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是一个文学的多面手，一生创作的作品十分丰富，涉及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影视剧本等领域。比如，卫斯理系列145部、原振侠系列32部、亚洲之鹰系列15部、年轻人系列13部、木兰花系列60部、非人协会系列6部、浪子高达系列17部、神探高斯系列29部、侠盗影子系列3部、神秘武器系列3部，长篇作品31部、中短篇作品47部，此外还有大量的电影剧本，散文随笔等。
据不完全统计，他写的汉字数超过了一亿个，他自己称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写汉字最多的人。他的作品读者众多，涉及地域十分广泛，遍及中国内陆与港澳台，甚至影响远至东南亚等地，研究倪匡文学创作者也有很多，一度形成了“倪匡现象”热。虽然按照传统文学的分类方法，倪匡的作品属于大众通俗文学的范畴，但是不管如何划分，他的文学之路对当代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启示。
一、优秀作家的人生经历、阅历都是丰富多姿的
回顾倪匡的一生文学之路，可以说是非常的坎坷，他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1935年，倪匡出生在上海。1951年，倪匡16岁初中毕业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然后开始走向工作岗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先后参与“土地改革”、“治理淮河工程”后来又到了苏北、内蒙古垦荒，足迹远至东北大兴安岭。
1957年冬天天气十分寒冷。有一天，倪匡冒着暴风雪将驻地附近的一个小木桥拆了生火取暖。这一事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直接影响了倪匡以后的人生。事情发生后，倪匡伪造了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畏罪潜逃至广州，后又偷渡至澳门再逃进英控的香港。倪匡初到香港为了活命从最底层干起，进入一家染坊做起了杂工。
有一次他翻阅报纸时，看到一篇文章觉得自己也能写。于是，在工友的鼓励下，倪匡开始了投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命运也随之出现转机。1958年，倪匡开始用“岳川”的笔名写武侠小说。1962年，在金庸的帮助下，倪匡加速了开挂的人生进程，写起了科幻小说，开创了《卫斯理》系列，实现了名利双收。
倪匡的成功自然离不开香港时代环境的帮助。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正是报纸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报纸要有销量就要有好看的小说连载，以此吸引读者和广告商。可以这样说，金庸和倪匡都是抓住了时代契机的人。
如果说，时代环境的帮助是一个作家成功的外部因素，那么，作家优质的源源不断的创作能力就是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而且这一内在因素有时候显得更为重要。而内在因素的形成又与人生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分不开。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优秀的作家必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对生命对人生有很多的感悟，才有可能创作出优质的作品。
比如当代著名作家张贤亮，只是高中学历，曾经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八十年代，他便以自己的经历创作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批优秀的作品。如果说没有丰富的经历以及人生感悟，张贤亮等人是不太可能创作出那些优秀的作品的。因为经历的越多，感受的也越深，能写的东西自然也多，作品也就具有了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倪匡和张贤亮一样，都可以算做是自学成才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创作出那么多作品，当然也和他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1957年底，倪匡第一篇有关“土改”的小说《活埋》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呼伦池的微波》创作于五十年代末，以蒙古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不同民族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和倪匡早年的经历有关系。当然这些作品也见仁见智，观点不一。举例只说明一个人的早年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及至倪匡到了香港之后，生存的压力也让倪匡笔不能停。之后，他在工商日报、真报、明报等大量写稿。巅峰时期，倪匡一天写作达2万字，同时为12家媒体写专栏。这也是文人在香港这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文坛上著名的作家张爱玲、刘以鬯、金庸等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倪匡十分明白，要在香港活下去就必须有特别突出的一技之长。而他的一技之长就是文学创作。他走的是通俗文学的路子，在趣味、想象力和社会讽刺结合方面，颇有独到之处。
比如《谜踪》描写了特务间谍为了达到目的，勾心斗角，互相欺瞒，不择手段，甚至设计了人进入图画中的阴谋的故事。[1]这样的写作思路很显然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不得不让人想到他早年经历过的事情。早年的倪匡在内蒙古就是因为被定为“反革命”而被迫逃离的。再如，在《异宝》中，倪匡不无悲痛地说到：“地球人可以为千百种理由而自相残杀，为了粮食，为了女人，为了权利，为了宗教……原因有大有小，残杀的规模有大有小，自相残杀的行为，在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从未停止过！”[2]
他说的这些话，自然和他的经历，包括后来到香港的所见所闻所感都是有关的。纵观倪匡的一生，他未曾接受过正规现代科学教育，居然可以闭门造车创作出那么多作品，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可以说，丰富的经历和阅历是一个作家成功的必备因素，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二、文学是自由心灵的表达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都探讨过如何才能创作出优质经典的作品。提出过许多文论学说，比如“情志统一说”“动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说”“不平则鸣说”“性灵说”等。一言以蔽之，这些文论学说基本上都与人的心灵自由表达有关，与内在的思想和情感有关系。也就是说，要想创作出优质的作品就必须要有自由的心灵。倘若自由表达的权利都被扼杀了，这样的文学创作多半不能算是好作品，缺失了文学的独立精神。
在心灵自由表达方面，倪匡是特色鲜明的。先来说说倪匡是个什么样的人。倪匡作为香港四大才子，并非是浪得虚名。倪匡的个性率性放任，热情爽朗，慷慨豪情，崇尚绝对的自由主义，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也绝不会道貌岸然。他不似金庸那般严肃，有着对快乐的独特理解和生活的智慧。他曾说“我这一辈子运气好得不得了，很多事应该过不了关，我没有努力就安然度过了，所以我做任何事的前提都是要快乐。”[3]
倪匡成名后，作为才子的倪匡尽显风流本色，酒、烟、色均沾。据倪匡的儿子倪震回忆，倪匡当年很喜欢沾花惹草，让母亲李果珍伤透了心，他常一个月没见过父亲回家。倪匡不仅率性对待生活，对待朋友也是真性情自然流露。当年古龙在台湾受到排挤，又适逢倪匡主编《武侠与历史》杂志，倪匡便找他写《绝代双骄》。倪匡又不断向各导演推荐，建议将古龙小说拍成电影，后来拍成了著名的《流星蝴蝶剑》。
倪匡曾谈到过，古龙过世，他三日说不出话；黄霑病逝，他三日吃不下饭。李小龙去世后，他大感伤心，决定不再写功夫片剧本。之后，他在台北接受基督教洗礼，还为写了副对联：“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一副文人的洒脱之气。几年后，他又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多想我生前好处，莫说我死后坏处。”
还有一事颇为有趣，当年金庸出走国外，又不想让《天龙八部》断更，便找倪匡代写一段，嘱咐他不能将人物写死。倪匡满口答应。结果是金庸前脚刚走，倪匡后脚就把阿紫写瞎了。金庸回来后还不高兴质问他为什么把阿紫写瞎了？倪匡却十分得意，直言自己是故意的，因为金庸说不能写死，并不意味着不能受伤，武侠中讲打斗，总是会受伤的。金庸也拿他没辙，只好重新设计故事走向。
从他的这些言行看来，倪匡颇有“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魏晋之风。用蔡澜的话来说就是“倪匡每每做事，与众不同，我们不可以常人目光去看他。”“倪匡这个人，与他接触了，就知道他那一份真挚，足令人震撼。”[4]倪匡这种真性情在他进行文学创作时表现得很明显。
虽然倪匡的文学创作和资本市场是紧密关联的，他也曾坦言市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写什么东西，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倪匡也有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一些独特的表达。尤其是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有利于文人们的文学创作。
《卫斯理》系列就以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个个传奇冒险的故事。卫斯理是一个集功夫高手、优秀特工、卓越探险家品质的人。他学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崇尚自由独立，善于解决各种奇案。自古都说言为心声，这样的一个卫斯理何尝不是倪匡自我的投影？此外倪匡笔下的白素、罗开、高达等都是品德高尚，一诺千金，重情重义之人。
倪匡写稿还有个独特的习惯，从来不打草稿，写完也不重看，但是除了电影剧本，其他作品基本上不允许他人修改。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有些自然难免粗糙，经不住推敲。但是因其超强的可读性，以及趣味性，倒是成了销量或者票房的保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倪匡的文学创作是自由心灵的表达，他不喜欢被束缚。
倘若从精英文学的角度去评判一部作品的优劣，往往会从作品是否表现了真挚的人性和人生，是否具有思想的深度等角度去评价。从这些方面看倪匡的作品其实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自杀阴谋》中，老刀是一杀手组织的首领，被称为最顶尖的杀手。他的儿子小刀为了夺位，便设计谋害老刀。而老刀也同样在暗算小刀。老刀设计要小刀安排原振侠自杀，同时安排美姬（老刀小刀共同的情人）自杀。最终，小刀无法完成任务而只得自杀了可见，有些人为了利益不顾骨肉亲情自相残杀，使人心生悲凉。这不也是人性之一种吗？
当有恶的就会有善的。在《雨花台石》中，两个邪恶的外星生物在他母星毁灭后，乘着两块类似雨花台石的石头来到地球。后来，两个邪恶的生物分别侵入了一位高僧和黑人班纳身上，试图控制和利用他们，让他们在人类中继续残杀。但是，这位高僧和班纳并没有投降，而是引火焚烧了自己，与邪恶生物同归于尽。高僧和班纳为了保卫地球，不惜牺牲自己，他们英勇无畏精神正是人性之善的有力表现。可见倪匡对于人性是看得很透的，他虽然创作通俗文学，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结合市场表达了自己心中所思所想所感，在二者中取得了一个相对的平衡。
三、结语
倪匡创作的作品数量很多，在整个华文界影响很大，就影响力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金庸、古龙。他的写作不仅具备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还有宽广的宇宙视野。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无所拘束，特色鲜明。作为华文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倪匡虽然已经逝世，但他的文学之路是可以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参考的。尤其是在当代精英文学日益疲软和边缘化的状态下，精英文学作家们应当解放思想，打开格局和思路，面向市场，沟通读者，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曾经的地位和尊崇。
【参考文献】
[1] 佘爱春.人性的探询与思索 ——论倪匡（卫斯理)）科幻小说的人性世界[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 ）：1 .
[2] 卫斯理.卫斯理作品集：茫点·异宝[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282.
[3] 覃西.大话倪匡[J].中国女性（中文海外版），2007（10）：1.
[4] 徐峙立.借蔡澜之笔窥倪匡人生[N].中华读书报，2008-0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