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首富马斯克捐出了他的最大一笔捐赠57亿美元。麦肯齐·斯科特（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前妻）在过去两年里向慈善机构、社区大学和非营利组织等机构捐赠了数十亿美元。
这些富豪是如何选择捐赠领域和捐赠对象的呢？
01.
「DAF基金是富豪最爱」
全球首富马斯克悄悄地捐出了57亿美元，这是他最大一笔慈善捐赠。
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文件显示，去年11月19日至29日，特斯拉CEO马斯克捐出了504万股特斯拉股票用于慈善。按照当时股价，这部分股票价值超过57.4亿美元。单是这一笔捐款，马斯克就成为了去年全球前三位的大慈善家。
从时间上看，马斯克正是从11月19日开始捐出57亿美元特斯拉股票的，那么他是捐给了联合国吗？在美国媒体联系置评之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并没有收到马斯克的任何捐款。看起来，马斯克对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主任比斯利(David Beasley)的筹款计划并不感兴趣。
马斯克有自己的同名慈善基金会(Musk Foundation)，早在2001年eBay收购PayPal之后就创建了。
不过，马斯克基金会的网页只有短短几行字，只是列出了基金会的捐助方向，包括：可再生能源、太空探索、儿科医学、STEM理工科教育以及造福人类的人工智能。至于捐了多少，捐了哪些项目，一律没有显示。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从2001年至2017年的报告统计显示，马斯克基金会在15年间累计向160个慈善机构捐出了5400万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直接捐款，捐款额度从几千美元不等。这些慈善机构包括环保、教育、医疗以及航天等等。除了这些项目，2019年英国《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马斯克还有一些人情捐款，例如给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以及他弟弟的慈善项目，甚至还有他喜欢的“火人节”活动。
那么马斯克这57亿美元到底捐给了哪里？按照他此前的惯例，马斯克可能会通过“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 以下简称DAF基金)这种手段进行慈善捐款。即先捐出巨额资金，拿到抵税额，随后再决定具体使用用途。
从2015年起他们开始积极采用DAF进行慈善捐赠。2016年马斯克基金会向DAF基金捐出了3780万美元，占据了当年慈善捐款的80%。2018年向DAF基金捐出1240万美元，占据当年慈善捐款的84%。
什么是DAF基金？简单的说，这种基金就像是为超级富豪个人的慈善基金来管理慈善资金如何使用的基金管理公司。DAF不仅可以让超级富豪们拿到巨额抵税额，还可以保留慈善资金使用的决定权，甚至为超级富豪们保留隐私。
1969年美国国会立法，要求慈善基金必须每年捐出5%的财富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而且不能从一家私人基金捐给另一家私人基金。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DAF基金才开始得到重视。超级富豪的私人基金会纷纷选择给公共性质的DAF基金捐助，以满足自己的5%门槛。至于捐出去的资产怎么做慈善，他们可以日后慢慢再决定。
现在美国最大的十支慈善基金中，有六家都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的DAF基金。从2016年开始，美国最大的DAF基金——富达慈善基金会(Fidelity Charitable)就成为了美国吸收慈善捐款额度最大的基金，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基金。2020年，马斯克基金会就向富达慈善基金捐出了2070万美元。
DAF已经成为美国超级富豪和他们的私人基金会最为青睐的捐助慈善手段。他们将自己的各种资产都捐赠给DAF基金会，包括了现金、股票、房地产、艺术品甚至比特币。
02.
「慈善家们如何决定把钱捐给谁？」
提到咨询公司，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MBB”，即麦肯锡(McKinsey)、波士顿咨询(BCG)和贝恩咨询(Bain)这三家被誉为全球最顶级的战略咨询公司。实际上，有一家大多数人接触不到，但是在慈善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家公司叫Bridgespan，这家公司专门帮助亿万富翁们解决“把钱捐给谁”的问题。
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在离开了她的前夫、亚马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后，在过去两年里向慈善机构、社区大学和非营利组织等机构捐赠了数十亿美元。
为她提供咨询的是来自Bridgespan公司的顾问团队，这家公司在慈善圈之外几乎不为人知，但在慈善圈内却极具影响力。The Bridgespan Group位于波士顿，专注于为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提供管理咨询。
从咨询行业巨头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剥离出来的非营利组织Bridgespan是21世纪初涌现的众多组织之一，当时，由科技界亿万富翁领导的新一波捐赠浪潮开始达到顶峰。20年后，在幕后工作的顾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我们与非营利组织在典型的战略问题上进行合作，弄清楚他们想做什么，把他们的资源投入到工作中，” 伊姆蒂亚兹·侯赛因（Imtiyaz Hussein）说，他是Bridgespan的合伙人，负责该组织的非营利咨询业务。“我框定了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核心，即为组织提供决策支持。”
支持者说，顾问使捐赠领域更有效。而批评人士质疑，即便是那些意图良好的非营利组织，咨询顾问也未必能为慈善部门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
Bridgespan可能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它在慈善圈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该组织为该领域最知名的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慈善方面有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非营利方面有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救世军(Salvation Army)，甚至还有芝麻街工作室(Sesame Workshop)。
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总裁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表示：“在为基金会和高净值家庭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中，Bridgespan占据了独特的位置。”沃克从20年前在阿比西尼亚发展公司(Abyssini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起，就一直在Bridgespan公司工作。他说，在过去20年里，没有哪家公司的影响力比Bridgespan公司更大。
Bridgespan成立于2000年，创始人是三位与营利性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有关联的人，其中包括贝恩当时的全球管理合伙人托马斯•蒂尔尼(Thomas Tierney)。创始人分别从咨询公司获得130万美元以及从一些基金会获得550万美元，以验证一个专注的非盈利机构是否能比涉足公益工作的营利性咨询机构做得更好。
Bridgespan最新的2020年纳税申报显示，捐款和赠款从上一年的1250万美元飙升至7470万美元，几乎是去年年底该集团总资产的两倍。
捐钱过去被认为是一项与赚钱截然不同的事业，“投资回报”可能更难量化。
根据研究机构Candid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8年，私人基金会持有的资产增加了一倍多，从4210亿美元增至9500亿美元。Candid也接受了斯科特的赠款，根据他们的数据，在同一时期，捐款总额增加了两倍，最近有完整数据可查，从230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现在，许多美国富人不想建立大型基金会，而是希望使用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Jobs)这样的有限责任公司和捐赠者建议基金，斯科特的一些捐款就是用在这些基金上的。
斯坦福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联席主任罗布·瑞驰（Rob Reich）表示：“布里奇斯坦基金会似乎非常有能力，也非常愿意利用大型家族基金会向不需要员工但仍在捐赠大笔资金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Bridgespan等公司也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充当外包员工，帮助新基金会找到立足点。
03.
「捐了哪？如何捐赠？」
美国公益工程最重要的动力，是“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不是直接救济穷人。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会总部大楼墙上镌刻的会徽格言，是一个粗看与慈善没有直接关联的句子，“真理使你自由”。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明确规定有“三不捐”，居首的，就是“对个人或家庭的救济”。
从钱的去向看，“功利”目标体现得也很明显：从20世纪初到现在，美国富豪捐赠长久以来的共同点是，重视教育，尤其是对精英大学的投入。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等等，一部部金光闪闪的校史，也是富豪的捐赠史。
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第二大传统领域是医疗，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援助，但更多资源投入于新药开发、科研推进等方面。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医疗尤其重视，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他们的杰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也是。在医疗领域的捐赠更是盖茨基金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此外，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国际政治一向是美国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传统领域。尤其是前两个，在当前越来越被看重。
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哲学家斯宾塞在美国大受富豪追捧。卡内基就在自传中盛赞其学问，与他结伴旅行，还自称是斯宾塞的信徒。
“提拔上进者”的想法主导了他的捐赠去向。他公益投入中的80%被用于文化教育。他捐赠的第一步也不是救济饥馑中的穷人，而是陆续造了2811座图书馆。用他自传中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图书馆更能够体现金钱的价值了”。
赚钱和花钱，都需要“科学”。承认并且精确计算利益，正是整个公益系统的运转逻辑。
这种“科学”，首先体现在对捐赠领域的把握上。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时，感到非常紧张。这是因为，同事告诫她，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盖茨看过所有材料，而且对数字极其敏感，对很多国家，比如埃塞尔比亚政局、尼日利亚北部冲突和阿富汗战乱等十分清楚，而且对资助领域的科研进展也了如指掌。
深入调查捐赠领域，这不是盖茨特有的做法，而是私人公益基金的传统。从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会开始，社会调查就是工作的重要一环。塞奇基金会专设统计部、课题研究部，开展田野调查，出版了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在成立后的几十年中，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或社会工作者。这样的例子，在之后的基金会发展史上不胜枚举，卡内基基金会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福特基金会的《盖瑟报告》等等，都是影响巨大。
“科学”地用钱，也体现在以专业的管理制度行事。更直接地说，就是照搬了企业管理制度。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更新，公益基金的管理方法也在与时俱进。
用人当然也需要“科学”。私人公益基金会不是富豪个人的爱好，或者发挥余热的地方，交给家属随便打理就好了。在美国，大型私人基金会的掌门人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有3位官高管曾担任过国务卿。所以，大基金会又有“影子内阁”之称。其他还有许多基金会管理者来自大学校长、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也不乏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入职盖茨基金会之前，李一诺是麦肯锡的全球董事合伙人。她刚到基金会时，也为其他员工的背景感到意外，他们中间一半人有创新相关的专业背景，而不是她想象中的“具有公益背景的员工”。
董事会的第一届董事常常包括捐赠者及其家属，但家族在董事会的影响一般只持续二、三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忧虑：富人已经手握金钱，通过捐赠，他们的权势会否贯穿所有方面，并把权势传递下去？
也因此，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一直面临政府的严格监督。这种监督涉及税务、财务等等，但最为严密的监督往往针对政治，比如，参与总统及政府高官的选举、宣传，对特定社会思潮传播及其社会议题的研究等等。
转载自南都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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