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从1927年起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由于违反了商品经济和货币发行规律，历次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币制改革，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干涉。因此改革后的币制往往是中外反动势力在经济上相互勾结，共同剥削中国人民的产物。
金本位制的胎死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就将统一币制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因为这时流通领域里的货币复杂而多样，有银圆、铜币、镍币，还有多种纸币。银币中外国银币就有好多种，有秘鲁的、墨西哥的、美国的，还有英国的和日本的。纸币中有外国银行发行的，还有许多中国地方银行发行的。这种混乱的币制，既不利于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也不利于政府通过货币来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同时又采用增加官股份额和安插代理人等办法兼并和改组北洋政府时期的两大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是币制改革的第一步。接着，身为中央银行总裁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邀请美国币制专家凯末尔帮助进行币制改革。凯末尔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实行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流通制度。实行金本位制必须用黄金规定本国货币的价值，纸币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金币或等量的黄金，准许黄金自由出口，货币储备必须是黄金，并以黄金进行国际结算。
1929年11月，凯末尔顾问团提出了一个所谓《金本位币制条例草案》。在这个草案里规定中国采用的金本位币的名称叫“孙”。1孙含金量为0.60186克，合英金1先令2便士半，美金40美分。但这个草案后因受世界市场上金贵钱贱的影响而未实行。再则，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各国竞相放弃金本位制，国民政府实行金本位制已经过时。因此，凯末尔设计的金本位制胎死腹中。
短命的银圆本位制金本位制在中国行不通，国民政府就继续实行银本位制。不过，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两本位制。国民政府感到这已不能满足其需要了，准备在银本不变的基础上实行银圆本位制。
为实现银圆本位制，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铸造条例，废两改元。决定于1933年4月6日首先在上海实行，而后推行到全国。规定上海使用的规元银7钱1分5厘折合1银圆，其他各地按照当地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按0.715折合率算出折合银圆数目，一律改用银圆。废两改元的改革比较顺利，因为按废两前的洋厘核算，以银兑币稍有利益，得到了钱庄富户们的支持。同时统一使用银圆，对于国内货物流通和进出口都有利。而新铸造的银币重量和成色比较合格，具有较高的信用。但是，这种信用并没能维持多久，不久银本位币就被美国掀起的白银风潮吞没了。
“法币”的出笼和实施1933年，美国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实施了“白银政策”。所谓“白银政策”，是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对白银所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总称。其中包括“银购入法”“白银法案”以及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白银收归国有等具体措施。美国改革币制后需要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要用较高的价格到国际市场上去抢购。这种改革还可以从抬高银价入手，使国内物价回升到1926年的水平，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也有利于向国外推销过剩产品，以减轻本国经济危机。
用法币点烟的在华美军士兵
在美国白银高价政策的吸引下，从1934年至1935年，我国白银流入国际市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达2.35亿元。8月21日一天，仅汇丰银行一家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的白银就达1150万元。还有大批日本浪人在上海大量收购白银，运往华北转运日本，再由日本装船运到纽约或伦敦出售。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国民政府的银本位制渐渐失去了前提，迫使它不得不实行币制改革，用新的币制代替银本位制。
在华利益比较多的英国对国民政府的这次币制改革十分“关心”，特派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帮助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李滋罗斯到中国后，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提出了一个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采用纸币流通制的方案。于是“法币”就出笼了。
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公布关于币制改革的法令。法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点：一、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二、禁止白银流通。所有完粮纳税和一切公私款项的支付，概用法币，不得使用现银。持有白银应交中央等行兑换法币行使；三、原发行钞票各银行，包括省地方银行，自法币发行之日起一律停止发行。已发行的钞票现金及保证准备金应交由财政部指定的银行接受；四、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
法币本身没有法定的含金量，它以外汇为本位，所代表的价值由外汇来决定。1元法币等于1先令2便士半的汇率是按近五年来中国货币对英镑的平均汇率来定的。这清楚地表明法币被拉入了英镑集团。美国对此十分眼红，于是它依仗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强大优势，以停止购银，压低银价，断绝国民政府外汇基金来源等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就范。这样，刚刚出世的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法币实际上成了英镑和美元的附庸。当时所有的中国银行拥有的白银、银圆均归南京政府所有。据统计，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存在上海的白银为1.3亿盎司，其他银行在上海的白银为1亿盎司，另有1亿盎司的白银分存在其他地方银行。
由于法币在市场上流通是不兑现的，南京政府从此把滥发纸币当成发财最简易的办法。有人列举了1937年到1947年购买力的变化，作了形象而真实的比喻，同是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大牛；1938年可买一头大牛和一头小牛；1939年可买一头大牛；1940年可买一头小牛；1941年可买猪一头；1942年可买火腿一只；1943年可买大鸡一只；1944年可买小鸡一只；1945年可买鱼一条；1946年可买鸡蛋一只；1947年只能买到1/5根油条。据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统计的上海、南京、汉口的批发物价指数，1948年6月的物价已为1937年6月的600余万倍。那时，人们到市场上购物，需要带成捆的钞票，买的东西往往没有携带的钱重，老百姓有句顺口溜：“粒米一百元，寸布十五万，呜呼蒋介石，哪得不完蛋！”
金圆券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覆亡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为400余亿元，而收入只有50余亿元，差额达350亿元。南京国民政府企图用增发大面额钞票的办法来弥补。当时的工厂减产倒闭，唯独印钞票的印刷厂“一枝独秀”。印出来的法币面额大得惊人，500万元面额的大钞票己经问世，再印刷更大面额的钞票已实在太不像话，于是，就改头换面，用另一种名称的钞票来代替法币的所谓币制改革提到日程上。终于，金圆券出台了。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肯定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额为20亿元。法币以及其他地方纸币均停止流通，法币300万元换金圆券1元。同时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要求商品劳务按1948年8月19日各地价格，折合金圆券出售。
金圆券的发行与以往不同，是靠武力来推行的。国民党政府调动了警察、宪兵、特务以及监狱、军事法庭等几乎所有的专政力量。还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如上海的督导员就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蒋经国。
金圆券的发行同样是对人民的一场掠夺。据中央银行统计，到10月底，南京政府共计收回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圆5300余万枚以及美钞港币数千万元，共计折合2亿美元。
由于南京政府已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潭，物价上涨，贷币加速贬值。新货币的发行已不可能使南京政府摆脱财政垮台的命运。金圆券只不过是改了名称的法币。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贬值，更加不得人心。1949年6月20日，四川地区出现了28亿金圆券换银币1圆的情况。
南京政府一方面在大量发行钞票，另一方面又采取限价政策，引起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天津99％的货架被抢空，北平米麦粮店也十室九空。在南京，手无寸铁的居民愤怒地冲向军警守卫的米仓，不顾宪兵、警察的刺刀和枪托，把粮食仓库打开。类似的抢米风潮在国统区时有发生。南京政府见此状，又被迫宣告取消限价。于是，物价又陡然上涨，如上海米价从原限价的每石20.9元，一发突破了2万大关，上涨了近1000倍，整个市场一片混乱。
1948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销了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这样又引起了挤兑风潮。为兑到金银外汇，把不值钱的金圆券尽快脱手，打架斗殴、抢劫银行时有发生。直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金圆券和国民党政府才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自《文史精华》，2017年12期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