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至14世纪，中国经历了辽宋夏金的多政权并立和元朝的统一，南北分立的各政权和边疆地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各族裔人群混杂居住，在元朝中国历史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更加多元的人群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
变动中的“汉人”
10至14世纪“汉人”的含义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契丹政权建立后，有许多汉人在契丹境内生活，他们有的是唐末五代中原战乱时主动投附契丹的，有的是战争中被掠夺的人口。耶律阿保机设立了汉儿司，管理汉人兵马之政。燕云地区割让给契丹之后，这里的“汉儿”也受到契丹政权的统治。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朝廷散发《散给契丹汉儿公据》给原辽朝统治区域，拉拢降金的原辽民众。《散给契丹汉儿公据》提到，“契丹、汉儿自与我宋盟约几百年，实兄弟之国”，与宋朝盟约的是辽朝，“汉儿”指的是原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金朝灭辽之后，统治着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地和民众。金人称辽朝境内的汉人为“汉人”，北宋遗民为“南人”。金朝初期的“汉人”概念继承自辽朝，指那些由辽朝入金朝的汉人。金朝南下时虏获的宋朝人，称“南人”。金朝灭亡北宋后，在黄河以南扶植了伪楚、伪齐政权，其治下人群，也称“南人”。在一些文献里，金人还以“南人”称南宋人。随着金朝的发展，“汉人”一词的涵盖面发生变化，金朝境内的“汉人”有时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了金朝境内说汉语、习汉人风俗的多种人群。比如金世宗说：“又闻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这里的“汉人”泛指金朝境内说汉语的人群，包括了“南人”。
可见，辽宋金时期“汉人”内涵的不同和变化是辽、北宋和金、南宋分立对峙政治环境的产物，虽然南北政权对立，但政权统治之下人群多元，语言、风俗、民族心态等相互影响，加上燕云乃至北方地区，统治政权多有变化，于是产生了对特定地域、身份人群的特定称呼。
蒙元时期，多元人群混杂居住的现象加剧，与此同时，人群也在不断整合。元朝的“汉人”概念一方面来自金朝，一方面又有所扩展。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说元朝的汉人有八种，即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女直同）。在这八种里，竹因歹和竹温都是蒙古人对汉人的称谓，术里阔歹和竹赤歹都是“女真”的音译（辽朝因避兴宗的讳，女真写作女直）。这八种汉人指的是使用汉文的人群。元朝统治者眼中广义的“汉人”一词包括了北方的汉人以及不断向汉文化靠拢的契丹、女真、高丽、渤海等人群。元朝称宋人为囊加歹，即南人。
人群的多元成分
经过10至14世纪多个政权的不断经营，不仅是“汉人”，南北方各种人群普遍经历了多元成分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过程，一个人群称谓之下囊括了不同的群体。
契丹人经历了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的过程，在部落联盟的兴衰之中，地域社会的各种部落和人群被整合进入联盟的政治体制。随着军事征伐的进行和统治区域的扩展，部落和人群被改造和重新整编，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氏族集团转变为国家体制之下新的人群组织，辽朝的部落、宫帐是集行政、军事和人群管理为一身的社会组织。
奚人与契丹人同出于鲜卑宇文部，语言相近。宇文部被击溃后，奚人与契丹分部并存，奚人居契丹之西。契丹与奚人有时互相掳掠，一些奚人被俘后编入契丹部落。耶律阿保机任夷离堇时，曾将其父亲俘获的奚人7000户置奚迭剌部，其他契丹贵族治下也有许多奚人。契丹—辽时期，奚人是契丹部落的一部分。辽亡之后，奚人降金，金人将其编入猛安谋克。猛安谋克南徙中原，不少奚人也随之迁移，奚人逐渐融入女真和汉人之中。
7世纪末，粟末靺鞨人大祚荣在今吉林敦化附近建立震国，治下居民以靺鞨人为主体，还包括原来居住于该此的各部靺鞨人，以及一部分高句丽人、汉人、契丹人、奚人等其他族裔。大祚荣被唐朝封为渤海郡王后专称“渤海”，不再使用靺鞨的名号，属民则被称为“渤海人”。“渤海人”是渤海国统治下各种人群融合而成的新族称。
契丹在征伐渤海国的过程中，不断将战败的渤海人强迁到辽国腹地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充实契丹内地的人口。耶律阿保机灭亡渤海国之后，改降附的渤海为东丹国，册封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统辖渤海遗民，渤海人成为耶律倍的属民。渤海国衰亡引起渤海国人大规模移徙，渤海遗民大部分留在了辽朝境内，一部分逃往朝鲜半岛，还有人进入女真人居住的黑龙江中下游契丹以及中原地区。耶律德光即位后东丹国举国迁移至今辽宁辽阳一带。金朝时，渤海大族一直是女真政权的重要合作者，在辽东的渤海人也大多数被编入猛安谋克之中，转战各地，还有一部分渤海人被迁移到中原地区。金亡之后，渤海人已视同汉人。到了元代，渤海属于“汉人”的范畴，逐渐成为一个消失的名称。
女真这一名称在唐代就已出现，五代时的契丹人称女真为黑水靺鞨。辽朝时，渤海遗民被强迁辽阳后，女真人进入渤海故地，并在迁移发展中不断分化。辽朝统治时期，文献中出现了很多东北地区部落或群体的名称，如曷苏馆女真、回霸部、北女真、南女真、鸭绿江女真、长白山三十部女真、蒲卢毛朵部、完颜部、蒲察部、温都部、五国部、吉里迷等等，说明女真人的社会尚处于分散的状态。这些部落中有渤海等其他人群的成分。女真完颜部崛起之后，以完颜部为核心不断整合女真各部，建立了金国，之后完成了对女真的统一，女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元朝时，“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也就是说，生活于中原的女真人基本融入汉人之中，居于金朝西北边地的女真人、契丹人与蒙古接触较多，并不断融合，他们中不懂汉语者，被视为蒙古人。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出现很多新名字，说明这里的各部落仍在分化与重组。
蒙元时期的多元人群交融
13世纪，漠北分散的各个部落逐渐形成塔塔尔、蒙古、克烈、篾儿乞、乃蛮等大的部落集团，以游牧经济为主体。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的过程中，草原说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各部或主动归附或被征服，在大蒙古国的统治下被整合在一起。《南村辍耕录》列举蒙古七十二种，虽然多有重复记录，但仍能看出元朝蒙古人群的多元性。一些契丹人、女真人在元朝也被视为蒙古人。蒙元政权的建立，实现了草原区域社会的人群统一和融合，诞生了不同以往的新蒙古人。
元朝的多元人群还包括域外内迁的各种族裔。蒙元时期亚欧各民族大规模的迁移和流动，使各色名目之人出现在中原大地。西域人东迁后定居中土，入元朝户籍，为元朝编民，习称“色目”，其文化风貌也随时间的推移和本土文化的浸润而发生变化，已故的史学前辈陈垣先生称其为“华化”。
在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对他者的语言、礼仪、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接受程度提高，跨族际通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重臣畏兀儿人孟速思的妻子中有畏兀儿人和蒙古弘吉剌部人，其后代的婚姻对象涉及蒙古人、畏兀儿人、汉人、尼泊尔人等。多民族之间结成秦晋之好，说明社会多元开放、兼容并蓄。
10至14世纪，人群身份变动不居，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势。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与交流中，实现了交融、重组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