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将近半年，林生斌11月28日才为妻儿四人开了追悼会。对目前的他来说，每一天都不是正常人的日子，但公众的悲伤和愤怒总有被驱散的一天，现在蓝色钱江的大门口花坛里，种上嫣红的月季，还张起了一个花环，旁边摆设了两个大红灯笼，像是一个烛光似海的白色夏季过后，人们亟需换上喜庆的色彩。
蓝色钱江大门口花坛（王丹阳 摄）
林生斌已经搬到了附近两公里处的一个公寓里，和父母住着租来的两居。这个追悼会开得是极其纠结的，其实林家一直在等着莫焕晶的案子开庭，想刑案结了后，聊可告慰亡灵，再火化落葬。但也就在原本的开庭日子11月21日前两天，他突然被告知，杭州市中院决定延期三个月再审理，这个消息无疑把他拖进又一轮煎熬，但妻儿的后事不能再等了。据参加追悼会的人讲，那天四位老人都未出席，林生斌还算克制，捧着电子蜡烛站在滑动着照片的幻灯片前，背后是四副盖着的棺木。他崩溃时是在火化室外。
“我是进去的，他们传来第一个盒子到我手上，我知道后面还有三个，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12月5日的一个晦暗的下午，我在蓝色钱江斜对面的一个藏式咖啡馆见到他，这个黑洞洞的咖啡馆已成为他谈事的根据地，很难想象他从租住的地方每回过来，经过小区大门时的心情。当我问道，他是如何亲自陪伴他们火化的，他又摇头，陷入无语的悲痛里。
林生斌给妻儿举行追悼会（图片来自林生斌微博）
12月6日，我本想去他暂住的地方拍个照片，林生斌说他要去墓地，于是我索性提出也想吊唁一下。没有想到，我在一个花艺店门口见他独自捧着四束百合，才意识到，这就是一个孤零零的男人想独自去探望那冥间的四个至亲，而并非有什么明确要办的事，说白了，还是独舔伤口。遗体是在11月28日的追悼会当天火化并下葬的，之后这一周，他只要是在独处的时间里，都会过来看看他们的“新家”。
在有司机开车的一辆奔驰四座商务车里，林生斌一路无话，音响里全是90年代的悲调情歌，但也打破不了冰冻的气氛，在这种看似根本无法逆转的探底的沉默里，你会知道任何刻意的话语都无法让他活泼起来，所以干脆不要说话。
在拱墅区的半山森林公园里，一个巨大的陵园开凿在群峰合抱的山坳上，山脚下能看见僧人。这里只距蓝色钱江13公里路程，高架上一路向北30分钟就到，是一大片隔绝了喧嚣的城中山区，林家把墓地安在这里，却没有回老家，“小贞喜欢杭州”，林生斌说。无论林家还是朱家，从身份认同上来讲，都已是杭州人。
爬了百级石梯，才来到半山腰，恢弘的墓碑群排山倒海地袭来，像是山里出土的文物，又随着山的走势而呈现出大列队般的弧度。朱小贞和三个孩子的墓碑在一处山阶的尽头，再往下就是还在开凿整理中的山脉。几百朵垒起的野菊把他们的碑群装饰得格外醒目，花间是四块大理石的盖板，雕刻成心形，上面的生卒年，统一定格在“6.22”。在竖起的大碑上，有八个红色小字，“今生缘浅，来世再续”。
朱小贞和三个孩子的墓碑（王丹阳 摄）
落葬那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天阴有雨却无风，庞大的殡葬队伍挤在碑前，人手一个气球，人群里突然不经意松出四个，却没有向天上飞去，而是冉冉地挂到了上一级山阶上刚种的矮树上。两个白，两个蓝，匿在树枝间让人巡视了很久才找到。“他们不想走嘛”，林生斌边回忆边木然说着。
虽然四块碑挨在一块，占地不大，但林生斌还是买了20平米，花了百万。我注意到这个山阶上统一都是两排墓碑，唯有他们的墓前空出一块，可能林想让妻儿的新家尽量宽敞，不被打扰，也可能有将来的打算。落葬才一周，他就来祭扫落葬当天的野菊，哪怕那些花只是一点点枯败，他都要换上新的百合。他似告诉我，似自言自语，用一种沉浸式的口吻说，“本来草坪很烂，我都换上了最好的草皮”、“本来种的是红枫，不好看，这些山茶都是我换了的”，现在，他嫌穴前的两株含苞的山茶太矮太蔫，跟另外两株叶片更鲜亮的不协调，立即微信园林公司，“你帮我换了它……不要绿色的了，别的颜色，枫叶也可以……”
林生斌为妻儿扫墓（王丹阳 摄）
他用手一个个拭去碑盖上的落花，仪式般地唤着他们的名字，轻声道了四遍，“我来看你了”。香炉里插满了烧断的香，他燃了两根烟，倒插进去，一个人默默蹲着，低着头又擦起了眼泪。现在，每晚和他们的照片说话，赋予林生斌莫大的存在感和仪式感。他在床头的墙上放满一排他们的照片，从妻子开始，再到大儿子、女儿、小儿子，天天重复着无甚变化的寒暄，无非就是，比如对大儿子，“你要好好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林生斌说，虽然有很多亲友为了让他走出来，经常来陪他说话，故意说些别的想引开他的注意，但他越是明白到这点，就越是跳不出来，即使是高朋满座聊着别的事，他嘴里应付着，脑里还是他们的片段。“其实有时候，我倒是愿意谈他们的，比如说说我是怎么样带他们旅游的”。所以祭扫那天，他看着碑盖上各自的照片，自然地说起那些照片是哪种情形下照的。前方的大碑上是一张四人的合照，是林在去年G20时带他们去珠海横琴时照的，“柽一喜欢坐缆车，那天带着他坐了很久，阳阳喜欢皮丘，结果丢了哭个不停，又带她买了一个”，“那潼潼喜欢什么呢？”，林生斌静默了很久，“喜欢恐龙”。
但是，他的矛盾在于，一旦陷入对妻儿的追忆中，就会又陷入痛苦，整个人封闭了起来，所以说着说着，还是断续的，没法完整地回忆，从内到外像被罩在一层灰霾里。时至今日，他只要不是在和律师等商量正事，不是在忙后事和官司，他的情绪就是垮着的。每天得靠药物和酒精来入睡，睡上四五个小时已经不错，有时半夜一醒就睡不着了。现在他的脸有些许浮肿，那是8月初摔骨折住院后一直吃药落下的，出院后，极少出门散心和活动，一直坐着和人谈事或独自回忆，目前右髋连着整条腿还抽着筋。当我说可以吃中药调理一下，他叹道，“我现在都不敢再吃药了”。
林生斌为妻儿扫墓（王丹阳 摄）
他说，有时候躺在床上，身体知道很累了，但脑子就停不下来，像放胶片一样地重现以前的情景，所以睡不着，一睡着，就做关于他们的梦。这些都是没法自控的，亲友都会跟他说，他们并没有死，只是换一种方式跟他在一起，林生斌根本无力劝慰自己，也无力听劝，“无论怎么说，他们是真正陪伴了我12年，12年的感情……”。有句话叫做，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正如他12月1日在微博上写的，“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父母原来是跟他大哥一家住在钱塘江对岸的，现在为了做饭给他吃，三人一起住，他说，“他们的身体真的非常不好”。
即使没有去他租住的地方，我也能想象那种叫人心酸的气氛。追悼会那天他们不带老人去，老人就在家里哭，现在，老人即使做饭，林生斌也不一定正常吃，往往各种事情把他耽搁在外面。也许，忙碌就是安全和充实，暂时让他入世，但无论是被朋友呼出去吃饭也好，他们哄来家里也好，剩下的时分总是三人相对而过的。林生斌说，他会陪父母看看电视，但是一回房间，他的双人床上另一边是一套完好的枕被，那是他特意为老婆留的，“我总想象她还在”。无数个夜晚，如何和四个不存在的人相处，这是独属于他的磨难。
更大的问题还在眼前，似乎一座移动极缓的大山，那就是莫案的开庭，和他准备了近半年的对绿城的起诉。刑案不开庭，民事案就无法提请，所以一切看似静止了。追悼会那天，莫的辩护律师党琳山是在一种极度矛盾的心情中前来的，当他走向林生斌，林出于礼貌和他握了握手，党琳山提出有两封信想给他看看，一封是8月份莫焕晶在看守所写的，另一封是刚做完心脏支架的莫父写的。林回绝，“那就不必了”，他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但那又怎么样呢。
约一个月前，杭州市中院开了个庭前会议，双方律师到场，似乎心照不宣着即将开庭，但是一切被党琳山的一封申请书给中断。时至今日，双方陷入一种极其微妙的对峙，但又心照不宣地处在一种无法切断的彼此捆绑中，对于林生斌来说，只是望刑案尽快开庭，好给自己一个交代，但党琳山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并不希望五个月就仓促开庭。他于一个月前写了个给最高院的“指定管辖权”的申请书，里面表达了一些对物业和消防方面的证据调取不全面的看法。
“本案审查起诉时间从8月11日算起至8月21日提起公诉，前后只有10天，而且还有4天是周末，其速度之快，完全可以用闪电来形容”。他在这封申请中写道。另外，他还提到在长达2185页的案卷中，“唯独有关消防部门的20页全部看不清楚”，综合了种种迹象，他认为都显示出本案可能受到“办案机关外部势力的强力干扰”，所以他恳请指定浙江省以外的法院来审理。
莫焕晶的辩护律师党琳山（张雷 摄）
其实，党琳山希望的对本案进行补充侦查，跟林生斌一方一直在收集的证据并不矛盾，甚至两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但由于是天然的对立方，导致林生斌并不愿与他有交集。民事起诉的启动需要刑案上某些证据的确立，但若刑事案上的证据不全面就潦草结案，照样会影响民事部分。林生斌只是说，“虽然立场上有共通点，但是不可能一起做的”。虽然从主观上他希望立即开庭，同时他现在一直在和律师沟通怎么办，焦虑之心让他无法等到明年一月，但是客观上，莫案的成立又必须厘清更多的证据，“所以嘛，很矛盾……”，说到这，他又陷入长时间的叹息和无语。
双方若即若离的胶着于目前来看足矣构成另一层现实的悲剧，党琳山觉得，这种貌似要共同开展工作的迹象也看起来不可思议。当我问到党琳山，是否能与林的律师在某种意义上共享调查结果，他只道“有过沟通，希望有更实质性沟通”，话锋一转，他说道，在刑事案件上，“我作为被告的律师是有充分的辩护权的，通常被害人的律师话语空间很小，所以我能理解他们”。
党琳山在发出给最高院的申请之后，去了趟杭州市中院，要求在最高院有明确答复之前，不要安排开庭，“被告如果可能被判死刑的话，开庭时必须有辩护律师出庭，否则审判无效”。言下之意，他以此来倒逼法院不要强制开庭。他承认，他孤军奋战，已经殚精竭虑，的确是冀望从林生斌的律师团那儿取取经。党琳山揣着的两封信都送不出去，一封是莫焕晶在8月15日写的，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死了能让你好过一点,我真的愿意立刻去死”；另一封是她父亲的，其中可见一个被赌博摧毁的家庭，愁惨的经济状况和几近奔溃的亲情。
林生斌除了恨保姆，就是恨开发商了，在他心里，这两者已经没有区别。或令人惋惜的是，哪怕到了追悼会这一天，绿城都没有任何人前来吊唁，甚至“一个电话都没有”，这等于断绝了最后一线可能化解僵局的机会，使得林家声讨了半年的行政责任再不可能通过婉转灵活的方式解决。在从墓园回蓝色钱江的路上，他唯一一次主动挑起的话题就是绿城，“我现在不仅是痛心，我还有愤怒，哪怕是人道上的（慰问），为什么都没有？”。这大半年来，他最想要的答案，就是物业在此事中的消防责任，只是从此，他将遗憾地带着这个无解的疑问开始他的余生，也是他决绝维权的下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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