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李意安 上海报道 香港交易所（下称“港交所”）新规为内地大批生物医药企业打开了一扇门。
事实上，早在2017年，生物医药企业在港上市门槛降低的消息一经发出，不少企业和投资机构闻风而动，纷纷前往香港就上市细则进行实地考察。此前，包括上海天士力、复宏汉霖、江苏豪森、信达生物、歌礼药业、华领医药等众多创新型生物医药公司都已先后传出赴港上市消息。
第三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生命科学领域投资并购总额达到650亿美元。资本市场的青睐和港交所对未盈利的生物医药企业的政策倾斜是否能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日前，2018年ChinaBio合作论坛在苏州举行，杏泽资本合伙人强静、开拓药业总裁童友之、康宁杰瑞董事长徐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总经理庞俊勇共同论道港交所新政对生物医药行业的影响。
新规的诱惑
针对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港交所新规明确以下规则：一，包括拟上市公司预期市值不能低于15亿港元；二，从事核心产品研发至少12个月，核心产品临床试验已经进入第二期或者第三期；三，拟上市生物科技公司于建议上市日期前至少6个月，得到相当数额的第三方投资，但对于“资深投资者”，港交所将设立参考标准，但不会设立明确的身份定义和金额门槛；四，对于生物科技公司的公众持股情况，如果基石投资者及现有股东并非公司核心关联人士，则其持股量可以计入25％的公众持股之列；五，决定申请人必须要能展示其源自外购许可技术或外购核心产品的研发进度，也对上市前必须获得投资来源的“资深投资者”和“相当数额投资”作出规定。其中“资深投资者”被规定为必须是港交所认可对象，而“相当数额投资”则依照市值大小，投资金额须达到其上市时已发行资本的1%-5%。
生物科技公司由于其自身产品研发期较长、研发周期内需要大量资金却缺乏收入的行业特征，除了少数可以选择在境内新三板或者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以外，几乎只能长期依赖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各类私募投资机构。而新三板与纳斯达克亦分别存在着资金规模有限、企业在境外受认可程度不足等问题。
相比美国，香港与内地之间又有着独特的地缘、语言、文化关系。香港资本市场自身特点，也使得香港资本市场对寻求境外上市融资的中国内地企业具备一定吸引力。所以，香港往往成为许多企业的最佳选择。港交所对于尚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IPO提供了平台，不仅对该类生物科技公司有吸引力，同时也为生物科技公司背后的投资人提供了更早期的退出渠道。
据了解，此次新规中“同股不同权”以及“允许未有收益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的内容对于优秀的生物医药企业来说具备较大吸引力。
作为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创新药企，苏州开拓药业总裁童友之表示，港交所IPO新规以及新推出的’新三板+港股’的方式，为研发型企业开辟了很好的窗口，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对于生物医药创新企业走向新的台阶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虽然有不少国内企业在美国开展Ⅰ期临床试验，但真正进展到Ⅲ期临床试验，如果没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可能就要考虑和其他企业合作，现在港股市场的开放为本土研发企业打开一扇大门，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让产品走得更广更远。”童友之表示。
正在结合A轮融资进行资产重组的康宁杰瑞也因为港交所IPO新规的出台，加快了脚步。“新政的出台对公司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康宁杰瑞董事长徐霆告诉经济观察网，“原本做重组就是公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现在新政出台，我们会做足相关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经济观察网了解到，A股上市的审核通过率不高成为拟上市公司选择香港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表现来看，中国证监会审核68家企业首发申请仅仅32家获通过，通过率仅为47.06%；相较而言，赴港IPO的成功率则高得多。
“对我们药企而言，新规中所提及的’从事核心产品研发至少12个月，核心产品临床试验已经进入第二期或者第三期’是我们药企最为关注的。因为港股市场对于企业上市尺度的把控介于美股市场与A股市场之间，新规加快了我们重组日程，现在我们正在加强企业内控，引进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投行等，这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也起到正面作用。”康宁杰瑞董事长徐霆表示，对于的生物医药企业而言，这也是一把’双刃剑’，“生物医药企业管理层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在上市后，其治理公司的缺陷、对于合规性掌控都会被高度关注。面对股民股东，还要考虑运营成本、产品线进展，而这些都是潜在风险。”
赴港上市的挑战
杏泽资本合伙人强静表示，上述港股IPO新规的出台给企业带来了相应的挑战：首先，生物创新药投资都是基于对产品未来研发进展预期的估值，因而，对产品研发进展信息要做到及时性、保密性。企业需要对于信息的披露进行理性评判，做到透明、合规；其次，监管机构要合规管理。不倾向于判断产品好坏，成功率高低，更多的从信息披露、公司募资融资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方面设立监管规则，这也对港交所提出更高要求；最后，从投资分析的角度来看，尽管目前香港分析师具备专业知识背景，但目前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现在这批最早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承担了很多责任，如果市场孵化得好，打通一二级市场，这就为后上市的企业铺平了道路。但反过来看，过去一级市场找不到对标，未来有更多专业的生物医药分析师关注这些生物科技企业，企业的价值最终仍然需要产品在市场中的销售和营收来证明，很多产品可能会被证明失败，投资人会意识到风险。”童友之认为，最近几年，国内政策和资本哺育了一批创新研发企业，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企业符合上市基本条件。港股新政带来的效应还需要看今后几年市场的表现。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庞俊勇表示，随着新的通道打开，很多企业都想获得融资机会，拥有国际平台。但资源有限，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当下，企业应用心做好研发，生产优质产品，配置好资源，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资本市场的考验。
最近两三年，苏州工业园区服务角度开始从研发侧重到生产、商业化发展的阶段，其中，帮助企业上市也成为园区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园区在支持企业上市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初步统计，目前，BioBAY内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近30家。在新规公布之前，药明生物、金斯瑞等生物医药企业已登陆港股市场，且表现远超国外预期的估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资本市场对整个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高期望值。庞俊勇透露称，其中有五六家争取成为在香港首批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而随着港交所上市开放新通道，未来也会有更多生物技术企业获得融资和在国际平台上展示的机会。 “近两三年，苏州工业园区将服务角度开始从研发侧重到生产、商业化发展的阶段，上市也是我们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园区也在支持企业上市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目前，园内吉玛、新海、泓讯等10家企业已于新三板挂牌。部分企业启动了海外上市计划，如百济神州、和记黄埔、再鼎医药均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另有20家企业已经完成股改或正在股改筹备上市。” 庞俊勇表示，“一直以来，BioBAY也在不断地搭建平台，希望将行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信息进行汇聚和分享，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与投资者以及投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市场参与者提供交流渠道，来满足创新型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的融资需求，帮助园区企业上市融资做好准备。”
而针对想要赴港上市的企业，强静建议：“首先，企业各方面的资质需要远远超出港交所规定的硬性要求，在具体操作上采取比较谨慎的形式，前期进行一轮pre-IPO融资，保证即使无法上市也有充足资金做保障，不能因为上市延误了公司原有的融资、开发计划；其次，对所有中介机构进行严格、认真筛选，选择最有信誉的机构可以帮助企业尽早上市。接着，在运作上要做好内部梳理，确保公司一切都做到规范。例如，梳理好法务、调整好企业架构、配置好团队人员、规划好公司战略方向、做好企业风险应对机制。把握时机，完全做好准备再启动上市，不急于冲第一批。最后，考虑成本。细节也会对企业会造成重大影响，在上市前要考虑万一延缓上市进程公司有没有对策。这需要企业高层做好完整计划，制定非常严密的规划。”
与此同时，强静强调称，受新规影响，所有中介费用或将面临水涨船高。据估算，一个企业如果完成在香港上市整体费用是1500万美金左右。因此，企业想要赴港上市，必须慎重考虑成本，自身团队配置是否齐全，企业战略规划是否已有方向，产品线是否足够丰富等现实因素。
徐霆表示，“上市是一把双刃剑，面对的可能是企业估值高、融资相对容易，也可能是新一轮资本狂热，供过于求带来的估值泡沫破裂导致资本稀缺。我们都是科学家出身，企业上市是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我更大的担忧是来于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带来的一些运营成本，以及这些对产品线推进的影响等。”对此，企业在IPO融资的过程中，需要在人员、资本、上市流程等方面进行严密规划，包括管理人员的配置、公司信息披露等合规培训、企业正常研发资金安排、公司战略规划及风险应机制等等。
“现在中国创新药投资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投资机构还没有受过伤。创新药产业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是时候向市场输出临床数据或者产品销售，这是对企业的市场检验。如果企业经历住这个考验，行业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强静表示，当然，不排除市场泡沫的存在，“但投资人会逐步适应，回归理性，而企业也会在运作规范、结构选择上经历成长。作为投资人，我建议大家坚定自己的投资原则，保持理性，不要追逐这种政策变化。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企业做的好，总有机会登陆资本市场。”
“想去香港上市的企业很多，但是真正拥有创新产品的优秀企业并不太多。我们相信港交所能够遴选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企业，让他们能够顺利地在资本市场得到更好的支持，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庞俊勇表示，“从此前几家在香港上市的生物企业的布局和表现，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对于整个中国生物企业发展有极高的期望值。随着香港上市的通道打开，相信很多企业会获得香港资本市场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