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古代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共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关，北控大漠”，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建州郡二十有二，首府兴庆（今银川市），境内有党项、汉、藏、契丹、回鹘等族。 这一地区以前长的控制，在10、11世纪由于宋国力日弱，胜都又内乱不已，还享国190年，至1227年为蒙古大军所灭。
党项族，西夏语指的就是党项族的语言。处国前，西夏地区受汉、条请复的主和藏文，后来，李元是为了强调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其建国前夕创制了一书写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蕃书，即后世所称的西夏文。《元史·夏国传》载： “元昊自制都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西夏书事》曾记裁：“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语晨尽易蓉书”，所以西夏文广为流布，在政府和民间行用，并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藏、回鹘文典籍和佛经。”蒙古军灭西夏时，当地人民受到了残酷的杀戮，幸存者迁徙、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故而党项语逐渐消亡，西夏文亦渐渐无人识得湮没无闻了。
几百年后，一次偶然的机遇使西夏文重见天日，被人再度发现。公元1804年，清代学者张澍因病回甘肃武威故里休养，闲中与朋友至当地清应寺游玩，发现了寺中一座久已被砖砌死的碑亭，好奇好古之心促使张澍执意要庙中僧人打开被封了许多年的碑亭，看看里面的石碑。拆下正面的砖，显露出一座高大的石碑，上刻无人可识的方块字，张澍认定碑阴一定也有字，又让人拆去背面的砖，背面果然刻着汉字，最末一行是建碑的日期-“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武威又是西夏国故地，那么正面那种方块字必然是西夏文无疑了。这样，随着这块西夏--汉文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发现，西夏文也重新面世了。
其后一些大的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西夏文研究的史料。1908年沙俄地理学会派出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来到我国，根据一则传说，是说古代的一位将军，曾据守一座“黑水城”，城破前他把全城金银财宝埋于枯井中，引兵突围，全军覆没。科兹洛夫于是带队寻到内蒙的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古语中是“黑城”的意思，他们为找到这批财宝进行了两次发掘，财宝未见，却意外地在城内找到了一个大书库，其中绝大多数是西夏文献，这些书被运回沙俄首都彼得堡，那里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收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地方。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又到黑水城掘走一大批文献。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后为北京图书馆收藏。七十年代甘肃武威一山洞中又发现了一批西夏文资料，宁夏博物馆也在贺兰山麓的西夏陵园清理出两千多块西夏文碑的残片..大量的发现丰富了西夏文的研究材料。
从西夏文材料的发现到今天对西夏文这种死文字有所认识，中外研究者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探索。
随着西夏学的深入和西夏文献、实物的不断出土、发现，西夏钱币的面貌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最早涉及到西夏钱的著录是南宋洪遵的《泉志》，其书卷十一载有一“梵字钱》，制本《泉志》附有一钱图。在重新发现了西夏文后，有人对照此钱图文字，始定此钱为西夏钱。但是否就可认定写于宋绍兴十九年的《泉志》就已著录西夏钱尚有疑问，洪遵指其钱为“梵字钱·····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而与宋长期并立的西夏国，其极具特色的文字作为南宋人洪遵应有个基本认识，不会指为梵字钱，并去比附屋驮、吐蕃钱，连类别也区分不清；更重要的是《泉志》一；书在成书后的几百年一直无刻本，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失去原所咐钱图，至明万历年间沈汝纳、胡孝辕始搜集各本，嘱徐象梅编辑附图，所以今见《泉志》之图并非原作，很难说徐象梅附此西夏钱图于“梵字钱”有什么根据，然而，说明代万历时的《泉志》刻本有西夏文钱图应是没有问题的。后来乾隆时梁诗正等的《钦定钱录》、道光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咸丰时李佐贤的《古泉汇》等对西夏钱币续有增补，将西夏的夏文钱补充至三种，并著录了西夏的八种汉文钱：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及天盛元宝铁钱、乾祐元宝铁钱。这些钱谱虽著录了西夏文钱，去能释读，这个难题是由罗振玉父子解开的，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始将最早见泉志》的一品解读为“大安宝钱”，另两品解读为“天庆宝钱”和“乾祐宝钱”，并又著一品西夏文“福圣宝钱”。书中明确说：“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此悉抚印于册，世之治古钱学者”。加上后来又发现的西夏文“贞观宝钱”、汉文“元德重宝”和“大宝”钱，已知的西夏钱币计有西夏文钱5种，汉文钱10种，总计15种。
这15种钱大都为近年来发现的一些西夏钱币窖藏所证实。如1979年和1980年贺兰山西币窖藏出土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汉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建元宝和光定元宝钱；1981年7月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村发现的钱币窖藏中有一枚宝隶书平钱，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文大安宝钱（据《中国钱币》1985年第四期报导82年4月包头郊区一处西夏铁钱窖藏出土大量乾祐元宝铁钱和天盛元宝铁钱；
武威师范学校的一处西夏钱币容咸出上天盛元家、皇建元家、光定元宝钱，1984年9月银川贺兰山液钟口一处西夏钱币容藏出上行书乾祐元案和旅书光定元宝钱，1986年春宁夏盐泡萌城乡一西夏容藏出土西夏文福圣宝钱、大安宝钱、天庆宝钱，汉文天盛元宝、皇建元室。光定元宝钱：1986年武成大顼河一西夏钱币容藏中发现西夏文天庆宝钱，汉文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1987年2月内蒙古乌审旗陶利乡发现一处钱币容藏，出土西夏钱币5种，有西夏文福圣宝钱、大安宝钱、汉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和隶书元德通宝；此外在内蒙伊克昭盟出土有真书元德通宝，1979年内蒙鄂托克旗和1983年甘肃武威近郊都出土了元德重宝钱。
这样除西夏文贞观宝钱外，有14种钱都得到了出土证实。第15种贞观宝钱的记载见于《泉币》第三期赵权之文，此钱发现于1940年，据说近年来此种钱又有发现，具体情况如何，尚待了解。
参考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知道西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虽比不上中原地区，但也达到
了相当的水平，西夏地区畜收业发达，保护农耕，一些手工行业相当发达，而其经济结构不
平衡，粮食、丝绸、百货的不足，又促使其大力开展商品交换，与宋、辽、金以至通过丝绸之路与
中亚发展贸易。正是自身商品经济发展，开展对内对外贸易的形势下，西夏大量使用了货币。
从西夏故地出土的多批钱币窖藏和西夏天盛年间专门制定的《天盛旧改新定律令》规定的钱币法来看，西夏以货币交易为主，辅以物物交换。其货币种类有铜钱、铁钱、白银与交
钞。其中铜、铁钱是其主要货币。
涉及西夏铸钱的材料只有一条，《宋史·夏国传》载天盛十年（1158年）“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按：应为元］宝钱”。这说明天盛年间设立了西夏专门的铸钱机构，较正规地铸钱，但这并不排除天盛以前西夏自己也铸钱币，只是此前可能未立专门铸钱管理机构，铸量也较少罢了。从发现的西夏钱看，天盛后的钱远多于天盛前的，应是钱监设立前后不同情况的反映。
现知的西夏钱中，铸造时间最早的是西夏文福圣宝钱，一般认为其是毅宗李谅祚福圣承道年间所铸，但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此钱应释读为禀德宝钱，不属年号钱，而可能是西夏建国时期作为独立政权的标志而铸的，此可备一说。
西夏国虽自己铸有钱币，但总的数量并不大，这一方面是西夏境内缺少铜矿资源，另一方面宋钱大量流入西夏，基本解决了西夏的货币需要，所以出土西夏钱币窖藏中，所见钱币绝大多数为宋钱及汉唐等前代钱币，少量的为西夏、辽、金钱，这应是其时其地货币使用状况的实际反映。
西夏铸有铜钱、铁钱，但从出土看，基本不见两种钱混同窖藏。大致而言大宗铁钱的出土屡见于西夏故地的东部，即今河套地区，常与北宋铁钱混藏，而西夏兴庆府以西窖藏出土则多为铜钱，这应与西夏政府规定铜钱、铁钱分区流通政策相关。
西夏钱币制造精工，钱文书法道劲秀美，并有多种书体书写的对钱，如乾祐元宝有行真对钱，光定元宝有篆真对钱等，这些应是受到宋钱制作的影响。西夏冶炼铸造技术高超，管理严格，铸钱量小，防止了粗制滥造，保证了西夏钱币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