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法制健全的社会，所以当现代人回溯历史上的王朝时，往往会从古代国策中发现许多“奇葩”的制度。
就拿两汉时期来说，当时的商人不准穿丝料的衣服，官员贪污会受到父子连坐的惩罚。西汉初年，国家刚刚经历了秦末乱世，百废待兴。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经济让民力复苏，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汉高祖刘邦是个传统的封建帝王，所以他的脑子里自然装满了农耕至上的那一套。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统治阶层对商人的限制非常严重。《资治通鉴》有云，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到了吕雉当政时，重农抑商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官仕吏”。不得不说，汉初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得离谱，日子过得也憋屈得多。他们虽然能够赚到一些钱，但却没有什么支出的空间，消费受到限制。
有钱人穿丝绸坐马车，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比较普遍，偏偏汉朝商人被限制消费，有钱没处花，着实有些离谱。这还不算最憋屈的，倘若老百姓从事商业，那么，他的子孙后代都没有办法入仕，从此家族的阶层被牢牢限制在最底端，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当时但凡有点骨气或能力的人，都不会去做生意。这种状况，也让汉初的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市场宛若一潭死水，物资极其贫乏，军队连马匹都供应不足。
类似的情况，在明朝亦有发生。
《明史讲义》记载，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颁布了这样的政策：平民百姓，可以穿着细纱，商人则禁止穿纱，只能穿布衣裳。倘若亲属中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同样禁止穿着纱料的衣物。这项规定读起来着实有些滑稽，谁能想到英明神武的朱元璋也会想到这么脑瘫的规定。
平民百姓大多务农，或者从事其他体力劳动，难不成让他们穿细纱衣服去工作吗？更何况，细纱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只有商人有实力去消费，老百姓是决计买不起这种昂贵的衣料的。朱元璋的政策，已将商人“有钱不能消费”，发展至鼓励农民消费了，农民买细纱的钱，难道由朝廷来出吗？
东汉时期的奇葩政策，主要见于官僚制度中。《资治通鉴》记载，“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朝廷命官伸手捞钱，被监察官员抓了现行，那么不但该官员要受到惩罚，他的儿子还会被判处连坐，与老爹一块挨罚。这种连坐制度，虽然有效打击了当时的贪腐现象，但也让不少无辜的青年人替父亲背了黑锅，丝毫没有人情味。
公元１２１年，情况终于有了改观。“居延都尉范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刚刚上任的太尉刘恺是个通情达理的大臣，他认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正所谓祸不及妻儿，贪官本人犯下重罪，为什么要让他的子孙承担责任呢？刘恺的观点得到其他同僚的认同，在大家的集体请议下，这项不合理的连坐制度也被废黜了。
北魏时期，出现了一项独特的帮扶政策。《资治通鉴》记载，“癸丑，魏诏守令劝课农事，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
北魏的统治者发现国内的穷苦老百姓数量太多，所以号召老百姓重视农业生产。同时，那些已经脱贫致富的富人不能为富不仁，要帮助其他贫苦人民一块富起来，不能只顾着自己享受。富人的家中，有多余的耕牛，必须无偿借给穷人，物尽其用，让老百姓用牛去耕地。
倘若富人家里有富裕的耕牛，但却不肯借给其他老百姓，而穷人又恰巧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地方衙门之后，富人便要受到惩罚。惩罚的力度很严厉，“为富不仁”的富人，其子弟禁止走仕途。当时没有科举，所以这项政策便相当于取消了富人子弟被举孝廉的机会。
富人空有其“富”，想要做到富贵，必须要走仕途这条路。有了这样的限制，还有哪个富人敢为富不仁？于是乎，北魏时期的中产阶级、高产阶级纷纷对穷人仗义伸出援手。许多朝代，都有富人帮穷人的政策，不过，这些政策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像北魏这种强制性帮扶，历史上独此一份。
除了这项帮扶政策之外，北魏还有个不错的政策：“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地方官即便没有办法短期内升迁，也能通过自己的实力让仕途更通畅。
该怎么做呢？
就是将自己的辖区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样朝廷便会按照政绩增加该官员的辖区。今年是一县之长，明年干得好就能成为两县之长，后年则不错便可成为郡守，以此类推，直到刺史为止。在权本位的古代社会中，这样的激励政策着实积极。以整顿吏治的角度来看，北魏统治者的确有一套。
我们知道，科举制没有兴起的时候，门阀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那么，是谁将门阀制推上了巅峰呢？
孝文帝。
当时的中国战乱频发，北魏孝文帝琢磨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治国方针。以上的两项政策，便是孝文帝改革出来的，对国计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孝文帝虽励精图治，但未免有些急于求成。上面这两项奇葩政策奏效了，也有不少为国家埋下隐患的不良政策，门第婚姻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中国，最显赫的家族莫过于拓跋皇族。除此之外，尚有鲜卑的八大家族与中原的崔、李、郑、卢四大家族，这些家族的实力都差不多。拓跋皇族公开鼓励鲜卑人和汉人进行通婚，但两族通婚却要受到“门当户对”的限制，是为门第婚姻。
《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孝文帝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与豪门望族进行联姻。拓跋宏联姻的方式比较雷人，只要是他重视的门阀家族，他便要将这家的女儿充入后宫，提高拓跋家族与外家族的凝聚力。最奇葩的是，他觉得自己的六个弟媳身份不足，都是平民家的闺女，不够显赫。于是乎，拓跋宏要求六个弟弟将妻子降为妾媵，另娶豪门望族家的千金。
这件事在当时的舆论中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许多老百姓都觉得拓跋宏的做法太过离谱，“诏诸王改纳室，则大悖于人伦”。可在封建的旧社会，屁民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拓跋宏一意孤行，依旧施行了“门第婚姻”，并命令各家族上行下效。
所以，自北魏开始，中国的门阀制度被推上巅峰。后世以门品定官位的陋俗，便是从这时开始的。幸亏后来出现了科举制，否则，类似的门阀制度难免要荼毒中国千年。
化妆这件事，放到现在来看十分普遍，女孩子化妆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不过在北周时期，朝廷禁止女人施粉黛。还是出自《资治通鉴》的记载北周的天元皇帝“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这位皇帝十分爱面子，性格又反复无常，想一出是一出。
天元帝经常对文武百官说，自己就是天道的代言人，所以禁止臣子像自己一样佩戴绶带，帽冠上也不得用金蝉作为装饰物，老百姓的姓名里不得有“天”、“大”、“上”、“高”这些字。先前名字里有这些忌讳字眼的，“皆改之”。
古代王朝，经常会出现避讳政策，不足为奇。最奇葩的是，这位天元皇帝管的相当宽，连老百姓的车轱辘、女人的胭脂水粉都要插手。天元帝不知抽了什么风，所以下达了这样的规定：“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
凭什么不让女人化妆呢？史料中并没有给我们解释。
若说是为了节约资源避免浪费，那天元皇帝理应以身作则，让宫里面的女人也停止化妆才对。偏偏这项规定的细则里，有“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这一条，说明宫里的美女是不受限制的。这还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案例啊！
真不知道，公职人员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难道他们要揣着卸妆水上街，逢女人便劈头盖脸地泼上去吗？好在北周只是个寿命短促的王朝，所以没过多久这项奇葩规定就随着北周的灭亡而废弛，女人们又能漂漂亮亮地打扮自己了。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魏书》、《明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