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几乎已成定局，连带着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疫情下首当其冲的就有进出口贸易大省广东。
一季度，广东GDP下滑6.7%，出口大幅下降14.4%。
（江苏、浙江、广东对比，广东最惨）
制造业企业复工难、工人失业、外贸订单取消、出口被迫转内销的负面消息不绝于耳。
（广州一玩具城内，买玩具送口罩）
要知道，2019年，广东稳坐中国GDP第一大省，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GDP超过10万亿的省份。
但同样得看到，2019年，广东省外贸进出口总额7.14万亿，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高达66%。
其中东莞、深圳的贸易依存度更是超过100%。
有很多人说，照2020年全球疫情势头，国外经济衰退、消费需求下降，靠外贸立足的广东经济怕是要不行了。
但其实，以中国目前的复工形势看来，疫情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广东还有巨大的经济潜能尚未爆发出来。
只要调整得好，广东的经济还远未到见顶下坡的时候，未来的15年里，广东不仅要做第一，而且要做一骑绝尘的第一。
如果你把广东省GDP放在国家里排名，能排第13，超过澳大利亚，相当于两个沙特。
除了“一省抵一国”，广/深一座城，还能抵江西一个省。
（2017年GDP）
而跟广东咬得很紧的两个大省——江苏和山东，这几年跟广东的差距也在慢慢扩大。
有人说，不要吹太狠，广东有很多问题的：比如深圳房价贵的离谱，比如各市之间贫富差距过大——有“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的说法。
过去几十年，广东得到大发展的是珠三角9市：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
而灰色的粤东西北12个市就像被遗忘在了角落里。
知乎上一个问题：有什么是你去了广东省才知道的事情？
高赞回答是：广东除了珠三角，其他地方人均GDP基本都在全国平均以下。
2019年，广州+深圳两座城市GDP是50555亿，占广东省47%，跟其他19个市的GDP总量相当。
珠三角9市GDP是8.68万亿，占广东的80.5%。
剩下粤东西北12个市，占广东45%的人口，分不到20%的GDP。
这几年国家又提出一个新词，叫“粤港澳大湾区”，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珠三角加上香港、澳门而已，还是不带粤东西北一起玩耍。
这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有多厉害呢？它用全国0.6%的面积，4.9%的人口，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京津冀的两倍，比长三角也高出一大截。
粤港澳的经济活力，最鲜明地体现在名校毕业生的城市选择上。
2019年，有人统计了清北复交毕业生的去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清华、北大毕业生最爱去的头两家企业，都是华为和腾讯——两家总部都在广东。
（2019清华毕业生去向最多的企业）
（2019北大毕业生去向最多的企业）
过去几年，清北毕业生留京比例越来越低，而去广东的比例翻番不止：
而复旦、交大毕业生，除了留在长三角，剩下去的最多的不是北京，而是广东。
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去广东的学生（26.74%）比留湖北的还多（25.56%）。
而从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4个人有3个都留在广东，去京沪的只有3.13%和2.97%。
一线城市从北到南，名校毕业生留在本校省市发展的比例越来越高，广东是北京的两倍。
珠三角/粤港澳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全中国的精英学子都“用脚投票”踏上了这片土地？
（粤港澳人才来源分布）
在房价高企、外贸受阻的今天，留在这里还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整个粤港澳的经济实力分布，更接近当年日本提出的“雁阵模型”，有头雁、中雁、尾雁之分。
哪座城市的机会更多，哪座城市的潜能更大，哪座城市的制造业更强，也并非一望便知。
而且在未来3-5年，整个粤港澳的产业秩序还将完成一轮重塑。
只有当我们解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活力的奥秘，才能彻底看清楚这一切。
深圳是一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
人们爱的是它开放包容、遍地机会的创业天堂，恨的是它高不可攀、直追澳门的房价。
从去年4月份开始，深圳不再公布楼市“成交均价”，理由是“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
而真实情况就是：今年4月，多个楼盘被曝出买房先交上百万元“喝茶费”，3月深圳二手房均价71790元，位居全国第一。
深圳市社科院调查了2000名高层次人才，发现只有46.32%的人才在深圳购房，53.68%的人才没有在深圳购房，75%的科技人才因房价考虑离开这座城市。
制造业频频迁出，炒房“胜过”干实业的深圳，会不会变成下一个香港？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香港都是深圳的“领路人”。
深圳最早是从承接香港制造业，做香港“后厂”发展起来的。
70年代末，香港经历严重的通胀，地价飞升、劳工短缺，加上内地开始积极吸引港商投资，土地人力廉价，香港制造业开始陆续往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迁移。
一开始，港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用深圳的厂房和工人，原料设备技术都攥在自己手里。
但在八九十年代，眼看着内地工厂蓬勃发展，大陆市场前景广阔，香港人开始把制造业“连盆带土”一起搬过来，不仅是生产线转移，还把生产技术、管理经验都转了过来，并在香港本地腾撤厂房、遣散工人，专注地做好“前店”——设计、市场、财务、管理。
1985-1995年，香港每年在珠三角投资制造业资金由5亿美元增至58亿美元，生产线转移比例高达70%—90%。
（香港-珠三角的前店-后厂模式）
深圳“贪婪”地把香港电子机械服装玩具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尽数吸纳，从而奠定了整个制造业腾飞的基础。
而就在深圳制造业爆发的过程中，这里开放的商业环境、浓厚的创业氛围吸引着无数人前来“下海”。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因经营被骗200万元，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他一个人带着爹娘弟妹在深圳住棚屋，集资2.1万元，创立华为公司。
1995年，28岁的处级干部王传福，借了250万元，注册成立了比亚迪，领着20多人在深圳的旧车间里开始生产镍镉电池。
深圳近乎无所不包的电子制造业是他们舍命一搏最大的底气。
到21世纪初，华强北成了中国电子产品最大的集散地，一个档口价格炒到过30万/平，一张商铺申请登记表都能卖到5万一张——谁抢到好的档口，谁就能躺着挣钱。
（21世纪初的华强北）
这里流转着全世界所有能想象得到的电子产品、元器件。
“在美国需要花3个月才能找齐的电子元器件，到了华强北可能只需要一天。”
但随着智能手机和电商的兴起，山寨机、临街旺铺都成了过眼云烟，而真正“颠覆”华强北的，还有它20公里外的一条街——深南大道。
在这条近30公里长的大道上，坐落着腾讯、华为、比亚迪、中兴、顺丰、大疆、迈瑞、酷派等无数知名企业的总部。
它周围的一平方公里内有148家上市公司，而它所在的南山区，一年贡献GDP超过5000亿。
华强北和深南大道就像磁石的两极，见证了深圳制造业从低端迈向高端的风云变幻。
如今每一年，深圳要投入GDP的 4.2% 用于科技研发，这个比例跟以色列持平，远高于全国。
深圳最引以为傲的是“4个90%”：
90%的科技研发机构在民企；
90%的科技人才在民企；
90%的专利在民企；
90%的科技投入资金来自民企。
从华强北到深南大道，为什么产业升级会发生在深圳，而不是别处？
因为当无数原材料、元器件供应拆得足够细碎，所谓的“升级创新”就只是旧积木的新组合。
大疆的无人机机身多处采用碳纤维材料，不是什么易得的材料，但在深圳用这种材料做创新易如反掌。
深圳早年给人加工钓鱼竿、网球拍、高尔夫球杆，都会用到碳纤维。
深圳做的碳纤维自行车，一辆卖24万元，比汽车还贵。
所以在深圳，大疆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
很多部件，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大疆董事长汪滔说：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给我画，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价格又低质量又好。
围绕着一款“你想做出来”的产品，深圳周边的供应链上有无数人等着来给你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深圳某制造供应链服务企业的业务模式）
而大疆的创业之路也代表了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的一种模式：
汪滔当年是内地跑到港科大读书的学生，读的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李泽湘教授教他机器人课程，汪滔是他的助教，对飞行器很感兴趣。
汪滔毕业后的2006年，李教授跟汪滔一起在深圳创立了大疆。
（李泽湘与王涛试飞无人机）
十年后，李教授在东莞创办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孵化了超过50家机器人及智能硬件创业团队或公司，孵化成功率近80%。而大疆也要在松山湖设立全球研发和销售中心。
（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
大疆勾勒出了今天港-深-莞产业转移的轮廓：
香港培养科研人才
→ 深圳总部创新研发
→ 东莞智造 / 深圳+东莞双研发中心
但在很多人眼里，深圳的制造业外迁转移依然是一件坏事。
2016年，一篇《别让华为跑了》成了爆款文章。
那年，华为终端从深圳转移到东莞松山湖；
1年前，比亚迪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选在了汕尾；
时任深圳市长说：“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比亚迪汕尾工厂）
华为终端撤出，导致深圳龙岗区的信息技术服务业成了次年唯一下跌的行业。
但任正非也回应说：“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怎么理解深圳企业工厂的外迁转移？
事实上，答案或许可以类比当年的港-深关系。
随着产业升级，深圳变成了越来越多创新企业的“前店”、总部和高端制造业基地，而东莞和其他珠三角城市，凭借着产业集群和土地价格优势，渐渐成为深圳制造业的“后厂”。
（2018年深莞惠都市圈企业密度）
比亚迪的决策大脑仍然在深圳，华为的中枢神经也在深圳。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确要警惕“香港化”的趋势蔓延——也就是深圳中低端制造业迁移的“亏空”，到底是地产和金融泡沫填上的，还是高新制造业发展填上的——这决定了深圳是下一个“被掏空”的香港，还是一个真正的创新研发中心。
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深圳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产业迁移的影响：
1979-2019年间，深圳总GDP从1.96亿元增长到26927亿元，翻了一万三千多倍，年均增速高达26.9%。
全中国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深圳占了56%。深圳还拥有超过1.4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到底是什么助推了深圳的腾飞？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有这样两张令人费解的图：
（深圳与广州的GDP对比）
（深圳与广州的财政收入对比）
深圳和广州GDP在2000年后并驾齐驱，但深圳的财政收入却比广东高了一大截，这是为什么？
秘密藏在这样5个字里：计划单列市。国家在财政上直接把深圳市提到了省一级的权限上。
啥意思？广州收的税，一部分交广东，一部分交国家；而深圳由于是“计划单列市”，收的税（等同于省）直接交国家，不用给广东。
广州收1000亿税，只能留下270个亿；而深圳收1000亿，能留下400个亿。
按2016年的税收，如果深圳不是计划单列市，深圳得多交出去1005亿的税，但现在这些钱都在它自己腰包里。
所以为什么深圳吸引外省人才时“撒币”大方？是它“集亿万宠爱于一身”的结果。从1994年至今，光这一项就帮深圳多“存”下来6000亿左右用来发展经济。
而除了钱的好处，计划单列市还给深圳的“创新活力”带来一个巨大好处，就是帮高新技术企业减税。
咱们国家一般是25%的企业所得税率，100块利润，25块交国家；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只交15%。
谁来认定你是高新技术企业？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科技部门有这个权限。
所以广东省有，广州木有，深圳有。
深圳完全把这种“认证”当成了对科技企业的“服务”，积极帮他们争取这项“福利”。
截至2018年，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14415家，仅次于北京。
你说这里面有没有几家有“水分”？在所难免。但也正是这样的政策，大大激发了企业在深圳投身科技创新的活力。
深圳的“团宠”角色，让很多人觉得作为省会的广州“失宠”了。
但其实是他们对广州这座城市缺乏理解。
02
广州：省会当老二，越来越开心？
2017年，深圳GDP首次超越广州。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被标榜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的是深圳，不是广州；
国家支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也是深圳，不是广州。
的确，广州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深圳：
本市上市企业数量104家，深圳295家；
科研投入占GDP的2.5%，深圳占4.2%；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441件，深圳18081件（2017年）；
高层次人才在广州高校科研院所居多，在企业就职者少；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13.4%，深圳是67.3%。
但如果因此就小看广州，甚至说要用北上深替代北上广的，那可就错了。
事实上，广州依然是整个广东的“定海神针”。
如果广东省是一间屋，那深圳就是厨房，广州就是客厅，厨房里炒的菜再香，客厅也依然是中心地位。
在广东省内，广州是一座最没有短板的城市。
深圳活力几乎都在民企身上，而广州的国企、外企、民企更为均衡。
（广州琶洲商务区规划示意图）
广州的三大制造业是汽车、电子、石化，占到工业GDP的55%以上，国企数量庞大（1106所）。
和深圳40%的工业比重不同，广州70%+都是第三产业，比例仅次于北京上海。
深圳的基础科研薄弱，高等院校很少（13所VS广州83所）、文化底蕴浅薄、三甲医院稀缺（16所VS广州62所）。
甚至，深圳至今有超过一半（54.62%）的初中生是上不了公办高中的，教育资源太过紧张。
而广州在科、教、文、卫事业上，每一样都强过深圳。
深圳是偏科冠军，而广州是全能的省会中心。
有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来说明广州的“中心地位”：
周一到周五，北京上海的地铁客流都比广州多，但到了周六日，京沪客流暴跌30%+，广州却几乎不变。
广州地铁全年休息日的客流能占到全年总客流的近30%，上海地铁为23%，北京地铁为21.8%。
广州的地铁早在10年前就开进了佛山，在周末和节假日的出行高峰恰恰说明，广州不仅是很多周边就业者的工作中心，还是全市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旅游休闲消费中心和客运枢纽。
到广州办分公司的企业更多，而在深圳建总部（去外地开分公司）的企业更多。
而手机移动流量数据也显示，到广州的外地号码流量更大（超过广州本地号码在外地的流量），而深圳刚好相反，深圳本地号码到外地的流量更大（超过到深圳的外地号码流量）。
（广州移动数据量）
（深圳移动数据量）
很多事实都表明，广州是迎接八方来客的门户城市，而深圳发展的是民营企业的总部经济。
深圳和广州的“竞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新定位一出，广东省委动员全省支持深圳建设：
去年9月，广州市委书记对着全市正局级以上的干部说：广州要学习借鉴深圳改革经验，主动接受辐射带动。
深圳市委书记也亲自跑到广州，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城重点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如果说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深关系是从GDP竞争走向合作，那香港和深圳的关系就更像是一种主次颠倒。
从珠三角升级粤港澳，意义何在？
03
香港：为什么要加进来？
1979年5月6号，一则消息在深圳周边的乡镇不胫而走：
在英国女王加冕纪念日的当天，香港要实行大赦，只要在香港停留3天的人，就可以申请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那天，来自宝安、东莞、惠阳等地的7万多人，像几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扑向深圳的海防前哨。
最后证明，那消息不过是一则谣言。
年轻一点的读者可能多不知道，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从宝安县（现在的深圳）行动出逃的多达119274人次，其中逃出港的一共60157人，史称“大逃港”。
8天以后的5月14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说了一句话：
“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而深圳实现这句话，用了不到40年，2016年，来往香港内地的已经多一半都是香港人。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思考香港对内地的意义。
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
从1979年总量不到香港GDP的6%，到一举超过了香港，深圳只用了39年。
在深圳港港口吞吐量2019年跃居全球第四的同时，香港港已经跌到了第八。
2016年后，香港的制造业已经跌到了GDP的1%以下。
伴随着98年后香港房价复苏后的猛涨，香港的创新实力却在不断下降。
虽然香港有着港大、港科大等高校的科研实力，现在华南地区4所世界TOP100的高校都在香港，但产学研转化不足，所以2015年香港的产业研发开支占GDP比重不足1%。
我们还需要香港吗？如何需要？
香港有的是科技人才、基础科研能力、资本和国际市场，而珠三角有的是完备的工业体系、大量的技术工人、广阔的腹地和高效的企业转化创新能力。
香港的人、钱、科研成果去哪里落地开花？珠三角是最好的选择。
拿钱来说，近40年，香港对东莞都非常重要，港资是东莞第一大外商投资，全市共有港资企业7593家，东莞港约有3成货物运往香港码头。
2018年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注册港企达到10064家，注册资本9297亿元，平均每天有10家港企落户前海。
2018年，内地对香港出口3020亿，进口85亿，贸易顺差2935亿，说白了就是利用香港在做转口贸易。
截至2018年底，香港在内地新设立企业39868家，内地实际使用港资10992亿美元，港资占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54.03%。
近40年来，每年中国引进外资的54%-55%来自于香港，从以前几亿、几十亿，到现在过万亿，这个比例都没变过，非常稳定。
我们看得很明白：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金融中心，全球资本可以利用香港这个跳板，间接进入中国——这50%+的外资可以说是香港的，也可以说是全球的。
全世界很多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是看到了体制不同中的潜在优势进行互补，而不是用深圳去取代它。
香港的资本 → 深圳的创新 → 东莞的制造 → 大湾区的港口 → 全球的市场，这个内生循环就是珠三角升级粤港澳之后，我们可以让“肉烂在锅里”、持续带动广东经济腾飞的奥秘。
只不过香港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分工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深圳，而不是香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主次关系已经颠倒过来。
没有香港的昨天，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但没有深圳的今天，也就没有香港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