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身处逆境，但他一直在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在思考和总结中共在反对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一再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总结过去的经验。他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为中共提出了要遵循的新的党际关系原则：永远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于1980年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重要原则”，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绝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当成一条重要的原则。”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这些原则被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后来，他又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邓小平后来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对当时的中苏关系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完）
来源：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