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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抗日死,留着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首慷慨悲愤的绝命诗,作者是吉鸿昌。他1933年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多伦。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县城。但在日蒋的夹击下,抗日同盟军——抗日讨贼军失败了,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暗杀未遂,遭租界逮捕,后来引渡给国民党,大雪纷飞之中,被枪杀在北平陆军监狱。

按说,吉鸿昌“我以我血荐轩辕”,应是民族英雄无疑了吧,但有的网文,偏偏要把他“分析”成捣乱分子。这些人凭的是什么?笔者经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谣言的源头。

原来是军统特务陈恭澍在回忆录里写的,他说:“目标是假抗日之名,伙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意图扩大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吉鸿昌。吉某发迹于西北军,因叛离中央而被通缉。此番充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长并自封为收复察东失地的「前敌总指挥」等职。惟心劳力拙,所谓的「抗日同盟军」却哄不起来,冯玉祥眼看事不可为,乃半途抽腿再回了泰山,而吉鸿昌则变本加厉,索性改称「抗日反蒋军」;不但不打日本军,反而掉转枪口公然对国军开战,历时五十余日之久。虽然终被敉平并将之捕获,但北平近畿人民却惨遭战火蹂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陈恭澍说的这段话正是当时蒋介石为了抹黑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同盟军”,不惜颠倒黑白,虚构事实,编造出来的。没想到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将谣言奉为圭臬。为了抹黑我们的爱国民族英雄,有些人已经不择手段了。他们的目的很阴险,就是“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

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一、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

日本按照其“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策略,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陷。国民党政府的退让,并不能让日本军阀停止侵华的野心和既定政策,1933年又占领了中国热河省。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于是有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长城抗战。

前线在战斗,背后在谈判。1933年5月底,中日在天津签订《塘沽协定》,双方停战。这个协定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签下,如此速度,在国与国的谈判史上堪称奇迹。对此,日本大军阀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当中方代表向日方探听日本谈判意图时,日本驻北平武官故意说,关东军的停战条件很苛刻;当拿出具体条款,中方觉得并不如前面所说那样苛刻,于是急忙签字。冈村宁次不无得意地说:“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如此历史,心酸心塞!

正在国联开会的中国外交人员接到相关电报,一声叹息。《顾维钧回忆录》里说:“它(塘沽协定)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

别以为签了协议日本就会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吞食东北、蚕食华北,日本侵略的步伐岂是一纸空文所能禁锢?日本一边在跟中国谈停火,一边派出军队抢占战略要地。1933年夏初,在日本人的策划、怂恿下,伪军李守信占领了察哈尔省的战略要地多伦。

当时的察哈尔省,位于北平的西北到北方,包括现在的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部分地区。日伪军占领了这里,退可以背靠东北四省(东三省包括已经被日寇占领的热河省),进可以直接威胁平津、华北地区。可笑的是,有的网文却说多伦等县并不那么重要,“严格地讲,多伦都算不上城市。”

面对侵略,中华民族的血性,不屈服于日寇的武力,也不齿于当局的软弱,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

二、收复多伦

方振武、吉鸿昌为首的原西北军将领,决心抗日救亡。为了增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请来了老首长、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

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省会张垣(今张家口市桥西区)成立,冯玉祥挂帅,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率12万军队誓师抗日,宣布“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

同盟军向察北伪军发起进攻,七月七日总攻多伦。这时防守多伦的李守信伪军8000人,战斗力一般,但得到日本“特设队”的支持。据李守信自述:日军派了二十多人组成“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李守信所说的这些装备,二十几个人能否玩得转,我们暂不求证,从敌我双方叙述的经过看,这支队伍凭借火力优势,构成防守多伦的重要力量,是不容置疑的。

据冯玉祥回忆:“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

《吉鸿昌烈士传略》描述更为详细:“敌人(日伪军)防御甚坚,仓猝不能攻下。吉(鸿昌)率敢死队数十人,乘夜伏行至城根下,打算爬城,但先后三次皆为敌军手榴弹及机关枪击退。我军死伤甚多,吉鸿昌亦几乎被手榴弹击中。十二日日机多架飞入我阵地轰炸甚烈,伪军火力亦转猛,我军一部分阵地竟发生动摇状态。吉鸿昌看见事急,脱上衣,挥大刀,呼喊冲入敌阵。……先是吉鸿昌为扰乱敌军后方计,曾密遣精干战士四十余人,乘夜混入城内。这时候这些人便在城中开枪响应,伪军以为抗日军已入城,惊惶无斗志,我军士气益壮。至三点钟光景,敌军纷向经棚溃退,我军遂由西、北、南三门入城,但日人犹在城内督率未及退走的伪军作巷战三小时,多伦乃告克服。”

三、奇怪的论调

在这些有关多伦战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三点:一、日军参与了多伦作战,并派来飞机多架,向伪军输送弹药,并直接轰炸抗日军。二、多伦有城墙,是激战后攻克。三、吉鸿昌身先士卒,有勇有谋。

但当今一些网文,对多伦之战作了有意无意地曲解。一种说法,抗日同盟军在多伦打的仗,没有日军,不过是“抢地盘”。此说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拾人牙慧:汪精卫在多伦收复后发电报说: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多伦有没有日军,远在南京的汪先生从何而知?连守城的李守信都承认,他的伪军中,不但有几名日本顾问,而且还有日军“特设军”,配备了较强的武器。退一万步说,这一仗没有日军亲自参与其间,只是打伪军,吉鸿昌他们就不是抗日了吗?这样荒谬的说法,不值一驳。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严格地讲多伦都算不上城市,也没有传统城市的城墙。”为什么要强调多伦城小呢?这是为了“说明”多伦并不重要。说无城墙,则是说不但城小,而且战斗不激烈。用现在的眼光看,八十年前多伦城小,是肯定的;当时的北平也不大嘛。至于说没有城墙,网文是抓住李守信的一句话:“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所以,这些网文居然玩起了文字游戏——没有城墙,何来“入城”?就算没有城墙吧,但网文忽视了李守信前面的叙述:“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大家可以想见,可以驻扎一万多人的寺庙有多大,庙墙和庙宇不都是可资防守的工事吗?

在有意淡化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功绩后,有些网文又抛出一个“重磅”说法,那就是多伦不是同盟军收复的,而是李守信“让”的。此说法是引自李守信的自述。李守信说:冯玉祥听说多伦久攻不下,于是派人来与李守信谈判,要李守信把多伦让给同盟军,以保全同盟军抗日的“面子”,一个月后“归还”;于是李守信为了“两面都讨好”,假装形势不妙,带着伪军撤离了多伦。

这充满“神剧”味道的桥段,不知道李守信这个投日不到半年的汉奸,有多大的胆子,敢这样欺瞒军中的日本顾问和“特设队”。即便这是真的,就可以否认同盟军收复多伦的事实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抗日同盟军占领多伦后,冯玉祥下令修建烈士纪念塔,为牺牲的1600多名同盟军将士举行葬礼。1994年,在修复这座纪念塔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300多名烈士的名字。可蒋介石在收到多伦的战报后却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网文所采取的所谓“证据”,要么就是汉奸的说辞,要么就是冯玉祥和吉鸿昌的死对头蒋介石的否定。连证据的公信力都不具备,孰是谣言,不辩自明!

四、血战日蒋军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计划进一步收复热河。热河省所辖有今天的内蒙、河北、辽宁部分区域,省会承德。热河半年前被日本人攻占,特别是承德被日军先遣队128人占领,可谓是国耻中的国耻!现在同盟军要收复热河,不但面临日军的防线、伪军的麇集,而且背后有国民政府的阻挠和瓦解。

在蒋介石眼中,“杂牌”西北军无疑是不听号令的“异己”。他使出向来好用的“绝招”——分化。蒋介石命令西北军名将宋哲元回到察哈尔,又任命同是西北军出身的鹿钟麟为察哈尔省主席。8月底宋哲元一回来,冯玉祥就离开同盟军,避入泰山。冯玉祥为何要走?因为他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但当时已经没有直接率领的实力部队(方振武、吉鸿昌请他挂帅,实际指挥权仍在二人手上);而宋哲元刚在长城抗战中大出风头,声望大振,俨然是西北军的新首脑。如果冯玉祥与宋哲元对峙,必然引起西北军公然分裂,甚至兵戎相见,这是冯玉祥所不愿看到的。

冯玉祥突然离开,同盟军顿时群龙无首。蒋介石给方振武和吉鸿昌开出“优惠条件”:只要二人停止抗日,交出军队,就任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察哈尔省顾问,方振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资送出洋。

面对“胡萝卜加大棒”,吉鸿昌是有多种选择的:一是接受条件,保全个人安全和财产,做个“寓公”。二是带着部队向西走,找个地盘,再依附国民政府,做个小军阀。三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四是初心不改,坚决抗日。

不用说,吉鸿昌选择了最后一项:联合方振武,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继续向热河进发,准备打下承德。9月下旬,抗日军进入北平怀柔、密云一带,部队戴着“誓死救国”的袖章,受到沿途百姓的欢迎。但这时形势对抗日军逐渐不利,陷于日、伪、蒋的包围之中——如果不是抗日,而是保存实力“抢地盘”,他们应该向西进入绥远,而不是“自蹈死地”,向东投入日伪军占领的平津。由此可见有人对抗日同盟军泼污水是多么卑劣!

在北平小汤山一带,激战展开。据当时在抗日军五师一团二营任营长的张公干回忆:当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吉鸿昌来到前线,用望远镜瞭望后对大家说,现在南京的军队在南面,日本军队在北面,正面是东北军,他们有亡国之痛,不会与我们硬拼,我们只要突破这个包围口,越过平绥线,就能到达冀察地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但这时形势十分严峻,日本飞机每天密集轰炸,蒋介石大军重重包围,部队面临覆灭的危险。方振武、吉鸿昌为了保存剩余的兄弟们,被迫答应国民党方面商震的劝说,离开部队,前往天津租界避难。

四、攘外安内

也许大家看到这个过程,会很不解:为何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国民党军却与日军“配合”,必欲把抗日的方振武、吉鸿昌置于死地而后快?

一切的根源,在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当时《塘沽协定》刚刚签署,日本从军事侵略,转为谈判挑衅;虽然这种挑衅用尽了流氓无赖的手法,搞得蒋介石和坐镇华北的何应钦、黄郛焦头烂额,但与明目张胆的动武相比,总还不会一下要命。于是,“忍耐”、退让、绥靖,成了蒋介石对日策略的主旋律,而掉转头来,全力对付红军。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马上命令蔡廷楷增援热河的部队回福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他与黄郛、何应钦长谈,何应钦向冈村宁次说出心里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的问题。”

不要以为蒋介石的对手只是共产党和红军,更令他头疼的,是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和各地军阀的各自为政。当时反对蒋介石政策最厉害的是胡汉民。胡汉民提出“攘外中求安内”,联络李宗仁、陈铭枢等,向方振武、吉鸿昌提供资助。方振武向胡汉民发电报:抗日讨贼军在南口、昌平、汤山一带取得胜利,几天就能到达北平郊外,请“推动各方火速出兵,以收南北夹攻之速效。”

这些军队“自主”行动,在蒋介石眼里,都是“不遵号令”;任何人提倡抗日,都是“倒蒋”的借口。他在日记中大骂“胡汉民、白崇禧诸逆”,说:“对日固难,而对内更难,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所发动也。胡展堂(胡汉民字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对蒋介石的心理,各地军阀也是心知肚明,时时提防。白崇禧就清醒地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

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另一图谋,就是想让苏联和日本打起来,中国坐收渔人之利。他在日记中憧憬道:“日俄重战之日,即倭寇灭亡之时。”可惜,这一状况,直到抗战结束前,日本败局已定,才得以实现。

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决策错误可以理解,那么时至今日,还有人在网上为“攘外必先安内”辩护,其用心就值得打个问号了。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批驳:“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针对有的人——包括蒋介石本人,认为“日本强、中国弱,应该把抗日的时间往后拖,等中国强大再抗日。”但日本是近代化工业国,中国还是封建农业国,加上日本吞并了中国富饶的东北,两国的发展速度,必然是日本快于中国,越往后拖,差距只会拉大而不会自动缩小。李敖就说:“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情况则每况愈下。”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评论道:“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大家看看当前的中美关系,无论中国如何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阻止、逆转美国遏制中国的国策。美国总统拜登直言:“中国有一个总体目标……成为世界领先、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在我的任期内,这不会发生。”回想当年的日本,会因为中国的“忍辱”和退让就停止侵华吗?

行笔至此,忍不住提出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貌似正确的话里,存在重大的逻辑错误,那就是它的前置条件,必须是在“我”的领导之下攘外,否则“你”出于任何目的和手段的攘外,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我就该出手“安”“你”;至于“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和德行,“你”会不会超过“我”的能力和德行,概不考虑,非“我”领导不可!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历来无人指出,令人困惑不已。或许是本人位卑身鄙,所见资料太少,没有看到;或许他们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只是聪明地“看破不说破”……

五、租界被刺

“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网络上抹黑抗日同盟军和吉鸿昌等人,歪曲、诋毁英雄人物,正是“亡其史”的手段。

通过政治分化和军事进攻,蒋介石眼中的两个“捣乱分子”——方振武和吉鸿昌,被暂时解决了。方振武逃到香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1942年初,方振武逃离香港,才进入国统区就被杀害。杀害方将军的,有的说是中统,有的说是军统,有的说是土匪……可惜,抗日英雄,竟未死于抗日战场!

吉鸿昌的结局比之方振武,更为悲壮。

吉鸿昌离开抗日军,住在天津法租界,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的一天,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长陈恭澍组织人马潜入租界,跟踪到吉鸿昌正在国民饭店的一间包房内,以打麻将为掩护开会,于是派出一名女特工,带着一个孩子去侦察。女特工故意将孩子玩的皮球从气窗投进吉鸿昌所在的房间,然后以捡皮球为名进门,看见吉鸿昌脱了棉袍,穿着白褂衫,坐在暖气管旁边。负责下手的特务闯进房间,对着那个位置的人连开数枪。没想到,里面牌局正好四圈完毕,这时坐在原来位置上的,是另一个人。这人也因为靠近暖气管,脱下外套穿着白褂衫,被一枪毙命。开枪距离很近,一颗子弹从地面弹跳起来,伤着了吉鸿昌的肩膀。

吉鸿昌赶紧让大家疏散。当他想从安全梯下楼时,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已经将饭店包围,只好返回楼上。工部局巡捕上楼就问:“吉鸿昌在哪里?”巡捕来得这么快,显然事先早已布置。吉鸿昌慨然推门而出,说:“不用查问,我在这里!”吉鸿昌先被送到医院治伤,再关入牢中,后来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据说为了引渡吉鸿昌,还悄悄花了四万元给租界行贿……

六、从容就义

在监狱中,吉鸿昌不断向狱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跟北平军分会军法处展开了唇枪舌战。

问:把你们的秘密从实招认出来。

吉:抗日救国,四万万国人尽人皆知,没有秘密。

问:你为什么要反蒋?

吉:蒋要卖国,我要救国,所以我不得不反蒋;我要抗日,蒋不准抗日,所以我不得不为了抗日而讨蒋。如果蒋能够抗日,我马上可以助蒋!

问:你是共产党。

吉:我文官做到省主席(吉鸿昌曾任宁夏省主席),武官做到总指挥,究竟给老百姓办过多少事情?我毁家纾难,舍生为国,正是党给我的感化,正是党的意志!

剧照:吉鸿昌从容就义

11月24日,戴着脚镣手铐的吉鸿昌,从容走上法场。他在行刑前,折下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篇首这首悲壮的绝命诗,然后对执行官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吉鸿昌又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开枪,你就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四天后,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花钱把尸体领出来,在入殓时,发现吉鸿昌的身体上,有着一条条在监狱受刑时留下的伤痕,“眉尖上多了一个小洞,子弹就是从这里射进去的。”在吉鸿昌的口袋里,翻出了一绺香烟纸,上面写着:“暂时不要让我妻子知道。”下面还有四个字:“不要厚殓”。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