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清两朝的对外政策，大家都会想起《明史》中那句掷地有声的“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并将它作为“闭关锁国”政策的开端，认为它是后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原因。但是，鲜有人注意到的是，明朝其实在海禁与弛禁之间有过多次的反复。在这些反复的过程中，海外贸易时而非法，时而合法，时而规模较小，时而规模盛大，却与明朝的海禁与弛禁之争相伴存在，始终未曾断绝。晚明人谢杰曾在《虔台倭纂》中讽刺地写道：“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描述的便是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
在明朝的几次政策变更中，明中期隆庆帝的开放海禁最为突出。在这次开海中，隆庆帝在福建漳州设置了“特区”月港，在严格的证照管理制度下，将民间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的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使明朝的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为国内白银货币化奠定了基础，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使日后张居正“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有了先决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隆庆开关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主张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海禁与弛禁之争
要讲隆庆开关，还要从明朝的海禁与弛禁之争，以及隆庆帝登基时所面临的困境讲起。虽然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明朝的海禁政策似乎是铁板一块，但历史远比教科书要生动丰富得多。
自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颁布第一条海禁诏谕“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以来，太祖和他的多位继位者都兢兢业业地恪守“海禁”命令；建文帝、永乐帝还采用迁部分沿海居民于内地、将原海船悉数改为平头船等强硬措施，以从根本上杜绝沿海居民出海。但“堵”从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朝廷政策稍有松动，沿海居民便闻风而动，伺机出海。明前期时，他们还只是偷偷摸摸进行一些小型贸易，但从16世纪开始，私人海外贸易就在地方官的默许之下蓬勃发展起来。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地方大族凭借经济、政治特权，勾结官府，光明正大地组织商队出海贸易。
嘉靖年间，年少继位的嘉靖帝一度想再次严申海禁，当时受命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也曾在浙江、福建一带严厉打击私人海外贸易。但嘉靖时期的海疆早已非太祖时的局面，严禁政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还激化了官府与当地豪强大族的矛盾，阻断了民间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民的生计，势必无法长久执行。最后，这场运动以朱纨被免职和自尽告终，此后再无人敢提严禁。
伴随嘉靖严禁政策失败的，是持续数年的嘉靖“倭乱”。这场动乱席卷了中国东南部多个省份，给东南沿海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和损失。但这场动荡也为朝廷再次反思海疆政策提供了机会，既然嘉靖帝的严禁政策失败了，帝国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倭乱”一平，福建巡抚谭纶便率先上《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以“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的理由，强调了开海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请求朝廷允许福建人开海通商。
几年后，嘉靖帝病逝，三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隆庆帝。初登基的隆庆帝也雄心勃勃地想做一番大事，但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朝廷。当时的国库资金已经短缺到影响皇宫用度和边关粮饷，社会也因为长时间的动乱而民怨沸腾，解决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成为他必须处理的头等大事。
时任福建巡抚的涂泽民重提他的前任谭纶于嘉靖年间提出的在福建开海的建议，上书建议“准贩东、西二洋”。不久，隆庆帝接受涂泽民的奏请，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允许在严格的证照管理制度下，由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大明朝“隆万大改革”的时代正式开启。
明朝的“特区”——福建月港
隆庆时期的开海并非全面放开海禁，而是规定了一个“特区”，在“特区”内进行开放，而被选中的便是月港。月港是什么风水宝地，竟然有幸成为明朝的“特区”，让皇帝和福建巡抚特地选在此处开关？
说起来，月港不仅不是个风水宝地，还曾是个地瘠民刁的地方。据清代乾隆年间的《海澄县志》记载，此地“地多斥卤，平野可耕者十之二三而已”，实在不是一个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而且，在嘉靖年间的“倭乱”中，有不少“倭寇”便来自漳州。当时东南沿海先后形成的谢老、严山、洪迪珍、张维等著名海寇集团，主要由漳州人组成。王直海寇集团中，也有不少漳州籍骨干。这些还都是次要的缺陷，最主要的问题是，月港作为马上要成为帝国门面的对外开放“特区”，居然连作为一个重要港口所必需的深水港湾都没有，其地每逢船只出海，都必须要数条小船牵引才能成行。
就这么一个既不能彰显帝国雍容气质，又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何以成为“天选之子”？实际上，地瘠、无深水港湾等缺点，月港确实都有，但要说它民贫、不适合开展对外贸易，月港人第一个不服。
月港特定的土壤环境使传统的自然经济在这里难以为继，故而月港人便早早认清现实、放弃幻想，“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选择下海去谋求一条生路。早在海禁政策还十分严格时，月港人便凭借偏僻的地理位置躲过朝廷的管理，以走私作为主要的谋生之道，发展成为著名的走私贸易港。
此外，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也为月港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正德以来，明廷便开始对朝贡方物进行一种类似于进口税的“抽分”，这种抽分往往达到20%，使越来越多的番商为了逃避这笔税收，选择在海沧、月港、双屿等地沿海的私人小港偷偷与沿岸居民进行民间贸易。
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交杂下，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越发迅速。到成化、弘治之际，此地的外贸走私活动已初具规模。《海澄县志》形容此地“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骛争驰”，俨然有苏杭之类大都会的繁盛景象。
到了嘉靖年间，月港更是作为地区性的重要港口被推上了中外民间贸易汇集地的发展高峰。《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曾写道，当时进行海外走私活动，浙江人皆从宁波定海出海，而福建人则都从漳州月港出海，足见月港在福建地区性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闷声容易发大财，但月港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就算想闷声发财，朝廷也是不会允许的。成化年间，朝廷便将浯屿（月港附近的海岛）水寨向厦门内迁，希望可以外控大小岨屿，内绝海门、月港之“奸”，却导致海门、月港等内港的船只更易躲避官府水兵的阻截，向外贸易。从正德年间开始，聚集在月港的倭寇和海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在海沧设置安边馆；嘉靖三十年，又建靖海馆以镇压走私活动；嘉靖四十二年，改靖海馆为海防馆，下令招抚海商倭寇。但可想而知的是，随着海防机构不断升级和海防力量逐渐增强，月港的走私以及海盗和倭寇的活动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日益猖獗。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官员会不停上书重复开海这一建议，月港会率先成为改革的试验田和“特区”便也理所当然了。
借着开放的东风，月港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月港原来的基础上，各取龙溪、漳浦二县部分土地置海澄县。原来被官方否认的私人海外贸易，正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月港也从被打击控制的刁悍之地变成了真正的中外贸易枢纽。
月港开放与白银内流
海禁一开，国内贸易立呈蓬勃发展之势，从月港扬帆出海的商人也骤然增多。到17世纪初，每年从月港出港的船舶多达300余艘。商船遍历东西洋的四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也通过贸易转运港马尼拉、澳门和西爪哇的万丹与月港间接贸易，建立起以月港为中心，北起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网络。
通过这个贸易网络，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连接起来。中国出口的商品，小到天鹅绒、锦缎、面纱、挂毡、台布、椅垫、地毯等各色生活用品，大到钢、铁、锡、铅、铜等矿产资源，甚至“会说话、会唱歌、能变无数戏法的笼鸟”都被作为出口之物。进口产品有龟筒、西洋布、玻璃瓶等工艺品，有胡椒、木香、丁香、象牙等奢侈品，还有药品原材料等。
在众多贸易路线中，通过马尼拉将阿卡普尔科与塞维利亚相连接的这条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最为瞩目。这条航线为西班牙人所开辟，连接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与西班牙，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主航线，也是当时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之一。
本来在明朝中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白银使用的普遍化，中国本地的银矿产出远远不够，形成了银贵物贱的局面。但随着这条航线的开辟，将美洲白银贩来中国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很快吸引了活跃于这条航线上的西班牙商人，他们将大量白银运到菲律宾购买东方物品。同时，中国商船也为墨西哥银圆所诱，大量涌向马尼拉。
根据学者万明先生的研究，在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的这七十多年里，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多达7620吨。这种大规模的白银流动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使中国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引其他贸易路线的白银向中国流动。比如当时从美洲运往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中国。弘治六年（1493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世界银产量2.3万吨，美洲产量占了70%以上，西方著名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白银流入了中国。
隆庆开关为当时走入困境的商业经济和国家财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将明朝的经济和国力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次开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深远影响远不止如此。
随着白银的大量内流，中国国内的商业资本也日趋活跃，后世鼎鼎有名的徽商便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商业的繁荣也催生了一大批商业都会和中小市镇，东南沿海一带的福州、漳州、宁波、广州逐渐发展成对外贸易的商业港口，江南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也变得更加繁荣。
此外，明末以反矿监、反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末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商业领域生产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发展等，也可以说与隆庆开关带动的经济快速发展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月港的穷途和明末改革的末路
不过，依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隆庆开关的局限性——此次开关为何没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这还要从王朝自身说起。
月港开关本身只是明王朝为应对困窘局面而不得已进行的一次局部性的试验。即使是在这一试验取得较大成绩时，朝廷也没有选择扩大开放范围和减少开放限制，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地方的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身份，广东明面上始终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其他沿海地区也仍处于禁海状态。
此外，在实际的交易中，无处不在的贪腐为外贸的正常发展增加了不少阻碍。万历年间曾出任福建税监的高宷便是贪腐队伍中的“翘楚”。他在任期间大肆搜刮财物异宝，强行征派各种的税款，一人便使许多海商面临破产。后来高宷虽被撤职，但地方官员剥削海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官坏而吏仍肥，饷亏而书悉饱”的局面始终限制着月港的发展。
最后，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洋人，明廷对参与对外贸易的商人从无任何保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大规模屠杀华人，明廷对此没有采取救助措施，反而以其为“弃民”，称“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隆庆开关是明代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一次伟大的变革，虽然它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为人所忽视，但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大量白银内流、明末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以及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等事件，却备受关注，为我们认识明代历史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不过，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王朝所做的一次开放尝试，原有王朝的思维和沉疴始终限制着新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其影响还是有限的。
（来源|《历史的荣耀》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