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说#
到1990年代，我们的城市经济问题，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低谷的时期，我们当年叫做通货紧缩时期，从1989年到1992年，从原来的高通胀到变成了通缩，这时候出现了1993年的三大赤字，我们对外负债，对内财政也是赤字的，银行的资本金，都被财政赤字吃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做出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的调控，宏观政策调控所产生的成本代价，制度成本很大程度上没法被承受，没法被化解，于是从1994年前后开始出现了农民负担加重，乡镇企业衰败。乡镇企业大规模地停产歇业倒闭之后，就出现了农民就业，就是农民在本地本乡本村的非农就业机会，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就下降了。但是同期因为你国家高度负债，所以农村中的教育、医疗、养老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是公共开支，但财政没钱，就（很多）转嫁到土地上，于是乎农民的负担就开始加重。9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抛家舍业，这样就出现了农村所谓“386199部队”，“38”妇女，“61”儿童，“99”老人。农村的生产力结构，从劳动力角度来说，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接着90年代兴起了一场房地产的高潮，那土地又大量被征占，劳动力外出打工，土地大量被征占，生产力要素的两大要素流失了，第三大要素资金。资金是个龙头要素，它具有组织作用，资金又被抽走了。所以生产力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在90年代就开始出现大量流出，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一方面生产力要素流出，“三农”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于是我们就开始提出90年代农村政策要调整，调到“三农”问题上，“三农”问题要以农民为第一位，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三农问题叫农民、农村、农业。
（文字整理自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 中央一号文件和 ' 三农 '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