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陆航）12月18日，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天津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承办，主题为“建党百年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成就、挑战与发展”的第六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在线上举行。与会学者的话题涵盖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的“金句”英译、构建国际传播的最后一公里、翻译的政治性与中国译者的历史使命、中央文献翻译的规范性、讲好中国故事、中共党史对外译介研究、国际传播策略与翻译课程建设、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研究等。
文化语境导致不能机械的直译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举例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文版为什么要译成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这种很国际化的表述呢？这个书名体现了中国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特别强调习近平讲的是中国的治理，没有像美国那样，总想把美国式的民主输出去，中国从来不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
“不能机械地直译，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语境下的意译，才能准确完整地把领导人讲话的金句译好，才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使外国受众得到感染和启发。”外交部外语专家陈明明举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直译为，Green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mountains of silver。在英文的语境当中，金山银山是一种很低格调的追求，不符合我们高层次追求的文化语境，所以我们在十九大报告当中的译法是这样的“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再比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应该怎么翻译呢？如果直译成the spiritual genealogical line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就很怪异，因为spiritual和宗教有关系，所以要进行意译为“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梦”可以译为“Chinese Dream”，也可译成“China Dream”。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尹晓煌提出，译为“China Dream”有误。不熟悉历史背景者，不知道美国社会18世纪也曾有过“China Dream”，指的是美国商人去中国的经商发财梦。而我们的“Chinese Dream”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这一点不同的语境，他们理解不透。中文白皮书《中国的民主》，英文译为“China：Democracy That Works”，就很好，确实信、达、雅，把国家立场都完全表达出来了。对比译为Chinese Democracy，高下立见。
翻译源于语言，有一些翻译问题牵扯到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转换，其实对两种语言也是一种促进。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晶举例说，“人民民主专政”直接翻译不合适，民主和专政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矛盾的。我们需要在语言上做适当的修正，因为新中国成立已经70多年了，国内国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强调依法治国，翻译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是不是意译成法治呢？还有CCP、CPC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但是西方媒体总是说Chinese...，我们很多人还盲目地跟着西方人的说法，这就大错特错！我们有我们正确的名称“of China”，学过法律英语的人都知道，“of”强调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中国的什么什么，一定要避免使用China’s，这是非常不严肃的，一定要用“of”短语，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认可。联合国前一段时间刚进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里面，“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篇名称一定要用“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无论出现多少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要用全称，而绝不可以用一个China或者其他的简称替代。这是法律英语的要求，前后保持一致。法律英语不怕重复。
聚焦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和研究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一环。”围绕会议主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主任张士义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文献翻译和交流。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视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是我们党的自觉选择，是贯穿始终的行动要求，是不断创新发展的接续奋斗。中央文献翻译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翻译中具有基础性、引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契机下，开展多学科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能力，有助于总结、分享我党经典文献翻译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有助于推进中央文献翻译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从1920年9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到《新民主主义论》，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伴随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而生的一批批经典文献是我党艰辛探索、不懈奋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创造。将我党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与中央文献译介到国际社会中去，既是外语学界的使命，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启龙表示，一百年来党的文献对外翻译工作，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极其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成功经验。利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一宝贵时机做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工作，阐述中央文献“走出去”过程中的译理、译术、译技问题，对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对外翻译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对外译介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时代的要求。通过对中共党史对外译介的多维考察，可以为党史和其他中央文献外译实践提供借鉴，为探索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传播理念创新等问题提供参考。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对外译介与百年中国共产党翻译史有直接联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王铭玉表示，我们研究百年翻译史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翻译史，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建党准备阶段的翻译史，因为在这个时期许多爱国人士从事了马列思想的译著活动。翻译内容包括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类翻译文本，同时也涉及一些文艺作品。这些早年的共产党人翻译的文艺作品，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巨大影响。
翻译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和社会功能。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展现出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将翻译事业与国家的需求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时期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文化中国要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离不开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助力。李晶提出，翻译作为语言之间的桥梁，是中国向世界发出声音的媒介，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中国叙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讲好中共党史，呈现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和领导国家改革发展的故事。党史是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极佳载体，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时代赋予的重任，对推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治国方略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快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回顾建党一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陈法春提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队伍是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外语类院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大本营，应义不容辞地研究、阐释、翻译、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事实胜于雄辩”。“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这一句话，外国人听不懂。外国人说没有雄辩怎么能知道事实呢？我们和西方国家的语言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李晶说，我们要超越语言，注意语言背后的思维逻辑。当然不是评判西方逻辑好还是中方逻辑好，但是翻译中要注重思维逻辑，这样西方人才能看得懂、听得懂、愿意听。李晶还提出，翻译时一定要有对文字的敏感性，人民、公民不一样，第三人、第三者不一样，法律、法学不一样，要有对文字的高度敏感性。要树立对翻译的敬畏意识，译者一定要端正态度，以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为主。比如“涉外法治”是一个新提法，我们没有说“国际法治”。李晶认为，法治传播是实现“精准传播”的关键抓手。我们要从国家战略角度重视法律英语学科的建设，加强法律英语人才培养。法律英语不能和英语划等号。现在法律英语的应用范围无限扩大，很多高校都建有法律英语专业。法律翻译的基础就是法律英语，我们还要关注法律英语的语言外溢现象，比如外交文书、发言、国际关系、政治表述、各类通知、公告、规定、规则等。翻译活动中想要表达的准确严谨、言简意赅，令别人信服，就要尽可能采用法律语言的表述方式。所以法律英语是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关键抓手。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上，借助翻译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新形象，彰显中国新力量，已经成为时代之需。”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党争胜认为，政治性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语言文化当中，因此也就普遍存在于翻译尤其是政治文献的翻译行为之中。翻译既是一种个体的职业行为，又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既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又是一种文化政治活动。翻译要达到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为促进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政治制度之间的对话，文明成果的互鉴服务。他举例说，邓小平同志过去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方针，其中“韬光养晦”这个词语被美国一些机构和媒体翻译为“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无论是因为理解错误而误译，还是别有用心而曲译，都存在对读者错误的引导问题，这种翻译显然与邓小平同志的原话、话语信息、信息含量和交际意图存在显著的差异，完全歪曲了中国和平外交战略方针的内涵和实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法连提出，国家翻译目的与任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实践紧密相关相连，都属于国家语言能力。国家翻译能力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国家翻译能力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对内影响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国家的内政建设，对外承担着一个国家外交外贸以及对外传播国家的价值观的任务。国家翻译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俄国一个翻译家说，中国人做翻译天花板就是汉语语言水平。李晶认为，翻译人才培养任重道远。国际传播的基础其实是汉语。外语院校一定要加强汉语教学研究。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翻译中国”在目前阶段，应当并且只能以中国译者为主体，中国译者要有时代担当，勇敢挑起对外传播中国的重担，培养和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端专业翻译人才队伍。
与会学者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翻译与传播、建党百年来政治文献翻译史研究、新时代政治文献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中国特色话语术语的对外传播和翻译标准化研究、脱贫攻坚中国经验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研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和实践研究、新形势下涉外法律翻译研究、政治文献翻译与机器翻译技术的应用等十个议题展开专题讨论。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