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禁忌越来越少的现代社会，人生除了生和死，其他都是小事。
作者 |书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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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映的国产影片《人生大事》很火，目前票房已经破10亿了。
我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它的题材很特别，触及中国人最敏感避讳的死亡话题和殡葬行业。
二是它又很感人，以幽默的方式触碰人们内心最柔软的情感区。
周末抽空看了这部影片，我总体感觉，有新意、有泪点，也有令人捧腹的笑点，可以看出导演刘江江真心想创作好这部作品。
《人生大事》这部影片，主题是死亡，镜头对准的是殡葬业，因为题材特殊，人们了解得少，所以容易引起观众的猎奇心理。
但好处也是坏处，导演在往剧情中掺入幽默这个元素时，容易因尺度拿捏不好而被人诟病。
趁着刚看完电影的热乎劲儿，我想聊一聊“分寸感”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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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莫三妹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继承家族事业，从事殡葬行业，俗称“吃死人饭”的。
这行业是一个人们既看不起又离不了的行业，用莫三妹父亲的话来讲，属于“有本事的不愿干，没本事的干不了”。
影片的开头，就直戳戳地刺激着观众的心理。
小女孩小文清晨醒来，同她躺在一起的外婆却怎么也叫不醒，原来，外婆昨晚已经因急病去世了。
换句话说，这个六岁的小女孩小文，同外婆的尸体躺了一夜。
但“死亡”这个概念，还没有进入小文的认知世界，所以她执着地追着负责殡葬的莫三妹跑，不停地向他追问自己的外婆去哪里了。
小文外婆的丧事，是小文的舅舅、舅妈操办的。小文从小跟外婆生活，从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据说妈妈生下她就死了，爸爸也不知道是谁。
小文的舅妈显然不愿意照顾小文这个“拖油瓶”，而舅舅是个窝窝囊囊的“妻管严”，哼哼唧唧之中，就把小文硬塞给了每天被小文缠着不放的殡葬店老板莫三妹。
于是一个未婚大男人与一个未成年小女孩，在一桩桩横竖离不了葬礼的闹剧中，从开始时彼此讨厌敌视，到最终相伴相依情同父女，完成了一次心灵探寻与自我认知的升华之旅。
影片的这条情感主线符合常态，一些桥段也比较感人。比如小文独自坐在路边，用自己的儿童手表，一遍一遍地听着外婆生前给自己发送的语音，叫她回家吃排骨了，叮嘱她不要被晒黑了等等。
当逝去亲人曾经的语音，在自己耳边一遍遍回响时，昔日场景历历在目，这瞬间可以将一个人内心最坚硬的保护壳击穿，令人泪流满面。
在这一点上，《人生大事》倾注了创作者对人与人亲情的思考与凝视，值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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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最重要特点，我认为是“分寸感”的把握，这里的“分寸”，也可以称为尺度、平衡。
说白了，要明白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尤其是在发挥你的幽默时，分寸感更为重要。
《人生大事》这部影片，在死亡里找感动，在葬礼中寻真情，试图用幽默来对冲悲伤，注定是一条不好走的路。分寸感如果拿捏不好，多一点便成了刻薄，少一点又成了轻薄。
无论如何，我们（包括影片创作者）都应该对他人的死亡与葬礼，保持基本的敬畏之心和致哀之意，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艺术创作中。
但影片中几场关于葬礼的戏，我认为导演在深情的幽默与低劣的闹剧之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平衡感和分寸感。
说明白点，就是它越界了。如我一般的观众，感觉被冒犯了。
场景一：小文在殡仪馆，为了寻找自己的外婆，闯入了一间告别厅。人家子女正在为去世的长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小文却冲到棺材边，边拍打着棺材边质问人家她的外婆去哪里了。当死者家属和殡仪馆工作人员在惊愕中想把小文赶出去时，小文开始了左躲右藏的躲避，一时间告别厅成了游乐厅，追逐、喊叫、喧闹。
这场在告别厅里的追逐戏，即便是戏剧虚构，但同样充满了对逝者的不敬和对逝者家属的傲慢，我第一感觉就是出奇地愤怒。无论导演想实现怎样的创作意图，但这场戏都是极其不合适的，因为他根本无法想象现实中逝者家属此时的心情会是如何地震怒与屈辱。
场景二：小文在幼儿园和同学表演节目。小文导演的，居然是葬礼中“孝子摔盆”这个环节。只见那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大声说了句“妈妈一路走好”，就把一个铝盆摔在了地上，然后跪地干嚎，小文则从兜里掏出一把一把的白纸屑洒向天空。
说实话，我当时确实满怀恶趣味地笑了，但这是一个爱搞恶作剧男孩本能地笑。我们作为成年人，尤其是艺术创作者，必须有敬畏社会禁忌的底线。那个男孩的妈妈此刻就坐在台下，面对此情此景，让她情何以堪？我想，现实中如果发生此情景，恐怕会出人命的吧？
场景三：小文外婆的舞伴，让莫三妹给自己办一场葬礼。莫三妹租了一间演出大厅，雇了一帮子群众演员，身穿宫廷戏服，围着躺在棺材里的老头，咧开嘴干嚎，最后还把老头的儿女引来，在葬礼现场大打出手，活脱脱地搞成了一幕低俗的闹剧。
国人都尊崇逝者为大的观念，程序繁琐的葬礼充满仪式感，也反映了国人亲疏远近、尊卑有序的传统等级观念。
在这样一个严肃哀伤的场景中，有许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可以实现导演的创作意图，但唯一不能选的，就是抖机灵、玩幽默。
在艺术创作中，有些禁忌，可以打破，但有些禁忌，却必须尊重。两者如何平衡，就考验创作者的能力与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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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这里，可以用日本同题材影片《入殓师》做对比。
《入殓师》中的男主角，曾经是一位大提琴师，因乐团倒闭无奈回到老家，为了谋生而误入殡葬业。他对殡葬行业的态度，也是从反感排斥到理解尊重。
剧中也拍摄了多场葬礼戏，但紧紧围绕的，都是入殓师如何把死者生前最美好的一面留给家人这个主题，剧中的气氛，也安静、寂然。
当然，《入殓师》中也有一些轻松的喜剧化元素，但导演把尺度与分寸拿捏得很好，并紧紧围绕创作主题服务。
比如在一场戏中，男主角初次接触死者之后，就对鸡腿类的食物产生了生理排斥，但他的同事们却能在他的反胃呕吐声中，吃得津津有味，还对鸡腿的美味点评一番。
另一场戏中，男主角和师傅为一位中年男人整理好遗容，围在棺材前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分别与男人吻别，却将许多的口红印留在了他的脸上。那一刻，男人的妻子和儿女，看着男人脸上密密麻麻的红唇印，忍俊不禁地笑了。
知道这种在葬礼上的笑为啥不会引人反感吗？因为这是逝者家人自己的选择。与外人无关。
这就是分寸感。有些玩笑，逝者家属能开，但是你殡葬从业者不能开，导演更不能开。
当然，两部影片的差别，也许是两个国家不同的生死观所造成的，我不想过多评价。
但从艺术创作水平来讲，同样是死亡题材，同样触及殡葬行业，《人生大事》与《入殓师》对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还需要继续思考、继续顿悟。
因为这种差距，不仅仅是因为导演艺术创作水平的高低，更因为两位导演对死亡与葬礼的不同态度。
我觉得，《人生大事》这部影片，没有把握好喜剧与闹剧的界限，也没有把握好幽默与刻薄的界限，过多地把喜剧甚至闹剧的元素，填充在了悲剧之中。
不过，对于葬礼的戏谑、调侃态度，似乎是中国导演的共有习惯。
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中，黑帮老大的葬礼上，请了一对国标舞选手跳国标；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中，逝者家属让鼓乐队演奏俄罗斯名曲《三套车》；
冯小刚导演的《大腕》里，更是把葬礼办成了广告招商会。
这种把葬礼玩笑化的共有态度，也许表达了导演们对中国古老僵化传统的反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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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影片让我不能忍受的一个点，就是剧中男主角那总是不合时宜响起的电话铃声。
每一次，故事情节的高潮马上就要来到，观众的情绪也已经酝酿到位，就在情感升华的关键时刻，男主角的手机铃声总是不合时宜地刺耳响起，快速地把剧情强行切入下一幕。
那种感受，就如同刚刚入口一份鲜美的金枪鱼寿司，正在闭眼品味时，导演又突然强行向你嘴里塞进了一块臭豆腐。观感反差之大可想而知。
比如莫三妹的爸爸躺在病床上，老泪纵横回忆他死去的大儿子时，莫三妹突然接到幼儿园的电话，说小文闯祸了，于是莫三妹不顾老父亲脸上的泪还没有干，更不顾观众的情绪还在老父亲的悲伤故事中，就风一般地跑了。
再比如莫三妹擅自决定把小文还给她妈妈，被好友一顿臭骂，莫三妹躺在床上一脸历经沧桑的麻木，突然又接到了姐姐说父亲去世的电话，此时镜头下莫三妹的脸，只能从那种麻木，又转换成一种痛彻心扉地悲伤。
不是说演员的情绪转换不重要，而是演员的这两种情绪之间，需要有剧情衔接，需要有逻辑关系，否则转换的就会很突兀，导致观众的情绪也被迫仓促转换，从而产生了一种同时吃金枪鱼寿司和武汉臭豆腐的怪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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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句话，导演既然触碰到了殡葬业这个敏感又少人关注的题材，就要在受益于它带来话题关注优势的同时，也要对它保持基本的敬畏之心，不能百无禁忌。
就如同影片自以为是亮点我却认为是败笔的结尾，莫三妹把父亲的骨灰装在烟花弹中炸入天空，在夜空中绽放了一场美丽的烟花秀，还自信地冲天问老父亲，“这场葬礼够不够特别？”
拜托，中国人讲究逝者要入土为安，这个“土”可以作广义理解，泛指一切养育生命的物质载体，比如黄土地、海洋、树木等等，代表了中国人叶落归根的归乡回家情结。
但没有人会把自己亲人的骨灰撒得满天都是，因为仇人才会把你挫骨扬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
没有深刻理解死亡和葬礼对于中国人的本质意义，只在表现形式上求新求趣，为了追求影片的艺术效果而把庄重的葬礼置于一个丑角、配角的地位，我觉得这就是这部影片中最大的不足。
我们生活在一个禁忌越来越少的现代社会，人生除了生和死，其他都是小事。既然如此，你这个《人生大事》，就是不能太儿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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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书影君，一个不懂法律的心理咨询师不是好影评人。
把电影读成诗，将文字变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