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167）】1938年，毛泽东45岁。
1941年4月底，负责中宣部的张闻天通知她丁玲，回延安主编即将创刊的《解放日报》的文艺栏。
延安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于1941年5月16日发行。毛泽东题写了报名，并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这是延安第一次出版的大型日报，博古出任社长。
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工作时间并不长，次年3月份就已经准备离开。不过就在这时候，丁玲写出了一篇让她饱受批评的文章：《“三八节”有感》。
《“三八节”有感》：为女性鸣不平原来，她在3月7日收到陈企霞派人送来的信，约她写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要得很急。
丁玲对于延安女同志的处境早就有些意见，当时陈学昭与何穆、朱仲芷和萧劲光离婚案件闹的很大。她与陈明的恋爱也引来很多非议，她有话要说。
她“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泻无余地发出来了”，3月8日清晨写成《“三八节”有感》，登载在3月9日《解放日报·文艺》（第98期）上。
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中，丁玲以激切的口吻为妇女鸣不平。
她认为，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的封建压迫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并没有彻底消失。一些本来有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的女性，结婚以后在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逼迫下却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不但为家务、孩子所累，还要在精神上承受重压。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
最初，她们牺牲自己的理想守在家中还能换来“贤妻良母”的称赞，但若干年后，当容貌开始衰老、与社会的联系日疏时，“落后”的帽子和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往往就会降临。
丁玲痛切地写道：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希望男子们把这一切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些议论，多对自己修身负责任些。”
与此同时，丁玲也希望妇女们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自强不息，在战斗和进取中充实生命。
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革命队伍内部与封建意识做斗争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这样一个相当深刻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女性的立场发言，而其意义显然超出了妇女婚恋问题本身。
丁玲和王实味挨批，毛泽东保护丁玲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经她签发的在第102期、第106期分两期登载的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使她在随即开展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丁玲说：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
前后有8个人发言，7个人的话题是《’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最后，毛主席做总结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的话保护了丁玲，她心里一直心存感激。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她在中央研究院批评王实味的座谈会上，做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她什么处分。
为何要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年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艰难的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5 年，整个中国力量消耗都太大，而地处自然条件恶劣的抗日根据地就更加困难。
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开始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也不断发动反共高潮。解放区处境很艰难：无饭吃，无衣穿，武器装备不足，根据地在缩小，兵员在减少。
为度过难关，党中央一方面发动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也包括文艺界。
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来到解放区。人到根据地容易，但思想与根据地融合困难。
有些人不了解战时的政治军事体制及解放区工农兵对文艺的特殊要求与期待，不了解根据地和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及任务的区别，依然习惯地用启蒙的眼光、暴露讽刺的手法来对待解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启蒙”看得高过“救亡”，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都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就和解放区抗战的急迫情势发生了“冲突”，受到严厉批评也便不难理解（当然，处决王实味是错误的，此案早巳定性为冤案并平反）。因此，中央决定文艺界也要开展整风，以统一思想，使文学给抗战以更好的配合。
丁玲《关于立场问题之我见》：真诚拥护毛泽东《讲话》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言。
丁玲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结束时集体合影时，毛泽东还特别要丁玲坐在他的身旁。
会后，丁玲即写了《关于立场问题之我见》，以表示对毛泽东《讲话》真诚的拥护。她说：
“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
1943 年，是丁玲在延安时期最压抑的一年，她大部分时间在参加整风学习和接受审查。5月，丁玲被安排去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此时的延安城里因为康生主持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而风声鹤唳。丁玲也被怀疑“特务”。
直到1944 年初，毛泽东在西北局干部大会上指出，审干运动搞得过火了，误伤了许多同志，要予以纠正。不久，丁玲的所谓“特务”问题得以澄清。
1944 年春天，在胡乔木安排下，丁玲去陕甘宁边区文协专职写作。陈明也由中央党校三部调来，他们终于在一起了。1944 年春到 1945 年秋在边区文协这段日子，是丁玲、陈明结婚后第一次比较稳定地在一起生活。
毛泽东：“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开始积极探索写作风格的转变，而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她的写作。
1944年5月，丁玲和陈明准备到柳林区看望采访劳模吴满有。到了区里，孔厥在那里当副乡长。他介绍丁玲去麻塔村调研开荒和妇女纺织工作。于是丁玲、陈明决定改去麻塔，还约了画家石鲁同行。丁玲很快就以优美的笔调写出《三日杂记》，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毛主席读了很高兴，见到丁玲说：
“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呀，真不简单嘛！”
1944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丁玲参加这个会议，采访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田保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采访记一起，登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就派人送来一封信：
丁玲 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丁玲回忆：
“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处，谈了一阵，又在那里吃晚饭，我记得欧阳山同志喝了不少酒，天黑，我们从枣园策马回来。”
丁玲后来说，这两篇文章倒不是特别好，毛泽东为此请她吃饭，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扬了她，用意是在给她恢复名誉。
丁玲把她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写的《三日杂记》《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田保霖》等几篇短文，称为“新的开端”，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怎样写出来的？“这是我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有意识地去实践的开端。不管这里面文章写的好或坏，这个开端对于我个人是有意义的。”
1943年5月后，赵树理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贺敬之等拿出《白毛女》等歌剧，都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并取得成功的作品。
丁玲也在思考如何写好工农兵。她重拾被整风运动打断的写长篇的计划，想以章回体形式写一部长篇小说：
“写陕北革命，陕北怎样红起来的。想写那些原很落后的农民，在革命发展中，怎样成为新的人。我跑到过去闹革命的地方，那里真是些三家村，三家一个村，五家一个村。一个村在山上，一个村在山下，上下起码五里路。我就那样上下跑，大雪天相当冷，我还是跑到这，跑到那。我下去了很长时间。”
但她只写了两章便写不下去了，因为章回体小说常常是以说书人的口吻讲故事，需要一个接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单元来支撑，而她实在没有那么多人和事构成的故事。
就在这时，抗日战争胜利了。在新的形势下，延安的干部大批调往东北和其他解放区。
丁玲等人组织了一个由 7人组成的延安文艺通讯团去东北，一路上有计划地停留采访，写通讯报道，寄给《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0日，丁玲与杨朔、陈明，带着祖林、祖慧和公务员张来福，带着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八路军总司令部和新华总社开具的介绍信和证明书，从延安徒步出发了。
丁玲从1936 年11月到保安，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在陕北度过了9 年的时光。
1946年1月，丁玲与陈明和华北联大的逯斐，去了张家口东南 60里的宣化，到森下瓦窑厂采访，3月回到张家口，写了配合清算反霸斗争的三幕话剧《望乡台畔》。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丁玲立即决定投身到这一运动当中，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去。从1946年7月到 9月，丁玲先后参加了三个村子的土改：第一个是怀来县辛庄，在这里她收获了“黑妮”；第二个是怀来县东八里村，这里她有了“顾涌”和“钱文贵”；第三个是涿鹿县的温泉屯，在这里丁玲和陈明还有另一位干部主持了土改，深入群众，积累了丰富的生活。
由于国民党进攻，丁玲撤到阜平的红土山村、抬头湾村。从1946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48年的春天结束，丁玲完成了描写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间她还停下半年时间参加斗争实践。这也是丁玲第一部长篇。
毛泽东支持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起初，丁玲拿着写好的书稿找周扬，想在晋察冀根据地出版。但周扬不做回应，还通过领导人施压，不让出版。
丁玲只好把小说送给了胡乔木、萧三等人，请他们提提意见。一次，毛泽东在和胡乔木 、萧三、艾思奇、甘露等同志散步时，发现他们谈起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
毛泽东没有看过这部小说，问胡乔木小说怎么样。胡乔木回道：“小说写的很好，除了个别地方在做推敲之外，就可以发表了。”
毛泽东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这就为此书的出版开了绿灯。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东北出版后，受到普遍关注，1949年被译成俄文，在苏联《旗帜》杂志上发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后来，丁玲谈起毛泽东对她创作这一作品产生的积极影响时，是这样说的：
“当时我总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了，我倒觉得要说出延安时期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报答他老人家……”
2022年5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