨意，传达对生命的尊重。这也是作者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创作的第二本书，他曾在公园里花时间喂养鸭子，为了研究鸭子的插图，还在自己的公寓里养了六只小鸭子。
下文在点评这本书时，延伸了上期对“文学与真实”关系的探讨，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虚构的艺术归根到底是凭什么改造“真实”的世界。但这是一个大题目，今天且开个头。
如何用技术讲好一个爱的故事？
简单地说，虚构的艺术凭借遵循艺术的法则，也就是通过“技术”在改造“真实“的世界。
每一种艺术体裁都有自己的语法，绘本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其最后效果来自文学、绘画和书籍设计等几个方面的美学努力加成。
有时候一个维度上做到优秀，可以提升整部作品的艺术含金量。《让路给小鸭子》正是以颇具匠心的绘画设计提升了整个文本的代表。这是一个有关“爱”的故事，再具体而言，它涉及城市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共处。
在《号角之书》杂志为之刊登的书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很动人，作者娜塔莉·巴比特说，如果2101年的孩子们希望通过什么来充分了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她会推荐他们去读《让路给小鸭子》，因为：这是一个城市故事，却包含着乡村的声音；这是一个人类故事，却包含着其他动物的声音；这更是一个安抚人心的故事，尽管它让你尽知穿行世间（尤其是城市空间）的危险，却也让你感觉到母亲羽翼（双关意义上的）的庇护从未走远，因而让读者有温暖的安全感。
为一本书能留至未来一百年打包票，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判断，任何一个书评人都不会轻易说这样的话。能让只记录了一个简单故事，没有设置复杂、深刻文字隐喻的作品收获这样的评价，让它的每一位读者都记忆鲜明、久久难忘，作者一定是另辟蹊径并下了大工夫的。
作为绘画专业的学生，作者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明智地选择了发挥自己的长处，将作品的重头放在了图像脚本的处理上。
《让路给小鸭子》中文版插图。（特别说明：主要颜色在电子版中看起来像是黑灰色，未能清晰显示出纸书上的深棕褐色，以下书中插图皆同。）
首先是色彩。《让路给小鸭子》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之一，就是从头至尾、从图片到文字，只用了一种颜色——深棕褐。
以为绘画和设计业界所熟知的PCCS配色体系理论划分而言，这种色彩大致介于（不同的印厂、屏幕都会对色彩表现产生影响）灰色调和暗色调之间，是画家和设计师们常常用来表现保守传统、古雅高级、质朴和稳重等意蕴的颜色。在电影艺术中也是如此，讲述较早时代故事、多少有着怀旧情结的影片——如《巴里·林登》《教父》《花样年华》《纯真年代》等等——也偏爱选用这一色调，通过各种“技术”，如服装、道具、滤镜、打光等方式制造出深棕褐世界的复古、成熟感。
有趣的是，《让路给小鸭子》同时大胆地运用了留白手法，辅以各种不同视角赋予白色不同的意义，它们时而是天空，时而是大片水面，时而又变成街道，东方读者在接受这种表现手法时可能会特别顺畅，借留白以装进世界之广大，正如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为观者留下想象补充的大自由和空间。
而“白”这种最高明度的颜色不仅能更好地衬托出棕褐色的深线条，还能很好地消解在明度和纯度上都很低的深棕褐色带来的抑郁和钝重感。正如日本设计教育家朝仓直巳所言，在高明度低纯度的色调中间以浓重色彩，就能使画面顿显生机，有些浮世绘作品就以此传达古雅和朦胧的美感。
《阿莫西的生病日》封面。（[美]菲利普·斯蒂德 著，[美]埃琳·斯蒂德 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而在图画书创作中，说到特别典型的此种配色案例，非《阿莫的生病日》莫属，而这正是一个提请读者反思快节奏、令人焦虑而又彼此疏离冷漠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怀旧主题作品。淡淡的蓝、浅浅的棕，许多留白和间或出现的明黄色，加上许多19世纪的深色道具和维持着缓慢生活节奏、与动物温馨相处的高挑瘦削病弱的阿莫先生这一形象设计，复古雅致的氛围、淡淡的伤怀之意溢出纸面。
如此，当我们再去看彭懿为《让路给小鸭子》写的导读中自谦为“话说深了”的部分，会更深一层地感受到这并非“过度解读”，而是麦克洛斯基原本就有的意图——结合作品诞生的时代来看，比起歌颂仁慈，作者更可能在诘问这种仁慈。诚如导读中所言，野鸭们寻找住处如此艰难、面对车水马龙带来的生存危机被吓得发出刺耳的叫声，这些难道不可以看成是对人类的批评吗？
除了颜色+留白+视角的技术综合调用，分页设计同样起到了吸引读者进入故事世界、与主人公共情的作用，这种技术同样是许多图画书评论者和研究者在谈起这个绘本时津津乐道的一点。
今天，有经验的插画师常常利用分页设计调整读者的阅读节奏，1941年时，麦克洛斯基可以说是这一技术的先行者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假想把马拉德先生和太太飞过培肯山区、路易斯堡广场、查尔斯河这三处的文字合并起来放到一个页面中作为一个完整段落效果会如何——读者将因为失去翻页的机会而丢失大半的旅行感和移动感。
一次翻页是一次人工设计的停顿，读者在画者有意拉长的停顿时间里被鼓励对信息所述空间作更为细致的想象；反过来，将这些有意注入的时间抽干，读者的代入感也会大打折扣。
《让路给小鸭子》中文版插图。
同样，分页会给读者设置悬念、引导读者对下一个画面更好地聚焦，譬如面对庞然大物汽车们时小鸭子的慌乱害怕，在警察帮助下大摇大摆过马路时鸭子们的悠然得意状态，都被集中表现在某个画面的定格里；分页设计也会强化读者的“惊喜”感，譬如当马拉德先生和太太终于找到住所时，读者们也跟着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自己也跟着辛劳了许久似的。
这个故事的分页处理很好地实现了“先抑后扬”的效果，读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入紧张的境地，又一次次地被作者打捞回来，在反复的摆荡中，在作者设计好的节奏中，充分体会了野鸭在城市与人类共存的不易。
对“最小那一个”的格外关注
现在必须要提一提的是儿童文学的一个“文体惯例”，即对“最小那一个”的格外关注。
这里宕开一笔，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者，我总是会遇到来自成人文学研究同行发出的“究竟什么是儿童文学”这一灵魂拷问。它是为儿童写作的文学？以儿童为主人公的文学？儿童视角的文学？儿童自己写的文学？
“不幸”的是，即使在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能让所有研究同行都满意的“A是B”型定义；幸运的是，那些“有毛边而非棱角分明界限明确的描述型定义”能容下各种“奇形怪状”的优秀文本、认同它们作为儿童文学甚至是典范儿童文学作品，从而令它们有机会被孩子们读到。
比如米切尔·恩德的作品，作家自己声称他写的不是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从业和爱好者们，从学界到出版界，从家长、教师到馆员们，几乎没有人不把《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视为儿童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艺术水准金字塔尖上的明珠，假如这样一本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因为某种无弹性的定义而被挤出“儿童文学”文类，那无疑是孩子们也是我们的损失。
上周日我去探望一位朋友，可能因为我为“动物来信”这套绘本写过长评，她指着书架里这几本书问我“这套书的作者，他的目标读者设定在几岁左右呢？”她说她自己读得津津有味，但她尚在读幼儿园的孩子似乎进入不了那个世界。
我说大致不会是特别低幼的孩子，但你可以从右边的科普部分讲起（她的孩子特别喜欢读科普），自然导出孩子对左边文学部分的兴趣。我这么回答是因为我判断她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绘本的“用法”和较快速地找到儿童对优质文学的兴趣点，但实际上，一部意蕴丰富的文学作品一定能被提炼出儿童同样感兴趣的点，关键在于怎么讲、怎么进入——正是这套《动物来信》的作者常立，甚至曾经给小学生们讲过乔伊斯名篇《阿拉比》的“儿童文学”专题讲座，孩子们听得十分入迷、课间反响积极——而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谁把这个现代主义作品当作儿童文学。这个道理很简单，越是杰出的作品，越是关怀人类全体的生活和思想，儿童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当然拥有全体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意志世界。
关于绘本的使用方法，我对她说，虽然亲子共读首要的收获永远是陪伴、身体的亲昵带来的精神增益而非具体知识的增长，但用十分钟结束一个真正的绘本确实并非值得推荐的方式。
我曾经到家乡的绘本馆旁听老师们给孩子们讲绘本故事，她们都很爱小朋友、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其中有几位本就做过幼师，但她们都很快速地就讲完了一个绘本，一次四十分钟的课能“用掉”好几个绘本。这说明她们把文学类绘本只当一个“故事”来读，这样的“快消”是很可惜的。
在结合实践的绘本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认为亲子共读时一个绘本讲一个多小时并不奇怪，而容量丰富的绘本讲一个下午也很正常。在ALCS（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发表的亲子阅读建议文章中，梅根·兰伯特指出，像《好饿的毛毛虫》这样的低幼绘本读20分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关键是邀请孩子参与到阅读中来，去理解口头和视觉叙述的意义，而不是等故事讲完再请他们分享想法。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最小那一个的偏爱”中来。尽管对儿童文学没有“一致、固定”的定义，但学者们也仍然尝试着总结出一些“文体惯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佩里·诺德曼的《隐藏的成人》，他在其中阐述了一些现代儿童文学叙事的“共性”，比如重复、二元对立的互动、“家”的隐喻、乌托邦理想、对行动的聚焦等等。我想，“对最小那一个”的偏爱或许是其中某些“法则”的一种综合表现和显著演绎。
回顾各种民间童话与儿童小说，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一个”总是最受父母宠爱和有最大概率获得成功（或者至少是成为主角）的一位。这很可能与儿童文学背后的现代童年观、乃至人类原始本能中对最具有希望、可能性和蓬勃生命力之事物的偏爱有关，诞生于现代社会的儿童文学将热爱“新人”战胜“长辈”的现代价值偏好发挥到了极致。
《让路给小鸭子》中文版插图。
在《让路给小鸭子》中，尽管作者赋予了小鸭们各自不同的性格（这本身也是现代童年观的一种体现，17世纪以前儿童甚至很少作为绘画中的单独形象出现，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俗肖像画作品内被展现的儿童形象不但集中于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其在神态动作上也都高度一致，严肃而略显骄矜——与他们的父母无异。他们本来就是被作为成人的预备役、权力的接班者而存在，因而很少呈现出个性和稚气）——特别明显的一页在鸭妈妈教孩子们排成一行走路那页，前三只小鸭学步非常认真，第四只小鸭在追飞虫，第五只小鸭显然觉得前面这位比妈妈的教学更吸引人，第六只小鸭在埋头思考人生，第七只小鸭不知发现了另一侧的什么东西，最后一只小鸭则在狂奔——但如果我们留神一点，就不难发现那只排在最后面的鸭子宝宝总是格外扎眼些，其他小鸭有着变动的状态，时而认真跟随时而走神，只有它好像被固定在狂奔的状态中，是因为年纪最小、腿不够长，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这之后的某一页部分地揭示了答案，因为它不但东张西望，还在朝后看。它被落在最后，总是不得不狂奔跟上队伍，这种对人生窘态的呈现是达成温和讽刺的基本方式，正是这最后一只小鸭最高强度地凝集了作者对读者“代入其中”的召唤。就如观看古典戏剧中某类被有意夸张降格过的愚人形象，观众在人物身上发现自己可能经历过的情景或绞尽脑汁终于避开的情景，通过会心一笑接纳不总是聪明有条理的自我，或通过笑声企图拉开自己和愚者的距离、庆幸自己未遭此难。
斯提尔在《闲谈者》中论证道，好的讽刺作家应具备温柔敦厚的人品，因为通过讽刺修辞收获的笑声毕竟是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快乐。而儿童文学作家在这里似乎享有一种天然的捷径，借用偏爱“最小那一个”的文体惯例，作品很好地将这个焦点从被轻嘲的位置较大程度地转化为被格外爱怜的“那一个”。
在一种不言破的优越感中，成人完成了对自我和经验不足的孩子不时越轨、给规矩平静生活的自己带来麻烦的接纳——“这一切也可能是可爱的、与众不同的、彰显了‘自我之存在’的，不用也不该太严肃”。但假如恶劣的环境有可能对这可爱的小家伙造成伤害，那我们怎么可能不紧张、不想做点什么保护它们呢？毕竟，保护它和它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遵循艺术的法则，
实现虚构对真实世界的改造
著名插画家约翰·伯宁罕曾在接受伦纳德·马库斯的采访时，谈及儿童图画书的配色心得，很多插画师有一种可怕的想法，认为儿童就是喜欢看各种颜色的集合轰炸，但这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就像有的人喜欢不停地说话，“我们当然可以把成千上百种颜色和图案放到一起，但这完全没有意义——除非它完成了你想做的”。也就是说，找到最能表现你意图的那种方式才是一个艺术家会做的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在《让路给小鸭子》中，如前文所述，也正是种种切合人们审美心理的技术的综合运用，搭建起一个逼真的故事世界，调动了读者的代入感，从而成功唤起人们的共情和善意。进而，这种共情与善意突破了次元壁，实现了虚构对真实世界的改造。
《让路给小鸭子》出版后，不但通过法案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官方儿童读物（他们的官方童书作者是本州的苏斯博士），人们还在波士顿中心花园修建了小鸭子们过街的组合雕塑。自 1978 年以来，这座城市每年春天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小鸭日游行，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打扮成小鸭子，沿着马拉德夫人和她的小鸭子前往波士顿公共花园的路径一起穿越城市。
波士顿公共花园的雕像。（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991年的时候，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马拉德夫人和她的小鸭子们穿越冷战的冰冻空气飞越大洲、在“敌对阵营”中找到了新家。
1990年赖斯·戈尔巴乔夫访美时，听芭芭拉·布什讲起波士顿的小鸭们，两位第一夫人共同参观了波士顿公共花园的雕塑，赖斯·戈尔巴乔夫显然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一年以后，苏美两方签署了一项重要的限制使用核武器条约——START I条约，而为小鸭们在莫斯科找到一个新家则作为该条约的一个部分开始实行。
于是这些雕像的副本作为送给苏联儿童的礼物被运到了莫斯科新圣女公园。布什夫人出席了它的落成仪式，在那里，她被一群苏联儿童包围。
就这样，马拉德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奇迹般地飞出了美国和苏联长达数十年的分歧。正如一篇纪念报道中评论的那样，“核武器的威胁、间谍活动和政治算计在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机会”。在同一篇报道里，一位如今的莫斯科居民马尔科娃说“她现在喜欢给所有认识的人讲小鸭子的故事，因为它们让她觉得世界回到了开始改变的时代，苏联人和美国人开始互相理解。不论在何处，人就是人，波士顿的鸭子和俄罗斯的鸭子没多大区别。”同时，大洋彼岸的一位波士顿居民芬戈尔德也很为家乡的这些小鸭子们骄傲，他说得更为直接“当领导层有冲突时，发现我们在普遍人性的层面上有着共同点是一件好事”。
送至苏联的小鸭雕塑有一份用英文和俄文写成的铜碑铭——“它源自一个可爱的美国儿童故事。代表着美国孩子送给苏联孩子的爱和友谊”。
为纪念“小鸭交流”，用英俄双语写就的碑铭。
穿越意识形态的阻隔，在地球的另一边找到家，可能比原作中任何一次探险都更为艰难，它本身正是马拉德一家所代表着的普通人在艰难世事中努力寻找生存位置、各方人士为爱让出一条生路的极好隐喻。
我后来在一篇探讨小律所生存路径的文章中看到，作者以“让路给小鸭子”为题；在2017年引发全球轰动的“女性大游行”（这同时也是争取工人权利、种族平等和其他少数群体权益的一场大型活动）中，波士顿的小鸭子们和千万名女性一起戴上了象征女性力量的粉色猫耳帽，与“她们”和“他们”站在一起。“让路给小鸭子”成为一种“看到弱势者”的譬喻和一声召唤，进入美国人的语言使用和日常思维之中，这无疑是虚构艺术在一种更普遍、持续意义上的对现实世界的重塑。
是的，假如对世界不够满意，别轻易说“没办法”，要像玄武那首儿童诗里的小男孩那样，要说“我就想办法”，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它、让它变得更好些。对一个艺术作品而言，谦虚地遵循艺术自身的法则，才能做到说服于人、从而实现虚构对现实的突围。当然，还有一些基本的信念也必须要遵守，比如在使用技术之前，首先要真的相信虚构的力量；又如上期所说——要相信“未来”、相信人们内心对星空的向往总是比对泥泞的热爱更多那么一些。
最后的最后还要明白，虚构世界对真实世界重塑的实现，必然是一场场需要广大“最普通的人”都参与其中、合力完成的大型行为艺术——关于这一点，时间正是其成就者和见证者。
作者 | 王帅乃
编辑 | 申婵
校对 |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