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贵州频道 原创稿
一条线，一个圆，构成了我人生的几何图案。
——题记
沉思。赵怡摄
一
1980年，我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开启了长达40余年的从教之旅。那时我刚满16岁，身材瘦小，一脸稚气，全然是个半大娃娃。
40余年来我走了许多路：从山村到乡镇，从县城到地市，一路风尘来省城。每一段路都留下了我深深的脚印、沉重的喘息。
40余年来我只干了一件事：穿过西部教育的横截面——从小学教到初中，从高中教到大学。作为普通人，这好歹也算是一种人生“传奇”。
因为学历起点低，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学历不合格的危险”如影随形，时常让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致于不得不夙兴夜寐、含辛茹苦，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穿过西部教育的横截面，行走于沙漠，露宿在绿洲，翻越过高山，游弋在草原和森林，也承受过荆棘满地的荒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乃因此心未泯，此缘未尽，此情未了。
昔日的风华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
2021年，作者身为贵州师范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党政办副主任，暑期接待校友来访。
二
我是60后，出生在云贵高原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有几个特别的地方：一是躲过了三年大饥荒，有饭可吃；二是身处人口暴涨的高峰期，注定要经受读书、就业、结婚、购房和生育之苦；三是少儿时代无书读，课本曾一度被“老三篇”代替；四是读的“小学戴帽初中班”，老师的学历合格率为零，要么是从前的小学公办老师，要么是民办老师或代课知青。
还有最关键的第五点：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红色基因：雷锋精神光芒四射，主席教导永记心间。核弹爆炸，卫星上天，让我们信心满满、底气平添。而当我们还是懵懂少年，改革开放的号角突然吹响，注定了我们要用柔嫩的臂膀去承担历史的重任，成为那个时代特殊的“少年工”。
我6岁读书，比当地的同龄人略早。5年小学，3年初中，我当了4年的少先队中队长，4年的大队长，天天唱着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直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还在呼喊少先队的口号——“时刻准备着!”可是，1978年，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国家恢复了招生考试，这时我才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
国家恢复招生考试，始于1977年11月，主要解决文革十年的人才积压问题。而应届生首次参加中考和高考，则是1978年7月。由于大中专学校停止了10年的招生考试，我们要与前面10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进行一场并不公平的竞争(同题不同线，而应届生的录取线要高出15-20分)。
或许是因为“大家都没准备好”，那一年中考，全县只考上几个应届生，我便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记得体检的时候，《体检表》上记录着这样一些数字：14岁，140厘米，35公斤。那时营养差，14岁的农村娃娃，大多没有进入青春期，身高体重只相当于现在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
进了师范之后，大约是因为学校的伙食好，我们在一边长知识的同时，也一边长身体。两年之后，虽然还是一脸的娃娃相，但好歹也是一个155厘米高的半大小伙。
永远在路上。
三
给同龄人当老师，算是我人生的第二个“传奇”。
山里的孩子上学晚，十五六岁念初中，没有什么不正常。1980年9月，我分配到老家的小学任教。那时的“戴帽初中班”已经停招，但是还剩下最后两届，有的同龄伙伴还在念初中。
听说校长要我上初二年级的物理课，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于是有的转学，有的跳级到初三，有的干脆辍学——一句话，不愿面对我这个“小先生”。有的时候，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远远看见一个学生迎面走来，却见他一转身，绕着田埂走开了。我尴尬至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有个小伙伴道出了底细：绕开你，是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喊名字呢，不礼貌；喊老师呢，喊不出口。两年之后，初中戴帽班全部撤完，我们才结束了这场人生的尴尬。时至今日，大都成了爷爷奶奶，往事也就变得模糊起来。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对我敬而远之。
还有更奇葩的事呢!我的一个本家三叔，与我同龄，此时还在上小学四年级，而我便是他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他老人家不觉得难堪，我也乐得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问题是，他老是被同学欺负，一被欺负就梨花带雨地跑来告状。他一来告状，同事们就爱开玩笑：“快点!快点!你家三叔找!”弄得我很难堪。有一次，我太气不过，一把将他扯进办公室，大声呵斥：“三叔啊三叔，你读哪样子鬼打书!连一个比你小三四岁的娃娃都打不过，还好意思来告状？”三叔大约听懂了我的意思，有一天，他终于麻起胆子，冷不防打了同桌一顿。我把他叫进办公室的时候，只见他一边低头认错，一边露出得意的神色。
我在家乡的小学孤独地度过了3年，没有伙伴，没有朋友，最大的成就就是学会了抽烟。我的同事们都是当地人，有公办的，有民办的，有代课的。他们都是我几年前的老师，年纪最小的也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拖家带口，家境贫寒，可是抽烟却出奇的大方：一毛六一包的蓝雁牌香烟，“哗”地一下撕开，迎面一撒，就只剩半包。这支还没抽完，那边又开始递烟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若不会抽烟，就有问题了。
和马场中学90届初三补习班全体教师留下历史瞬间。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的同龄人还很多。
90年代初，我在县城中学当校长，全省卫电师专“三沟通”和“中师函授”如火如荼，中小学校长培训也经常开展。我参与了相关教学工作，教学对象多是同龄人，甚至有不少还是我的父辈。到高校任教后，每到假期下去搞成人高等教育面授，学员中几乎有一半是同龄人。
2012年，我调到现在的高校，分管成人高等教育工作。此时，我已年近天命，而我的学生当中，还有不少同龄之人。年龄最大的一位，是某县的教研室主任，他写了好几本教学专著，是当地有名的教育专家。然而悲催的是，他临近退休才取得大专学历。
提及这些旧事，是想向读者说明：十年浩劫，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为了弥补这一断层，我们这一代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四
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有另外一个“传奇”：凡是我读过书的地方，我几乎都去教过。
上文提到，我16岁执教，首站是我家乡的小学。1983年，因为在全省“中小学教材教法过关考试”中侥幸过关(当年全省的过关率仅5%)，被调到了一所乡镇初级中学，变成了一个学历不合格的中学教师。1985年，我争得了参加成人高考的机会，以第3名的成绩考入了地区教育学院，两年后取得了大专学历，分配到一所完中，暂时成了一名学历合格的初中教师。
曾经教过的学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0年，在送走了一届初中补习班之后(这个班级十分强悍，绝大多数学生都考上了中专、中师，升学人数居然与附近县份的升学总数持平)，校长对我说：“你去教高三吧!”于是我变成了高三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同时还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与几个长辈搭班子(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同龄人)。那一年，我26岁。
曾经记得，1990年的那个暑假，我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把历年高考语文试题认真研究了一番，把整个高中年级的语文课本仔阅读了3遍，并全部作出了标记，写出了教案，这才有了一点底气。
此时，作为高中教师，“学历不合格的危险”又开始袭扰着我。可惜的是，我们的老校长误导了我。他说：学历低有什么关系？水平不低就行了!老校长是60年代的中师生，博学多才，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先进德育工作者、90年代全省屈指可数的中学特级教师。老校长的话，我信，由此就长期止步在大专的学历上。
1994年，我步入而立之年，调任本县二中校长；3年后调任另一所中学担校长兼书记。在此期间，参与了本县师范学校组织开展的卫电师专教学工作，这里是我的第二个母校。
1998年，我调任县一中担任教导主任。当时学校已经停止初中招生，我将变成一名学历不合格的教师。1999年，在征得局领导和校领导的同意之后，我申请到了省教育学院参加中文本科学习。由于没有参加当年的成人高考，只好“先上车、后买票”，直到第二年才通过成人高考取得学籍。
2002年7月，我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并通过招考的方式调入了地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次年担任该校教务处副处长。此前，我原来就读的地区教育学院早已与该校合并，于是这里就变成了我的第三个母校。
2007年，该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我调到了省文化厅从事编剧工作。这样，我在教育系统工作了整整27年之后，离开了这个行业。
说实话，我算不上一个忠诚教育事业的教师。由于教师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担子太重，工作压力太大，加上从事管理工作之后，发现许多教育政策与实际工作脱节，自己无所适从，故而多次萌生去意。1993年，我借调到当地保险公司，此时恰好县二中校长出现空缺，县领导去物色人选，发现我已经离开学校，便十分生气，勒令我马上回校，否则将作为自动离职处理。由此，我的第一次“改行”计划破产。1994年初，地区日报社有意调我，我也是跃跃欲试，不料也是竹篮打水。2001年，某县招考报社总编，我考了第一名，最后也没有如愿。2006年，地委宣传部到高校抽调我，由于许多人为因素，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如今离开了教育，自以为大愿达成，差点“喜极而泣”。
可是蓦然回首，发现自己错了!自己27年在教育生涯所种下的情缘，其实早已生根发芽，并且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时常和我保持联系的，多是教育部门的同事；逢年过节前来看我的，还是过去的学生。这种深深的情感，使我感受到了一种背叛的羞耻，产生了无尽的自责。
2012年，某种机缘巧合，我回归了教育系统，调到省师范学院任教。这所师范学院，前身便是省教育学院，也是我的第四个母校。3年后，我理直气壮地领取了我的30年从教证书，感受到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骄傲与荣耀。
至此，我的职业生涯，穿越了西部教育的横截面：从小学教到初中，教到高中，教到大学。我人生的经历，出现了一个巧妙的轮回：自己读书过的地方，都曾去教过。虽然其间也出现过彷徨与执着，经历过苦乐与悲欢，上演过忠诚与背叛，但是总的来说，一条线，一个圆，便构成了我人生的几何图案。
2018年，时任贵州师范学院生物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说王刚，为附近贫困小学生杨明发购买物品，组织大学生义务补课。
在母校当老师，有诸多好处：与师者为伍，你不敢骄傲自大；与弟子同门，你感到其乐融融。这种境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关键还有一点：在母校工作，你不敢误人子弟，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两年，我离开了基层学院的领导岗位，专门负责校友工作，“大海捞针”式的把一个个的优秀校友找回来，感到十分的受用，十分的快乐。我还把在曾经本校读过书的教师集中起来，建立了一个群。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群？我说：我们应该是对学校最有感情的一伙，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母校。
五
我十分崇拜徐特立先生，他是我的人生偶像。
徐特立先生早年读过6年私塾，然后当上了乡村私塾先生。学生从私塾考入高小，他便去教高小；学生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他便是学校的校长。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便跟着去了法国，成为当时年纪最大的留学生。最难能可贵的是，1927年，当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毅然投奔到学生毛泽东的旗帜下，长期从事红色教育，并经历了长征的艰苦考验，成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徐特立先生有两个最著名的弟子，一个缔造了人民共和国，一个为共和国写下了高亢激昂的国歌。他们是毛泽东和田汉。
从乡村塾师到红色教育家，这便是徐老一生所走的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他一生的荣耀。这种荣耀，或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老的治学精神，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教学相长。而这个“长”字，首先是通过认真负责的教学而来。若不是心到诚处，情到深处，干到实处，是“长”不出来的。
徐特立先生卓著功勋，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成长道路和治学精神，给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迪。
抗战期间，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的时候，曾经大吃一惊。她发现，八路军是当时中国文化最高的军队。为了创造这样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就变成了一所大学。无论是行军路上还是战斗缝隙，学文化成了战士们的一项任务。以致解放之后，许多老军人从文盲变成了专家学者，变成了作家和书法家，这绝非偶然。
朗诵(20201年，天龙端午记者会)。
穿过西部教育的横截面，从小学教到大学，我至今也说不清楚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幸福还是磨难。
但是这一切，就是我，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文/图 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