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台湾当局为成功大学的退休教授苏雪林举行百岁庆典，李登辉亲赠一张寿屏，上写着“文坛望重”四个大字，此时的苏雪林几乎双目失明，她声称自己对这种庆典“甚深恶之”，表示坚决反对，想要清清静静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
苏雪林是曾是民国十大才女之一，她在文坛上，主要不靠作品出名，而以“反鲁第一人”名声远扬。
鲁迅生前，骂鲁迅的人很多，却不见苏雪林的影子，鲁迅身后，骂鲁迅的人多偃旗息鼓，而苏雪林却越战越勇，把“反鲁”当成毕生事业，甚至在1967年将充斥着各种刻薄尖酸之词的二十万字骂稿结集为《我论鲁迅》出版，鲁迅地下肯定想不到，对他最恨之入骨的人，竟然会是个当年曾慕名寄书给他、谦称“学生”的文弱女青年。
而苏雪林的专业反鲁，其实与学术见解、文学主张分歧都关系不大，要认真地分析起来，主要是她的性格决定的。
苏雪林的个性，有怜悯弱者、强调反抗的一面，也有极度自负、偏执、钻牛角尖、做事过火的一面，这些个性混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便足让她做出好几件自相矛盾的事情，反鲁，仅是其中一端。
苏雪林是安徽太平县人，1897年出生于祖父苏锦霞任县丞的浙江瑞安县衙署里。她四个月大的时候，祖父调任兰溪县令，她跟着祖父母、父母和叔伯们举家迁往兰溪，在兰溪住了十年，1907年，才跟祖父又迁往杭州钱塘县，因此说话带有浓重的兰溪口音。
据苏雪林回忆，由于兰溪生活费用低，她的童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祖父的衙署里房舍很多，有长廊、竹林、马棚，还有戏台，家人连同女佣、仆人有好几十口人住在一个大园子里。
由于苏雪林祖父养活一家老小，因此家中事情全是祖父母说了算，苏雪林的父母只能唯唯诺诺，听从摆布。
苏雪林认为她母亲和她自己都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母亲14岁嫁到苏家，就被婆婆当女佣使唤，新婚不久，她母亲怀上了苏雪林的大哥，而此时祖母也有了身孕，婆媳几乎同时生产，祖母年纪大了，奶水不够，又不愿找奶妈，就吩咐儿媳妇把小叔子抱到房中用奶水喂养，把苏雪林大哥从小饿出了胃病，后来夭折，苏雪林母亲生长女时，又是婆媳同产，这一次，祖母认为苏雪林姐姐只是个女孩子，不必精心照顾，让人给苏雪林姐姐断了奶，用米汤喂养。
到了上学的年纪，苏雪林的叔伯兄弟全都去了学校，可她因为是女孩子，根本没有上学受教育的机会，而她父母也无法替她抗争。
安徽苏雪林故居
在充斥着“男尊女卑”、“父母之命”的大家族生活多年，让苏雪林很是压抑，内心充满了反抗的意愿，平时只能在家自学，看了很多的小说和文学书籍，17岁那年，她跟着父母回到安庆，以自杀相拼，才得以进入安庆省立女子师范读书。
苏雪林虽然生长于小康人家，但自幼受人轻视，内心颇有伤痛，一直以弱者自命，认为自己“是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也充满了对弱小者的同情。
也因此，在她读到鲁迅怒斥自己的恩师、北京女高师校长杨荫榆的文章后，激发了想挑战强者的欲望，从此走上了反鲁的道路，此外，鲁迅与胡适不和，而苏雪林对胡适有一种亦师亦友的深沉感情，见不得鲁迅讥讽胡适。
留法回来的苏雪林
胡适对鲁迅交恶，也是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事件里，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由于胡适的立场站在杨荫榆一边，认为“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主张闹学潮，鲁迅不点名地骂道：“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不过，胡适本人一直保持着谦谦君子风度，对鲁迅的讽刺嘲笑从来不还击，而苏雪林却义愤填膺，要代恩师出头，大骂鲁迅“文妖”、“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
胡适见她做得过火，特地写信给她，毫不客气地称她用旧文字的“恶腔调”骂人，应该“深戒”，又理性地劝告道：“不必攻击他的私人行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他一方面称赞鲁迅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告诉苏雪林，鲁迅与胡适交恶是陈源居中挑拨传话，不应加深误解。
胡适
直到1961年10月，胡适去世前不久，还在写信劝“火性稍大”的苏雪林，要她“收收那唯我独尊、不能容忍别人不同意见的所谓正义的火气”。应该说，胡适对苏雪林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也是真正持爱护态度的。前前后后，胡适劝说了她25年，可谓用心良苦。
而苏雪林却不受恩师的告诫，仍坚持不懈地用“恶腔调”反鲁几十年，尽显偏狭。
前排右一为苏雪林
而她反鲁的时机也受人诟病，女师大风潮发生在1925年，1928年，她将自己出版的新书《绿天》写上“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字样寄赠鲁迅，1934年冬天，她还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鲁迅的文学水平表示崇拜，称鲁迅小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预言“他（鲁迅）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显得十分推崇。
而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之后不到一个月，她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鞭尸”式的痛骂，文章里充斥着“文妖”、“土匪大师”等人身攻击。
直到1967年，年近七十的苏雪林还在《我论鲁迅》的自序里辩解道：“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虽然有反抗精神，但她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更没有胡适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这种格调不高的“反鲁”，让她落人笑话。
苏雪林长期在家关门读书，涉猎广泛，知识渊博，也养出了“斗方名士”自命不凡的清高，能被她看得起的人很少。
苏雪林1928年在武大校园
在年轻时的日记中，她曾赞美自己的文学才华：“每一提笔，词源滚滚而来，实乃异禀，殊可羡也。”95岁那年，成功大学派研究生帮她写自传，苏雪林读完初稿很不满意，说：“几个毛丫头哪有资格写我的自传?”于是亲自提笔写了《浮生九四》。她学术生涯里最大的成绩，是花四十年研究屈原，写了部《屈赋研究》，自称“可谓发千古之秘”，由于《屈赋研究》的价值被怀疑，无人追捧，苏雪林愤愤不平地在《浮生九四》自序时说道：“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只须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在安徽女师读书时，苏雪林因为各科成绩第一、作文出色，才名远扬，很多人都知道“女师有个苏小梅（雪林为她的字）”、“江城才女苏小梅”，从校长到任科老师无不捧着她，而不久从皖北来了个“学敌”，与苏雪林长期竞争第一名宝座，苏雪林多次落于下风，心有不甘，二人关系紧张，最后甚至到了动手的地步，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毕业后，她本已经去了安庆一家小学任教，听说“学敌”考入了北京女高师预科，怦然心动，也非升学不可，和家里闹了很久，费了很大周折，“才与庐隐先生一起做了国文系旁听生，幸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很欣赏我俩国文成绩，一学期后，便由他作主把我们改为正科生。”
不过，她选择走这条升学之路，也成就了自己，日后，苏雪林又赴法留学，归国后执教于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与袁昌英、凌叔华并称为“珞珈三女杰”，在文学考据、散文、戏剧创作上都有涉猎。
苏雪林的婚姻状况也很独特，她从法国回来后，遵母命与从未见过面的五金商人之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后赴美留学，是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婚后，二人在苏州安家，张宝龄在江南造船厂工作，苏雪林在东吴大学任教。
张宝龄是理性朴实的工科生，而苏雪林本来就敏感偏执，长期从文，又放大了她的点滴感受，一句无心之语、一件微小事件，都会在她心底搅起风潮。
据她文中自述，她反鲁的一大原因是有一次文人聚会时，在座的人都对苏雪林赞誉有加，唯独鲁迅似乎视而不见，在她想要和鲁迅握手时，鲁迅也没有伸手去握，苏雪林回去左思右想，认为鲁迅是因为她与胡适的密切关系，才会对她有偏见，从此愤愤不平，骂了鲁迅几十年。
与这样一个性格倔强、聪明博学又感性丰富的才女一起生活，张宝龄也是一头雾水、长期摸不准脉搏，因此，二人在沟通方面出了问题。
张宝龄
新婚后，张宝龄曾花重金，亲自在苏州百步街设计建造了一栋洋房，外形酷似船体，费了不少心血，苏雪林却并不感动，到了晚年还回忆说：“苏州有一座小屋倒算是我们自己的。但建筑设计出于一个笨拙工程师之手。本来是学造船出身的，却偏要自作聪明来造屋，屋子造成一只轮船，住在里面有说不出的不舒服，所以我又不大欢喜”。
苏雪林虽然在苏州时只是个普通教职工，一个月薪水50元，但从不下厨做饭，有次张宝龄要求她做一碗汤，而苏雪林认为自己是独立女性，不应当做这种家庭妇女的事情，当即予以拒绝。
在一起生活数年，两人未能生育子女，苏雪林认为自己也许生不了孩子，就把自己同学的女儿认作干女儿，她自认这也是为了缓和二人关系之举，特地回家告诉了丈夫，但张宝龄听说后很不高兴，脸带愠色地说道：“你也太随便了，我不会认一个陌生人的孩子当干女儿。”而没过几天，张宝龄把自己侄儿张卫过继了过来，手续都办好了，苏雪林还不知道。其实，张宝龄也许是为了保证二人的婚姻不破裂，又也许是为了让苏雪林相信，就算她真生不了孩子也没什么……
但二人从来都不能很深入地进行对话沟通，因此积怨越来越深，表面上却又以礼相待，并不争吵，倒是苏雪林在日记里写了不少抱怨的话。
旅法女画家方君璧画作《雪林肖像》
不久之后，苏雪林前往安徽大学教书，二人借着工作原因分居了，后来虽曾在武汉大学短暂重逢，但感情上仍然无法靠近，后来苏雪林去了香港，又经法国前往台湾，与张宝龄彻底分开。
他们一直没办过离婚手续，互相也都没有外遇，甚至心里还有点惦记对方。
张宝龄去世后，张卫在信中告诉苏雪林，说张宝龄至死保留着苏雪林为他织的羊毛围巾，不许人碰，说是“你们二婶（指苏雪林）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说着还流下了眼泪，又倍感遗憾地说：“我过去对你们二婶实在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说过这几句话没多久，张宝龄就在北京病重去世了。
而苏雪林收信后也很悲伤，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也很后悔，叫他孤栖一世，不能去享受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在觉得对不住他。”
虽然思想上后悔，但行为上她还是始终在贯彻错误，并未修正。
就如对待鲁迅，她晚年在日记中对自己长期“骂鲁”也颇有悔意，曾写道：“此文得罪许多人，且亦暴露自己修养缺欠。”也知道“今其人已死，言其短实不该，惟有舍其短而言其长矣”。
而到了鲁迅逝世30周年时，她又再次批判鲁迅，称因为“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此时，她已失去学者基本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纯粹是被为斗争而斗争、为坚持旧错误而犯新错误的偏执性格控制了。
苏雪林性格并不只有尖锐刻薄的一面，也有许多温暖感人的举动。
抗战期间，她将自己历年薪金稿费积累的50两黄金捐献给抗日事业，自己却在乡间种菜度日，并写文宣传抗日，为自己家里有“五个侄甥”上战场而感到自豪。
她姐姐被丈夫抛弃后带着孩子艰难度日，苏雪林从开始工作时起，就带着自己的姐姐和几个姨侄一起生活，去了台湾也长期接济他们，1974年，她退休时已经77岁，为了给侄子们留下一笔钱，就选择了一次性付清退休金，而不是按月拿工资。
苏雪林在自住院落前
她根本没想到会活到102岁的高寿，所以，竟因为太长寿陷入了经济困境，尽管只有一个人生活，又极为节约，但仅凭稿费和老友救助，苏雪林的生活还是常常捉襟见肘，甚至到了上街拾荒的地步，连拣到一条八成新的毛巾都会高兴地写入了日记，顺便也批判一下弃物者的“暴殄天物”、“在犯罪”。
人往往是各种矛盾性格的混合体，苏雪林的很多举动，本意是出自于她想要维护住她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做得过激，表现出来却往往不及她的本意，由于缺乏理性精神，更缺乏自我修正能力，过于自负偏执，让她的文学评论和婚姻生活都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