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卡逊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面世，大众首次对杀虫剂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人们在恐慌之中，将DDT这个人类首次化工合成的杀虫剂送上了“断头台”，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被各国所禁用。《斯德哥尔摩公约》计划在2020年全面淘汰DDT，并试图在地球上将其消除，但目前完成这个计划并非乐观。
《寂静的春天》及作者
DDT的是非之争仍在继续，草甘膦这个“史上最优秀”的除草剂，也正面临着最激烈的争论。
草甘膦又经历了什么？我们今天一探究竟。
草甘膦分子结构模型
起源草甘膦首次被瑞士科学家发现是在1950年，当时并未发现它有除草活性。21年后的1971年孟山都公司才研制成功具有除草活性的草甘膦衍生物，并推出了以“农达”为命名的除草剂。
农达
草甘膦最初推出的前20年都是顺风顺水的，一度被认为是“史上最优秀”的除草剂。在草甘膦使用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它有如下优点：
1、低挥发性
草甘膦是强极性的氨基酸衍生物，一般的有机溶剂都无法将其溶解，其超低的挥发性，有利于稳定地附着在目标作物的叶面上，而不会漂移在空中，干扰其他非目标作物、动物和人类。
2、易失活性
草甘膦一旦落入土壤，就会迅速被土壤中的金属离子络合，形成稳定的络合物，而不易被植物再次吸收。
3、强内吸性
草甘膦跟植物体表面接触后，会迅速地通过植物的韧皮部传输至根、茎、叶等生长旺盛的部位，表现出极强的内吸传导性。
4、易降解性
草甘膦的降解除了通过上面说的，跟铁、铝等金属离子结合形成络合物外，还会通过微生物降解，降解后的产物一般为水、二氧化碳和磷酸，这些产物还能被细菌二次利用。
5、低毒性
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部分，草甘膦对植物有灭杀作用，但对人畜无害。在草甘膦的毒理学试验中，它的半数致死量（LD50）为4 000 mg/kg，而食盐的半数致死量（LD50）为3000 mg/kg，所以被一些学者宣称是“比食盐还安全的物质”。
当然，仅有半数致死量还不足以说明草甘膦的安全问题。
“非选择性”问题的解决在草甘膦推广早期，唯一被人们所诟病的是它的“非选择性”。
草甘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除草剂中唯一一个以EPSPS（５－烯醇式丙酮酰莽草酸－３－磷酸合成酶）为把目标的，EPSPS存在于植物叶绿体中，会影响莽草酸的代谢。而草甘膦能抑制大多数植物的EPSPS，所以在草甘膦眼里，遇到几乎所有的植物都会“格杀勿论”，那么普通的作物就会受到“误伤”。
如果将草甘膦的抗性基因转移到农作物的基因组中，那么该农作物就具备了草甘膦抗性，在使用草甘膦清除杂草的时候，这种作物就能“幸免于难”。
自从1996年首株抗草甘膦大豆问世以后，抗草甘膦的各种作物开始被研发出来并推广种植，例如美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已经占据了所有大豆种植面积的90%以上。
抗草甘膦作物的大面积推广，直接带动了草甘膦的需求量，例如1995年全球的草甘膦用量为6.7万吨，到了2014年全球的草甘膦用量为82.6万吨，增长了12倍以上。
争议来临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研究报告，将草甘膦划分为2A 级致癌物，即“很可能致癌”，同级别的物质中还有DDT、多氯联苯和丙烯酰胺等。
所以消息一出，无论是普通民众、环保组织、专业研究机构还是政府对草甘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例如通过SciFinder（全世界最大、最全面的化学数据库）检索“草甘膦”的文章和专利，可发现自草甘膦发现以来到2015年的文献数量变化，2015年出现了大幅上涨（如下图）。
IARC的研究报告发布以后，多个机构和组织开始了对草甘膦的重新评估，得出了与IARC相反的评估结果。2019年5月美国环保局（EPA）发布声明称：
草甘膦不是致癌物，当前注册的草甘膦产品不会对公众健康产生风险。
草甘膦的禁用势必会对草甘膦生产企业、转基因农作物、农户等多方的利益产生影响。例如越南2019年3月24日起：
“开始对禁止所有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产品的进口和贸易，并且将在不久的将来彻底禁止草甘膦在越南使用。”
同时，又有一些经济体难以承受禁用草甘膦的损失，又不得不宣布对草甘膦的“解禁”。
例如2015年斯里兰卡宣布对草甘膦的禁用，但草甘膦的禁用对斯里兰卡的鲜花行业及茶叶行业带来沉重打击，不得不于2019年4月份宣布对草甘膦的“解禁”。
难舍难分的草甘膦由于草甘膦最初的优越性，一度让人们认为农田里不存在抗草甘膦的杂草，至少在草甘膦商用的前20年没有发现抗草甘膦的杂草。草甘膦越是优秀，人们对草甘膦越是依赖。草甘膦长期地、过度地的使用，也促使杂草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进化，以适应草甘膦施用下的环境。
截止到2017年，全球已经发现37中杂草对草甘膦产生了抗性。在大量使用草甘膦的过程中，其他除草剂成了“边缘产品”。例如草铵膦虽能代替草甘膦，但价格高昂，是使用草甘膦的 3~5 倍。而麦草畏和2，4-D等除草剂对环境的毒害作用则要大于草甘膦。
所以，在过度依赖草甘膦的情况下，禁用草甘膦会出现杂草控制成本增加、控制难度增大、作物产量降低的状况。
除了禁用难度大以外，草甘膦的生物毒性、致畸致癌、职业危害、生育危害等潜在威胁一直争议不断。就像杂草对草甘膦的抗性一样，短时间内是很难得到确证的。
天使与魔鬼埃舍尔的《天使与魔鬼》
上面这张图是著名版画家埃舍尔的《天使与魔鬼》，仔细观察会发现，如果我们仅仅刻画出天使，但在最后魔鬼却在天使之间突然“涌现”出来。
这幅版画或许能形象地刻画出我们今天所描述的“草甘膦悖论”，越是优秀的，越会过度使用，然后不知不觉地涌现出了“魔鬼”，最后却发现已经离不开他了，除非不计成本地删掉重来。
草甘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能一概而论，至少在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里，不能允许只有一个天使存在，那样他距离成为魔鬼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草甘膦的发展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在较长的时间尺度内来考量我们的农业技术，并且准备充足的“备胎”，来预防人类前进中出现的“爆胎”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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