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环球网军事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理由是这位王储推出的民族和解政策不利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走向瓦解——哈布斯堡王朝不崩溃，其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就难以并入塞尔维亚，后者也就无法实现建立南斯拉夫国的理想。换言之，斐迪南大公成了塞尔维亚扩张的路障，必须移除。
路障移除了，各种体量更大的巨型列车却蜂拥而至，在此撞得伤痕累累，其中的几辆干脆直接报废——此后4年，欧洲列强全部卷入了战争，直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节车厢里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一世在维也纳申布伦宫的“中国厅”内宣布退位——付出了850万军人和1000万非战斗人员的性命后，一战落幕。
和平，是大国竞争不可撼动的底线
“如果贵国(奥匈帝国)与俄国开战，我国保证会站在贵国一边。”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向奥地利伯爵奥约什保证。
“和塞尔维亚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斐迪南大公死后不久，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贺岑道夫说。这位奥军军事领袖甚至在暗杀之前就鼓动哈布斯堡皇室，要对塞尔维亚发动“不少于20次的战争”。
“没有德国人的支持，奥地利不敢发起侵略性行动。我希望英国政府能公开声明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不能再拖延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前，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在圣彼得堡(战争爆发后嫌该名太“日耳曼化”，遂该名彼得格勒)对英国驻俄大使表明了态度。
1914年夏季，数十年来被骚乱和民族分离运动折腾到精神错乱的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以及国内政治问题层出不穷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它们的高层居然会不顾一切的“渴望战争”。
一战的结局表明，无论是企图利用战争巩固权力的各国君主，还是主张以军事手段遏制工人运动的工业巨头，他们的美梦全部都落空了：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奥匈帝国末代君主卡尔一世流放大西洋马德拉群岛，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但全家被处决，而且俄国在战后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作为欧洲列强中唯一的共和国，法国经济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即使战后的巨额赔款也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急剧衰落，这也是二战开始后法国迅速沦亡的一个因素;大英帝国同样祸不单行，不仅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岌岌可危，而且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甚至是统治了700年之久的爱尔兰，都开始走向实质独立——日不落帝国的解体进入了倒计时。
斐迪南大公在遇刺前的1913年就得出结论：“奥地利和俄国一旦开战，要么哈布斯堡帝国崩溃，要么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或者两者玉石俱焚。”
一语中的。
在当今的核武时代，和平更是不可撼动的底线，彼此竞争的大国之间需要全方位强化管控危机的能力。
新式战争总是具有不可预测性，最好别主动尝试
一战爆发时，没有人会料到战争会空前血腥地持续了4年之久。各国军政要员的大脑基本都停留在1870年普法战争甚至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尽管德国模糊地提出过“国家武装论”等举国之战的观点，但当时并没有人真正见识过电气和交通运输革命后现代民族国家总动员时的恐怖威力。所以，各国军事领袖都认为战争仅仅是专业军队的一家之事，或者说是一种流传自中世纪的“贵族特权”。他们坚信，欧洲大战将于数月内结束——“勇士们会在圣诞节前凯旋”。
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殖民战争中欧洲强国总能在最短时间内凭借压倒性的装备获胜，那么一战中连续出现大规模草菅人命的攻坚战以及军事资源的荒唐错配之事，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讶了：
1914年8至9月，俄奥加里西亚之战，90万奥军被歼灭35万;
1915年2至3月，法军强攻香槟的德军，只推进了不到500米，死伤就超过了5万;
1915年4月，法军攻击圣米耶勒，6.4万名士兵被德军击毙;
1915年4至5月，伊普尔毒气大战，英军阵亡6万;
1915年5至6月，法军在阿拉斯攻击德军，结果死伤10万;
1915年5至8月，德奥联军血洗加里西亚，俄军损失150万;
1915年9至10月，奥军追杀俄军，但己方却阵亡23万;
1915年9月，英法联军攻击香槟、阿图瓦，损失兵力24万;
1916年2至6月，凡尔登“绞肉机”，法军损失54万，其中阵亡15.6万;德军损失43万，战死14.3万;
1916年7至11月，索姆河会战，英法联军损失60万，德军损失50万;
1916年6至8月，“布鲁西洛夫攻势”展开，德军损失35万，奥军损失150万，俄军损失150万(俄军战死人数接近100万)。“布鲁西洛夫攻势”成为人类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战役，3个月左右损失士兵约350万，而二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持续1年，损失兵力不过200万;
1917年10至11月，卡波雷托战役，意大利军损失60万;
列强中，死伤最为惨重的自然是腐败无能却只是单线作战的俄军：阵亡200万，负伤500万;
其次是战力强悍却二线作战的德军：阵亡200万，负伤420万;
离心离德的奥军同样死伤严重：阵亡150万，受伤360万;
单线作战的法军伤亡极大：阵亡150万，负伤340万;
差劲的意大利军队几乎无所作为：阵亡60万，负伤90万;
英帝国的损失同样很大：阵亡约100万，负伤210万;
值得一提的时，犹如1066年诺曼入侵和15世纪的“玫瑰战争”，一战灾难性地打击了英国的权贵和中产阶级，比如1914年入伍的、年龄在25岁以下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生，战死率高达50%(能读得起这两所大学的几乎都是富裕有权家庭的孩子)，很多中上阶层家庭因而绝后。一战期间巨大的伤亡是促使二战前后英国坚决奉行对德绥靖政策的重要原因——二战中英美两国全部阵亡的士兵加起来还不及列宁格勒围城战中饿死(64万)的苏联平民多。
其实从“第零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开始，机枪和堑壕的作用就已经非常卓著。不过一战的交战双方、特别是协约国方面，显然没有对此加以重视。相反，那种先炮击数小时至数天、然后步兵密集冲锋的战术往往贯穿大战始终。还有就是过分信赖骑兵进而给军事调度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先后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约翰•弗伦奇和道格拉斯•黑格都对骑兵有很高的评价，后者甚至贬低火炮以抬举骑兵，“炮兵似乎只对新兵有效••••••骑兵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有更大的运作空间••••••迄今，骑兵除了运用在作战前，作战之中，以及作战后之外，我们预期，它将运用在比以前规模更大的战略用途上。”
悲哀的是，从瑞士边境穿越法国东北、随后蔓延至佛兰德斯并直达北海的一条条堑壕，在铁丝网的重重包裹下，星罗棋布着执行严格战法的机枪阵地，这不但大大削弱了万炮齐鸣的威力，更成为了步兵和骑兵的绝对禁区。如果说步兵冲锋纯粹只是自杀的话，那么骑兵和数十万马匹的存在，可以说还没来得及送死，就已经给己方后勤增添了巨大的负担：在1914年和俄国的最初对垒中，奥军拥有10万骑兵，但用于侦察的飞机却只配备了42架。行军开始后，短短几天时间，大量战马的背部已经磨伤，有好几个师竟然因此而陷入进退维谷之地;英国方面，运往海外的补给品中最大宗是马的饲料，其次才是军火物资;有研究指出，数量庞大的骑兵是摧毁俄军后勤直至引发俄军总崩溃的祸首——一战期间，惨死的马匹、骡子和驴共计800万匹。
自1870年普法战争至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拥有了太多的实战经验：从尼罗河谷地到西非海岸，从南非金矿到越南密林，从马格里布沙漠到北京的城墙之下，英法殖民军几乎无处不至。然而，他们的对手不是手执冷兵器的土人，就是训练差劲而不成体系的清军，或者是没有多少重武器的布尔游击队。这种类似“治安战”的中小规模的实战经验，不但没有让上述这些将领在军事观念上焕然一新、进而于一战中打出与现有和新式装备相匹配的战斗，反而极大助长了他们的自信心：崇尚进攻，草菅人命，刚愎自用，过度迷信精神力量，几乎没有全局观念(即使有，也是不切实际的乐观)，根本不重视战场第一线送达的合理情报。
与之相称的是指挥部风气的败坏。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极度落伍的军事观念和唯上唯官的行事风格，致使那些想通过迎合上意、溜须拍马获得升迁的部下在大多数时候不敢提出有真知灼见的观点。相反，总司令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听到自己“想听到的意见”。于是，协约国的军事决策和执行进入了一个始终无法逃离的恶性循环，终致沙场上死伤枕籍，后方民众怨声载道。
西线协约国的决策指挥问题之所以远超德国，是因为这是一个由两国(后来其他国家陆续加入)组成的联合参谋本部，而且英法两国的军事领袖全部都是“治安战”经验的拥趸。语言的不同没有制造多少合作障碍，但他们气质的雷同却屡屡使彼此关系若即若离——谁都不服谁，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
索姆河之战从1916年6月24日开始，经过7昼夜让黑格“满意之至”的疯狂炮击后，7月1日早晨7:30分，英国远征军第四军团司令亨利•罗林森下令步兵跃出堑壕发起攻击。成千上万英军官兵肩并肩端起步枪，将刺刀朝前，以18世纪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时代那种横线列阵、每营4至8波的间隔如涌浪般步伐铿锵得整齐前进，好似一支支上了子弹的仪仗队。这些对德军纵深阵地是否已经被炮击摧毁一无所知的亡命之徒，很快就被从地下重新钻出的德军机枪手大肆屠杀。
最要命的是，因为英军士兵平均负重30公斤，将近是那个年代英国青年男性体重的一半，导致自身行动极为迟缓，连快速卧倒都很难做到——即使是最能扛的动物——骡子，其负重也至多是其体重的三分之一。7月1日这一天之内，英军伤亡6万——黑格的“屠夫”绰号因此而来。一位低级军官在阵亡前的一封信里写道，“高层无能、麻木，向往个人虚荣，他们‘谋杀’了我太多的朋友。”
英国在一战中的表现非常吃力，某种程度上就是布尔战争的后遗症。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让英国损失的不仅是超过2万条士兵的性命和当时属于天价的2.2亿英镑军费，最为关键的是它延缓了英帝国赖以维持全球霸权的支柱性装备——无畏舰——的制造进度，这让从1898年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的德国看到了追赶的希望——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军费足以建造120艘无畏舰。
1916年5月31日，日德兰大海战爆发。此役德国公海舰队出动了5艘战列巡洋舰、6艘前无畏舰、16艘无畏舰、11艘轻型巡洋舰和61艘驱逐舰，总吨位约65万吨，官兵4.5万人，指挥官是莱因哈特•舍尔。英国不列颠大舰队同样精锐尽出：28艘无畏舰、9艘战列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26艘轻型巡洋舰、78艘驱逐舰、1艘布雷舰、1艘支援舰和1艘航空母舰，总吨位125万吨，官兵6万人，指挥官为约翰•杰里科。
2天的战斗结果，至今都让人们津津乐道。在总吨位之比1：2、军舰总量之比2:3、主力舰之比21:37、大口径舰炮数之比11:17的劣势下，凭借比英国军舰更加出色的防护力、通信技术、测距能力、夜战设备、穿透力更强的穿甲弹和明显高出一筹的射击精度，德国海军共击沉英舰14艘(合计11.5万吨)：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击毙英军6097人、击伤570人，俘虏177人。德舰损失11艘(合计6.1万吨)：1艘前无畏舰、1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阵亡官兵2551人、受伤507人，无人被俘。
德国公海舰队之所以能够在海军传统和实战经验远不如对手的历史阴影中以少胜多，完全得益于长期不懈的、有针对性的科学训练。英国海军尽管底蕴深厚，称霸海洋400年，但往往包袱沉重，它们在长期执行维护全球贸易航道、驱散海上“散兵游勇”并炮击殖民地海岸的任务之后，总会被诸如“帝国荣耀”之类的虚名所累，渐渐让各种形式主义占了上风，进而疏于训练和备战。处于后发状态并一直居于暗处的德国海军没有英国海军的各种包袱，可以一门心思研究英国舰队的优势和缺点，然后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反复训练——这就是德国水兵战术素养明显高于英国同行的秘密。
不可唯武器论，但必须高度重视划时代的革命性装备
一战的全过程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超强的技战术素养和意志品质。在西线，1918年之前，双线作战的德军的总兵力始终维持在协约国70%左右：大战开始后的马恩河会战，英法联军以100万兵力勉强遏制了德军75万大军的凌厉攻势。到了1917年，西线英、法、比共部署了178个师，德军部署129个师。即便如此，协约国士兵的总伤亡还是要大大超过德军。
此战是最能看出德军作战实力的——随着战争的拖延，长期的封锁和消耗重创了德国的军工体系。那时，德国工厂里才生产了20辆坦克，而协约国则制造了4000辆。可哪怕是1917年11月英军以381辆坦克闪击位于康布雷的德军，其所谓的胜利也仅仅是突破德军防线不到10公里——此战被公认为是坦克迈上历史舞台后机械化战争的开端。那次短促的胜利甚至让伦敦大笨钟都鸣响庆贺，因为这是连索姆河和伊普尔这种百万人死伤都无法实现的“大突破”。在严重缺乏坦克的情况下，利用毒气和炮火的掩护，德国人纯粹凭借人力，通过专门经过训练的步兵渗透小组打开一个个缺口，然后大部队快速穿过缺口向前方推进，身后的预备兵力并不是像以往那样等前方队伍遇阻后才上前支援，而是紧跟着涌入缺口，犹如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江河湖海，很快就淹没了协约国军队的阵地。
“米歇尔攻势”和巴斯青达之战同样有着非凡的意义：唯武器论永远都是荒谬的，人的因素始终占据首位;但也决不能对新式装备熟视无睹，甚至是激烈抵触，要充分信任并勇于、善于运用新武器、尤其是那些划时代的革命性装备。
必须夺取历史话语权，但前提是先赢得战场上的胜利
任何战争，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一战同样不例外，国际研究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英美手中，这必然导致大量的事实和观念被蓄意扭曲。比如在战争罪魁等问题上，就存在着太多的误解。
战争的罪魁是德国吗？相信即使是很多受过历史教育的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如果从最早宣战的角度看，的确是德国。但其实这个标准值得商榷。
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一个月，即1914年7月23日，为入侵塞尔维亚，奥匈帝国发出了令贝尔格莱德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但后者绝非孤立无援。7月24日，塞尔维亚摄政王亚历山大王子向他的最强盟友、沙皇尼古拉二世发送紧急求援电报——事态全面升级——法俄于1892年缔结军事同盟条约，而德奥两国早在1879年就已经是盟国。一旦俄国为救援塞尔维亚而攻击奥匈帝国，那么德国必然会出兵迎战俄国，俄德交锋，根据法俄协约，法国必须以全部兵力攻打德国，如此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陷入无尽战火。
在入侵塞尔维亚问题上，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支持是建立在一个致命误判之上的：风雨飘摇的俄国因担忧内部革命而不会对外用兵。可是1908年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以及当时沙皇在德国军事威胁之下转而忍气吞声的耻辱，促使急于雪耻的俄国人这次决定铤而走险——7月28日维也纳向贝尔格莱德宣战，7月29日上午11点，俄国开始动员和奥匈帝国接壤的四个军区，到了下午，在总参谋部将领和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的怂恿下，居然开始了国家总动员——这是走向战争的致命一步，因为这就表明俄军将同时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迫使后者在入夜后一度取消总动员令。可是萨宗诺夫和军方再次恳求备战，结果到了7月30日早晨，总动员令恢复。
站在俄国的立场看，作为一个幅员极度辽阔且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穷国，如果不提早进行总动员，而是等到工业实力强劲的德国动员时再采取类似行动，那么必然会在战备上严重落后对方，从而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被提前摧毁。但是从德国方面分析，要是眼睁睁看着俄国进行总动员而无所作为一段时间，那么即使以后再动员，则很可能会像龟兔赛跑那样真的落在对手后面——7月31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德国重装上阵，正式总动员。
东线战云密布之际，法国态度则较为微妙。7月29日，也就是俄国开始总动员的那一天，刚刚访俄归国的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向沙俄驻法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1908年俄国准备默认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以争取德奥支持其控制土耳其海峡，但后来奥匈帝国失信，俄国在德国的威胁之下屈服。不久，伊兹沃尔斯基作为外交失利的替罪羊被免去外交大臣职务，转任驻法大使)承诺将履行“法俄军事协约”，但他也呼吁要将塞尔维亚冲突控制在巴尔干半岛之内。可是，俄国的坚定态度使得法国不得不迎难而上——要是这一次法国依然像1908年那回袖手旁观，那么法俄的同盟条约将彻底作废，届时法国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凶残霸道”的德国——普法战争后奥托•冯•俾斯麦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孤立法国，他竭尽全力推动“俄德奥三皇同盟”以阻止法俄结盟，直到1888年威廉二世上台后将这手好牌彻底打烂。
7月31日，德国分别向圣彼得堡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12小时内取消针对德奥的军事动员，要求法国在18小时之内宣布中立：前者没有答复，后者用行动答复了——8月1日下午，法国总动员。
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随后，根据1905年制定的“施里芬计划”，按照“先法后俄”的战略方针，百万德军陆续涌入比利时，准备从低地国家攻打法国。
令柏林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8月4日，英国以比利时遭到入侵为借口，对德宣战——德国政府本以为英国至少会保持中立，甚至有人还认为英国会支持德国，就像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那样。
尽管英国可以无视同法国和俄国的协约，但数十年来德国和大英帝国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面的殖民地、经济和军事竞争，特别是德国自1898年启动规模空前的海军扩张计划和对布尔人反英运动的热烈支持，使得英德关系急剧恶化：为了保卫本土，英国舰队已经集中在北海附近，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交给了法国海军维护;为了保证印度的安全，印度北部的陆路交通还得仰仗俄国的善意。如果英国顽固坚持中立的话，法俄协约最终赢得战争，那么势必会对英国反攻倒算;德奥同盟主宰欧洲，则等同于出现又一个拿破仑帝国。
英国的参战对德奥同盟来说是致命的：皇家海军的大洋封锁战略逐渐加剧了德国各类物质资源的紧张，后者为打破封锁，以“无限制潜艇战”攻击所有北大西洋上航行的船只，目的是对英国进行反向孤立——不仅战争物资要靠海运，英国粮食也依赖进口，一旦断粮超过3个月，就容易发生饥荒，从而动摇继续战争的意志。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海上袭击最终让蠢蠢欲动的美国获得了对德宣战的绝佳借口——当200万美国远征军在1918年最后几个月中尽数到达法国后，德国终于崩溃了。
追根溯源，协约国之一的俄国进行的总动员，才是一战的真正导火索。
所以说，只有赢得战争，方能拥有记录历史的执笔权。
文章转载自环球网军事/作者：顾善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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