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什么时尚(法国为什么时尚发达)

文/谭峰

镶着金边的长袍,伸手五指皆为名贵首饰雕琢,精致的蕾丝花边四处散见,珠光宝气镶嵌于帽檐。这便是路易十四在全球范围内所引领的最早的时尚之风。

17世纪初的欧洲深陷于西班牙低调又略显压抑的政治格局中,一时崛起的法兰西在这位“太阳王”的带领下,开辟出一条时尚界的新“玩法”。漫步在为路易十四所建的凡尔赛宫的长廊中,闲踱碎步地观赏着这位帝王的穿着打扮,人们分明地看到一种独出心裁的时尚美学——金碧辉煌,雍容华贵。

时尚革命

这场由法国王室而刮起来的“时尚旋风”以高跟鞋、假发、紧身裤的“奇装异服”为端倪,扩延至建筑业、奢侈品产业、生活方式等领域。游走在巴黎的塞纳河畔,周边建筑的富丽堂皇都是那个“黄金年代”的缩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佩罗一言以蔽之,“世界服饰时尚源于17世纪以路易十四为引领的法国奢华宫廷文化之中”。


路易十四


16至17世纪的法国饱受战乱的困扰,1648年爆发的投石党运动更是让法国的国力呈衰弱态势。路易十四上台之后,把君主专制推向极致,将法国打造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在那个时期,君主专制无疑可以集中全国之力捍卫一国安全之状态,政治权力的集中化逐渐使得君主的“一人美学”无形地演化为“一国美学”“一洲美学”。

路易十四极其喜欢香水,被法国成为“最爱香水的皇帝”,香水便以其审美品位演变为“法国之水”。路易十五时期,蓬巴杜夫人和杜巴莉夫人对香水的好感可以和服装最新款式相提并论,她们所居住的宫殿亦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香水之宫”。

拿破仑对古龙水有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据说拿破仑一个月至少要用掉60瓶古龙水,即使置身于金戈铁马的战场中,他一天也要用掉12公斤的“法高纳尔”香水。香水用光了,拿破仑就干脆自创了一种用薄荷“就地取材”的独特香水,这种香水就是之后闻名于世的“eau de toilette”(淡香水)。

奢靡华丽的“时尚革命”不仅以时装和香水为“引爆点”,同时还凸显出为维护统治而形成的政治美学,等级制度成为了一个时代时尚审美的重要标尺。在权力至上的“帝王时尚”时期,时尚更具有一种统领性和威权性,也冥冥之中构成一个时代具有“一元性”的美学命题。


法国时尚女郎


在凯瑟琳·努尔贝里和桑德拉·罗森鲍姆合著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时尚印记》中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知,“时尚的传统灵感来自宫廷权力的凸显和影响力,这亦开创了一个基于等级制度而崭露头角的政治美学”。

对比中西方时尚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角度,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与李世民时期的大唐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君主集权的统治制度带来了政治的稳定和国力的提升,同时那种独特的审美志趣又借由从君权中心扩散为一种美学力量,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时尚辐射力。只是这种辐射力背后的表现形态各有不同:在法国是浮夸的假发和光鲜亮丽的服饰,在盛唐则展现为天马行空的“烟熏妆”和轻盈飘逸的石榴裙。

个体美学

但是无论是中西方对时尚有哪些千差万别的理解和表现,有一个共同点不可忽视便是,与时尚相关的群体“非富即贵”,他们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名流显贵。封建王朝的时尚固然是华冠丽服,大气磅礴,却与当时的平民百姓无甚关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早在一千多年前似乎就发现了这条“时尚定律”。而英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芒赛尔亦是一针见血地剖析道,“直到18世纪,巴黎时尚行业最大的“客户”其实都是那些居住在法国皇宫Palai Royal亚尔宫附近的贵族们。”

客观地看,“雍容尔雅,明月入怀”的大国气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快速地确立一定时空之中的时尚基调,另一方面也会抹煞掉个体性和多元性的时尚志趣。萨维尼教士格拉耶在《反对迷恋首饰和奢侈服装》一书中,批判了当时民众对浮华外表和时尚服饰的“不假思索”追捧的现象。


唐朝女子妆容


一人之引领若无他人之跟风,“时尚”便不免地沦陷至“个人崇拜”的泥淖中。据悉,一直崇尚时尚的路易十四对某类裙子不是特别喜欢,并明令禁止宫廷中贵妇穿着该款裙子出现在宫殿中。但是“特立独行”的贵族们依然“放飞自我”地选择自己的审美取向,结果这款被禁止的裙子的销量反倒不降反升。

时尚的本质不是“追随”,而恰恰是“坚持”。换句话说,时尚的最初逻辑并不是让所有的臣民对生活之美学保有俯首称臣的“愚忠”,而是要学会坚守真实的自己,并敢于在一个公认的政治美学之外寻求一份独一无二的“个体之美”。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士穿着


18世纪末,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社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格局,时尚美学也因此而转变为另外一番模样。这同时也让曾经“盲目相信”的“帝王时尚”悄然的转变为极具个人主义属性的“时尚帝国”。社会学家吉尔斯·李波维斯基(Gilles Lipovetsky),把时尚视为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兴起的必然结果。服饰表达个人,而不是对君主权威的跟风。当时尚的主体与其观念超脱于等级社会之外而表示出一种创造出一片可能的场域时,现代意义上的“时尚帝国”之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具体而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装由传统的层叠繁琐变得更加轻盈便捷,这即是迎合逐渐分化而来的社会阶级的范例。服饰时尚从一味注重雍容华丽转变为注重个人之美,实现个人内在气质和外在妆容的“自然之美”。

时尚的弥散化

埃利亚斯在其所著的《宫廷社会》中谈到,“上流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了缓慢的去中心化过程。有教养的交际圈中心和名流社会经历了王宫-亲王宫殿-贵族府邸-富裕的中产阶层的演化。”

与此相对应,那些被解放了的“个人美学”也不再纠结于时尚产业,而是借由时尚美学转型到社交需求。法国大革命之后,弥散于巴黎街头的文化沙龙宛若一个个曾被王权禁锢住的星星之火,一时之间呈现出燎原之势。在一代名流朗布耶伯爵夫人(Marquise de Rambouillet)举办的沙龙活动中,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会以“社会化的审美标准”将自己乔装打扮一番,以更好地融入到“上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之中。

时尚情志由达官贵人“下沉”到黎明百姓,这无疑地营造了一种时尚美学的时代契机,有些学者将这种契机定义为“时尚的弥散化”。西方学者威廉·雷对此解析为:“时尚给予了17世纪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时尚不仅是奢侈产业,还是意义和行为的体系。”


巴黎时装周现场


时装所表现出来的时尚因子,是蕴含平等、自由的气质,它亦是时代所施加的意义。1943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将时装业者的艺术创作与文学创作赋予了“同等待遇”,它们都“一视同仁”地备受法律的保护。

二战之后,法国服装设计师斯蒂昂·迪奥(Christian Dior)在研究人们对服装中“战争元素”极为抗拒的社会心理后,她将带有战时印记的“宽肩、裙短襟窄”的军服装束大胆地修改为“圆肩、紧腰、宽下摆”的极具现代感的“新时尚风”,这场时尚旋风成就了巴黎“时尚之都”的美誉,也折射出时尚美学的另外一种时代取向。

据法国历史学家娜塔莉统计,到18世纪,巴黎的奢侈行业与服装行业占据了49.5%的比例。在巴黎总共1671家与奢侈行业相关的店铺中,服务店铺就有1382家席位。最繁忙的圣丹尼斯(Saint-denis)商业街更是云集着超过1000家服装店铺,时尚业与奢侈业不再像路易十四时代那般泾渭分明,而是彼此渗透,相互定义。

极简地回归

法国时尚行业也不再局限于服装行业或是奢侈行业,它逐渐地向香水、美食、运动等领域扩散,并展现出一个“时尚帝国”百花齐放的美学景观。“香水女王”布里埃·香奈儿(Gabrielle Bonheur Chanel)坦言,“一个女人如果不用香水,那她没有未来。”这勾勒出一个独立、自由、优雅、节制的巴黎女人的形象。

法国人特有的“饮食文化”亦像鹅肝、蜗牛、红酒一样散发出浓郁的法兰西味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法国家庭在餐桌边就餐时,他们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愉快地享受上,而不是精细地计算他们将摄入多少卡路里。至于就餐与减肥、与运动有哪些关系,那是就餐之后的事情了。


苏菲玛索


一项权威数据显示,全世界女性跑步爱好者中,法国女性高达400万,其中30%女性的年龄在30岁以下。法国电影演员布里吉特·福斯(Brigitte Fossey)更是将跑步作为她“无法忽视”的生活细节,每周小步慢跑4个小时成就了这位明星的曲线之美,亦构成她与众不同的生活哲学。

时尚生态渐渐地“弥散为”个人主义的多元取向,这让法国的时尚业时时刻刻地上演雍容华贵与简约精巧的碰撞。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说过:“法国人既好奇又胆怯,他们一半时间沉浸于回忆曾经的满足,一半时间盘算未来新的可能。”以当下勾连历史、链接未来,将不同时空下的时尚美学像烹饪法餐那般精妙地平衡起来,这就是法国文化基因中所隐藏着的美学使命。

步入到21世纪的法国时尚又已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如果从路易十四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跨越是时尚哲学放弃洛可可式审美品质的标志,那么由服饰时尚拓散为生活时尚的“极简精神”(Less is more)则意味着时尚的另一种转向。


浪漫法餐


“Less is more”是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首次在建筑领域提出的观点,源于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汉语译为“简约而不简单”。根据这一时尚主张,节制、平和、谦卑、勤勉的生活做派,不再是修心养性的目的,而是一种享受自我的过程。

时尚不再纠结于王权时代的雍容华贵还是平民时代的五彩斑斓,而是聚焦于人性之中优良品质的反思与回归。正如英国知名学者R·H·托尼所认为的那样,“基督徒所必须具备的美德——谦虚、节俭等道德品质,均泯灭在了商业交易之中。在商业交易的逻辑中,人成为了工具而不是独立的个人,效率不是一种手段而成为了独特的目的。”

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个体不应沦为已被异化了的生活本身的“奴隶”。弥散在社会中的时尚气息是对传统宗教精神的回归,它本应是一种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这否定了时尚是建立在“存在即合理”信条之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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