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英（左二）在课间与同学们练习朗诵 叶建峰摄
打开手机，联网，接通视频。
旦巴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没耽误上网课的时间。为了这次音乐课，他赶着牛群，早上8点出门，徒步4个小时，终于在中午饭点前，走到一个信号比较稳定的地方。
此刻，旦巴正站在雪山上，海拔4000多米的山风吹打着他本就生了冻疮的脸颊。视频另一头的杨倩心疼地问道，“你的脸怎么了？”旦巴害羞地低下头，用他羊皮袄宽大的袖子把脸遮住。
疫情逐渐稳定，拉萨阿里高级中学开学，杨倩将这个故事讲给副校长任康元，感动于旦巴的求学精神，他将此写进援藏札记。
阿里重视教育，在任康元的札记中，不止一处能体现这一点。
2014年，从更好的师资、环境角度考虑，阿里不远千里将高中办在拉萨。2019年7月，作为陕西省第九批援藏团成员，任康元和20位老师一同来到西藏开始援助工作。
8月19日上午，拉萨市蔡公堂路上，远处的山顶已经隐约能看到积雪，路上的树叶开始蔫下头。任康元起了个大早，在校门口反复检查着为了欢迎新生提前布置好的横幅和彩旗。
不一会儿，来自阿里地区的学生陆续到校。由于高寒缺氧，孩子们显得比较黑瘦，穿着藏袍的、棉衣的学生熙熙攘攘。最为壮观的是，他们都由警察和当地老师护送。
任康元没有见过这种阵仗，忍不住问警察，“为啥要专门护送？”
“这些学生都是阿里的希望，我们必须保证他们安全到校。”
任康元觉得心神俱震，他想，这或许就是他们援藏的意义——培养阿里的希望。
援藏干部看望阿里实验学校学生
最受不了的就是看孩子们受罪
除了闷热，这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上午。高一六班的学生达吉穿着校服，坐在车里后排靠窗的位置，依旧寡言少语。
她的身旁放着一个书包，里边背着每天去医院要用的东西。
5分钟过后，一声“老师”打破了片刻的宁静。“王老师，我想给您一个惊喜。”说话的时候，达吉掏出一张相片递了过来。
照片记录的是援藏老师王运涛和他的妻子在夕阳下的场景，那天，妻子利用假期时间来西藏看望在这里工作了一年的丈夫，王运涛放松之余将照片发在朋友圈。
达吉说，她特别喜欢这张照片的感觉。但王运涛看过之后，更多的是心疼。事实上，两人并不是直接的师生关系，他们相识于校领导发起的一次爱心送医活动。
7月20日，王运涛在学校的工作群里得知，达吉生病了，已经有人资助她看病，但需要一位老师每天接送她往返于学校与医院之间。“我第一个就报名了。”王运涛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他不能想象达吉是如何瘸着腿去冲洗照片的。
虽然至今没能确诊，但王运涛咨询过很多人，达吉可能得的是类风湿。一位年龄稍长的朋友曾饱受类风湿的折磨，他告诉王运涛，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很容易落下残疾，更何况孩子已经坐上轮椅。
王运涛着急了，请来教育援藏团领队校长赵江社，下了一碗油泼面，共同商量对策。赵江社没来得及吃，当场开始联系西安的医院。
深入骨髓的疼痛经常折磨得达吉无法入睡，王运涛似乎能感受到这种疼痛，只要达吉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
达吉内向不善表达，但却十分坚强。她爱看书，每次去医院都会带上一本；她喜欢蓝精灵，那个布偶也是书包里的常客；她想听风的时候，王运涛也开车带她去……
“保尔•柯察金能与命运抗争，你也可以。”王运涛时常会和达吉交流书中的内容，因为他知道如何去鼓励受伤的孩子。来到西藏之前，他曾给失地农民、疫情期间的大众做过心理疏导。
或许因为学过心理学，王运涛最受不了的就是看学生受罪。
王运涛好奇，高二六班的贡桑曲珍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向班主任了解后才知道，贡桑曲珍因为牙疼导致脸肿，他已经出了600元做了紧急处理，但因为家长离得远管不上，始终无法根治。
即便来上课，趴在那里也完全听不进去。王运涛看着不忍心，便联系了同样在援藏的牙科医生周秦。
周秦给出两个方案，要么在拉萨治疗，要么在寒假期间来阿里她亲自治疗，但两种方案都无法参与医保报销。
贡桑曲珍选择了后者，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治疗后，共产生4523元费用。赵江社给了2000元，“你们先救急。”剩下的由王运涛付清。
几次过后，赵江社的慷慨，王运涛也连连称道，他还想起了一件事，去年11月底，有个学生因为打篮球受伤，眼睛右眼泪小管断裂。情况十分危急，赵江社冷静应对，立即联系了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事发24小时就成功的进行了手术。
在赵江社看来，援藏不仅有物质援藏，还包括精神援藏。
谢华利认识才央是在一个忙碌的午后。
“老师，我想参加心理社团。”才央敲了敲谢华利办公室的门。
声音低沉，略带羞涩，个头较矮，前胸后背略有凸出，如果站在学生群中，也会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个，这孩子是先天不足。
任何一个老师都不会拒绝想变得更好的学生。参加心理社团半年时间，谢华利发现才央变得更开朗，更能融入集体生活。但在这之前，她和大多数学生一样，不明白“心理”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心理问题。一段时间，校医非常头疼。他发现，女生晕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可一检查并没有多大的问题，通常安慰几句便好了。校医判断，或许是心理问题，便反映给赵江社。
知道谢华利曾在大学期间取得了心理学专业的第二学位，赵江社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事实上，谢华利早已感觉到同样的问题。西藏的孩子很小就外出求学，缺少家庭的关心，长此以往，孩子的心理就会比较脆弱。
谢华利记得，有次上课，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关注一个反复给她交作业的学生，没想到这个大小伙子突然就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
缺爱导致的心理暗示是孩子们晕倒的因素之一，谢华利迅速在全校开展了一次讲座，效果很好，校医直呼，“你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异地办学，封闭式管理之下，学生的课余时间十分充足，但课余活动却十分有限。为了心理健康，成立学生社团的事被提上日程。
谢华利又干起了“兼职”，负责社团筹备的大小事宜。学校东南边有一座实验楼，教室充足，但因为长期没人管理，钥匙已经对不上号，她拿着钥匙挨个试过，开不了的换上新锁，场地就算有了。
接着，负责老师报名、招聘学生、分配教室、寻找设备、社团名牌设计……7天时间，22个学生社团正式成立并开展第一次活动。
在学校，援藏老师几乎都兼职行政工作。这些之外，王运涛是数学老师，谢华利是历史老师。在他们看来，这其中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愫或是高尚的理念，“孩子们需要，我们能帮上忙，仅此而已。”
拉萨阿里高级中学音乐特长班的学生们 冯雪峰摄
图书和音乐可以是翅膀
拉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雪的，李晨光已经不记得了，但他和所有的援藏干部一样，试图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寻找意义。
转眼间，半年已经过去，李晨光终于等到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消息：“我们收到社会募捐的1万册图书。”
这个好消息是赵江社带来的，听上去实在是一件大事，李晨光一遍遍设想着图书馆要办在哪里、办成什么样子。
刚到学校的第一时间，李晨光迫不及待最想看的是这里的图书馆。但当他逐渐靠近学生的时候，这个来自西安中学的老师一次次震惊并陷入沉思。
到高中为止，这里的学生接触最多的课外书还是作文大全。学校倒是有个图书室，但里头多半存放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遗留的老旧书籍，形同虚设。
李晨光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他开始自掏腰包为每个年级购置图书供学生借阅，但推广效果并不理想。他一度泄气，筹划了一段时间，决定从建立班级书屋开始。
2019年10月17日，李晨光发出一条朋友圈募集图书。令人惊喜的是，不到半个月，价值15000多元的645本图书从全国各地寄来拉萨，“没想到朋友们还真给力。”
终于，赶在年底寒假之前，高一年级8个班的学生人手一本，带着阅读任务回家了。8个晨光书屋略具雏形。
今年3月一开学，李晨光便开始筹划图书馆的建设。
这是一间宽敞的教室，里面除了书架，还有三四张摇晃的桌椅板凳，有以前医务室留下来的，也有李晨光从别的地方化缘来的。
有了场地后，学校专门开设了高一年级的阅读课。每天，这里只开放一个小时，但却成了学生最期待的时光。
李晨光曾在这里日夜忙碌，新到的图书需要筛选、归类、存档、设计上架，“真正开始整理时才发现图书馆是门大学问，我还专门买了图书馆管理的相关软件，边学边弄。”
2个月上架7000本书。6月30日，挂着“晨光书屋”牌子的图书馆正式开放，那天是李晨光女儿3岁的生日，是他特意挑选的日子。
“不要问我找梦在何方，梦着藏胞的梦，向往着藏胞的向往……”图书馆不远处的音乐教室里，杨倩用歌声寻找援藏的意义。
杨倩圆圆脸，很爱笑，说话热情洋溢。爱穿红色衣服的她，在高原上显得格外亮丽，是大家眼中美丽的音乐老师，可谁也没看出她刚到拉萨时的狼狈。
严格地说，跟着团队出发的那天，杨倩还处于住院期间。正逢腰椎关节错位住院半个月没痊愈，她只好带着钢架、绑着腰带，拉着行李箱出发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感冒也不期而至，但呼吸道感染遇上音乐老师不是最可怕的，感冒了上高原才是最要命的。
顾不及这些，杨倩一到学校便认领了任务——3天之内组建一支学生合唱团，并排练一个合唱节目代表阿里参加自治区举办的比赛。
以往，类似的比赛学校也有参加，但很少拿奖。这次，杨倩作为援藏老师的“首秀”，她憋着一口气想要取个好成绩。
挑选队员、分配声部、训练领唱、制作音乐……紧张又充实的3天一直清晰的留在杨倩的记忆里，“那几天腰倒是奇迹般地好了，但咳嗽越来越严重。”杨倩说，她是靠哼把歌练出来的。
最终的结果也十分令人欣喜，他们获得第一名，杨倩也拿到了最佳指导教师的荣誉。
合唱团的凭空“出道”也不只是几天的光景，它不仅发展成为学校倡导举办的合唱社团，杨倩还在其中吸收有意愿“吃艺术饭”的学生，成立了特长班。
藏族的孩子都爱唱歌，大都是在放牧时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但他们很少能得到专业的训练。
得知了要办特长班的消息，贵桑几乎迫不及待的就报名了。她爱唱歌，从会放羊开始就会唱歌，小时候听父母唱，长大了跟着手机唱，父母认定，她是兄弟姐妹中唱的最好的一个。
特长班不只贵桑一个人想来，杨倩说，有个男生弹曼陀铃弹得极好，但无奈，西藏本地音乐专业高考要求男孩子身高必须达到1.6米，他只好退出，平常有问题了才会过来交流。现在班里还有学生达不到要求，期待着一年过后能长高一些。
但贵桑的热情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来特长班一个星期后，就被父母的一通电话叫回去放羊。在与贵桑的微信交流中，杨倩得知，家里缺少劳动力、交不起教材费、拿不出生活费都是她想辍学的原因。
杨倩没想到，几百块钱的教材费能这么轻易让学生放弃梦想。贵桑是个好领唱，于情于理，她都不能放弃这个学生。
难题又到了赵江社那里，不过还是顺利解决，特长班学生教材免费。杨倩将这个好消息和一些生活费带给贵桑，半个月后，贵桑重新复学。
可尽管特长班只有16个学生，那依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课堂。
孩子们想喝水喝水，想说话说话，随意的插话或是小动作经常弄得杨倩不知所措。而专业上，音准不行，不认识歌谱，没有摸过钢琴。碰到乐理知识的时候，基本的分数相加也有困难。
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这些都不是事儿。杨倩先买了热水壶，让学生能喝上热水，保护嗓子，再从数学开始教，学生听汉语有困难的时候，她就让贵桑用藏语再讲一遍，有时候也用作业惩罚的形式，让学生更遵守纪律。
和主课老师不同，杨倩的课必须排在学校的作息时间之外，加上正常的音乐课，她每天晚上还给16个学生安排了小课，加起来一周高达40节。在内地，她一周只需要负责4—5个学生的小课。
每天晚上7点过后，音乐教室里，琴声悠扬，歌声嘹亮，那是她和阿里学生的故事……尽管十分辛苦，但杨倩觉得这种日子幸福感极强，“生命哪怕谈不上意义，至少更有意思。”
拉萨阿里高级中学高一年级的同学们在课间活动 冯雪峰摄
从洗澡和吃饭开始教
李晨光也感到惊叹，从高考数据上看，2014年进入拉高的第一批学生，2017年毕业时升学率达到97%，远远超出预定的50%。他认为，这或许是对这所异地办学的高中最好的评价。
但客观的看，学校的管理水平还有待提升。李晨光曾想给图书室配上窗帘，可联系了好久，这个不大不小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
接学生的那天，任康元充满了感动、兴奋，但在这之前，他度过了紧张、担忧的一个月。
来到拉萨的第二天，他就在会上得知，学校有学生查出肺结核。
一时间，不少的学生体检结果呈阳性，医院又不能同时接纳这么多人，这让收治陷入僵局。“人数不能再增加了。”任康元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经过商量，将暂时没有人住的一栋宿舍楼设置为隔离区。
之后的一个月，学生被陆续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学校每天实行严格的晨午检，由班主任给隔离的学生送饭、消毒。
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大家还没有戴口罩的意识。由于家人担心，从西安给任康元寄来口罩，但后来才得知，防尘的口罩在肺结核面前几乎没有作用。
从此之后，任康元把跟医院打交道当做大事来干。百般联系之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为学生们建立了绿色通道。
每年开学先体检变成一项制度，至于看病，学生随去随看，不需要交押金直接收治。可以报销的部分，由阿里医保办与医院直接对接，个人付费的部分，由学校担保垫付。
在学校，同时开展了卫生大作战。大到争取资金改造教室窗户加强通风，小到学生混用毛巾、牙刷，每天都要检查很多遍，还制定了在固定时间实名制洗澡的措施。
任康元将这些行动称为，既当老师又当父母式的管理。
现在回想起来，邓付宽觉得自己所在的岗位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年龄符合，具有丰富的教学与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生于大山、长于大山的邓付宽是个极能吃苦的人。“你代表陕西去，我相信你能干得非常好。”来西藏之前，领导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
邓付宽是山阳县一所乡镇小学校长，来到阿里之后，担当了西藏阿里陕西实验学校校长。眼前便是陕西投资了2.58亿元新建的校园，单从硬件上看，这里远远超过山阳的学校。
但细细了解，宽敞明亮的三层食堂一直没有被充分利用。早在2016年，西藏自治区就开始实行教育领域的“三包”政策，伙食补助占比很大。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一政策，邓付宽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是学生的吃饭问题。
按照以往的经验，经过了采购所需设备、招聘工作人员、食材招标工作后，食堂就可以进入正常的运营。但实际情况是，在每个环节，邓付宽都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难题。
首先食堂需要一个不锈钢的水池，用来洗菜、洗肉，不需要太长，六七米就行，也不需要太复杂，分开格子就行。但他没想到，这个在阿里压根没有，最后专门跑去拉萨定做。
这样无形中增加了成本，“贵得很，你看前面那个铁皮门前几天坏了，两扇门花了7000多块钱。”邓付宽说，这都不算啥，还有花钱也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便是人的问题，学校目前有1200多个学生吃饭，按照需求，食堂至少需要配备20多个工作人员。可通知发出后，报名的人数极少。
两个大厨是最难选的，邓付宽记得，当时来应聘的本地厨师有50个左右，但削土豆皮就淘汰了80%的人。邓付宽也联系过陕西的厨师，但都因为太远而拒绝了。最后，两个四川人应聘上岗。
难题太多，负责食堂工作的坚参扎西天天向邓付宽吐苦水，甚至在教职工大会上拍桌子，“我不干了！”无论有多难，他只有一个信念，先把第一顿饭做出来。
那天是个周一，邓付宽在校外开会，听说第一顿午饭吃了将近3个小时，他着急的赶回来。窗口设置不合理、打饭太慢、没有排队。此后，邓付宽规定，每天一位校领导在食堂值班，学生按班级进入，坐在固定位置吃饭。到现在为止，每天午饭基本保持在40分钟内。
在学校，提升效率的氛围被邓付宽营造的十分浓厚。据他观察，这里的工作效率相对较低，考试评卷子时，老师们会带上考卷找一个安静的茶馆坐下，才开始一天的工作。邓付宽要求他们更换工作地点，并规定了完成的时间后，明显有所改善。
邓付宽当校长的一年时间，变化随处可见——可以是从沙滩到整齐的绿化；可以是食堂正在蒸着的大米再不会因为断电暂停；也可以是教研活动的从无到有……而他最骄傲的是学校今年的小考成绩。
在西藏人眼里，小考的重要性堪比内地的高考，哪个孩子如果能通过小考进入内地的西藏班，就意味着以后的上学之路几乎是一路绿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开始。
而相比小学近几年不尽人意的成绩，今年40个孩子的上榜，整整比去年高出一倍。一听到这个消息，邓付宽便赶去学校制作喜报。
对于他自己，工作时间也会被严丝合缝的分解掉，每一个时段安排的满满当当，在妻子眼里，这个以前工作起来连距离50米的家都不愿意回的人，在阿里保持了同样的热情。
今年暑假，妻子来到阿里探亲，走到学校，看见几个学生，她上前问：“你知道他是谁吗？”
学生答：“邓付宽。”妻子略感欣慰，她觉得，每个学生都认识应该是对邓付宽工作最好的肯定。
噶尔县广场上玩耍的孩子 冯雪峰摄
收到代表坚韧和纯洁的雪莲
“学校就像婴儿一样，我想让它在所有人的关心下成长，直到很好的独立行走。”这是上一批援藏工作结束后，张立彬留下来的原因。
放眼望去，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颇有感情。
2016年，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中秋节那天，张立彬从校外搬到校内。他所住的春雨楼下还像河滩一样荒凉。
之后的三年，大家联系的陕西企业家相继拉来100多万元的树木，种树的任务由张立彬负责，每一次他都亲自参与。
记得有一年4月，张立彬组织老师学生在下雪天提前挖坑、换土，能换的将沙土换成栽培土，不能换的把杂草石头清理掉，就是为了使千里迢迢拉来的苗子成活率能高一点。
“那次光运费就花了2万，有时候钱不够了，我们还每个人凑一点。”张立彬说，他们给楼下的小树林起名援藏林，那时，每棵树上都挂有纪念牌子，谁种的就把谁的名字写上去。
加上上一批，共有近40位陕西老师在这里挥洒汗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把爱心献给高原上的藏族同胞。
在这里想家吗？采访中，李晨光仿佛被戳中了最脆弱的部分，瞬间安静下来，旁边陪同采访的老师也一动不动。除了不断流逝的时间，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
几秒钟的沉寂之后，他掏出手机，打开一个视频。“爸爸，你爱我吗？”视频里3岁女儿的提问直戳人心。
“你说爱吧，我在她最好的年龄不能陪在身边。你说不爱吧，我又爱得不行。”这个视频，李晨光每天睡觉之前要看上好几遍。
虽然暂时失去了亲子时光，但他们收获了最宝贵的一声“爸爸”“妈妈”。谢华利就听到过学生叫自己“妈妈”，为了感谢她无微不至的付出。
寒假一到，很多老师坐上了回家的飞机，谢华利却坐在一辆中巴车里，准备前往阿里地区革吉县。因为要穿过两个海拔最高的县城，这里成了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冬天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一路上难见车影，走几百公里才能见到人影。因为高原反应，司机开始头疼，有的老师开始晕车，可谢华利始终比较兴奋，“我想走遍阿里的每个地方，只有去了解他们的文化，教育才能有的放矢。”
谢华利原本可以早些回家过年，但她选择一路向西，先送学生。异地办学对于学校来说最艰辛的工作就是送学生回家，因为路途遥远，这里没有暑假，每年只有一次宝贵的回家机会，有的学生甚至3年才回一次。
从拉萨到阿里，最近的县城800公里，最远的1700公里，学生需要统一乘车先到县里的教育局，教育局再组织送到各个乡镇，家长最后认领这才算完。整个过程需要老师陪同。
借此机会，谢华利经历了人生很多个第一次。有次去措勤县，她第一次在荒郊野岭过了夜，这里不算远，但到了寒风刺骨的夜晚，只能原地休息。车里没有暖气，谢华利睡不着，就干瞪着眼等天亮。外面不时地刮着大风，她听不出个所以然，以为是狼叫。
“每次到县城，即使平常不是很熟悉，但只要知道我是学校老师，学生们都会送来吃的喝的，还邀请我去他家。”学生的淳朴热情是谢华利工作的动力。
去革吉县的那次，马探军也报名了，走的时候有点感冒，头一天他只吃了一盒三九感冒灵。中途有个孩子到家下车，可突然又扭过头，“老师，您一天都没吃东西，我回家给您拿一只羊腿吧。”
这个学生马探军不认识，但他的细心却被永远记住了。
在这里工作辛苦吗？平常一见人就笑的赵江社突然严肃起来，“女儿做手术，老人生病都没能回去。”他自己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校医又陪睡了一晚上。
赵江社说，在他们这个团队里，有全国年龄最小的援藏干部，因为来西藏，觉得还不错的女朋友分了手；有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想陕西面、家乡菜了就在别的老师那儿蹭一点；还有家里老母亲生病，远程着急回不去的……大家从没喊过一句累。
最难忍的是孤独，最意外的是收获了集体生活。
今年已经54岁的赵江社不图什么，忙碌的工作之余，他还把团队凝聚得很好。谢华利说，他们周末出去逛街了，担心安全问题，赵校长会找车来接；杨倩总是忘不了大家一起过节时，赵校长把油糕炸糊的事情；王运涛说，校医陪睡的那天晚上，他差点心脏停止跳动。
但在所有人看来，他们做的也是最普通的工作，并不比别人传奇，也不会比别人无聊。
上一批留下来继续援藏的有四个老师，杜红星是其中一个。在他看来，给学生买暖壶，让他们喝上热水，风沙打在脸上还要去检查宿舍，或是生病了也要继续工作都不值一提。唯有一件事，他一直难以忘记。
去年通过高考，有个学生进入西藏民族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学习。孩子考学的时候，杜红星作为语文老师，负责了一些专业上的教学。这本是平常的工作，可学生却一直记在心上。
今年暑假，回到阿里后，这个孩子竟千里迢迢带了一朵雪莲过来。“开门看见她的时候，雪莲都干了。”杜红星没想到，这种电视剧里的桥段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他知道，雪莲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陡壁之上，存活十分艰难，它代表着坚韧与纯洁。
本刊记者 刘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