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售电公司正在遭到清退。 （视觉中国/图）
2022年6月15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披露，266家售电公司被强制退出市场，规模超过广东售电公司总数的一半。这266家售电公司可谓“僵尸”，均处于工商注销或连续三年未开展售电业务的状态。
不止广东，多地都在集中清理“僵尸”售电公司。5月10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发布46家售电公司预注销公示；5月26日，河北电力市场清退39家售电公司；5月31日，山东电力交易中心披露35家售电公司注销生效。
售电公司是电力买卖的中间商，从发电厂批发电后向下游工商业用户零售。
以往，整个电力系统只有发电厂、电网、电力用户三部分。电网既是发电厂的唯一买家，也是电力用户面对的唯一卖家。电力按计划统购统销，电网赚取上下游电力买卖差价。
2015年第二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提出“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引入竞争，恢复电网的通道功能，只允许电网企业按照核定电价收取“过路费”。
为了让售电侧形成竞争格局，第二轮电改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成立售电主体。售电公司应运而生，成为电力市场上的新玩家。
按照电改初衷，成立售电公司是想提高售电侧议价能力，实现更为市场化的电力交易。
但电改7年后，为何大批售电公司遭清退？
售电公司洗牌此番售电公司集中清退，缘于202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售电公司管理办法》。相比之前的文件，该办法对售电公司的准入和退出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我当时看了就有一个判断，售电公司要大洗牌了。”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展曙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在山东电力系统任职四年，长期研究电改政策，参与过郑州航空港等十余项电改试点项目。
展曙光分析，相比原有规定，新的管理办法在资金、人员、营业场所等方面对售电公司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要求提供公司资产评估报告、银行流水、员工社保记录、职称证书等，“这在之前是没有的”。
“这意味着售电公司不能是皮包公司了。”展曙光说，2015年开放售电业务之初，售电公司准入门槛不高，注册资本实行承诺制，不用全部实缴。虽然对公司员工有资质要求，但也不要求提供社保记录，“原来的售电公司好多是借人员、借资质”。
电改次年，售电市场一片火热。当时业内判断售电市场有5.5万亿规模，大批社会资本纷纷涌入，相关培训开展得如火如荼。
展曙光也被邀请讲课，他参加的培训接连办了七八期，每一期都有上百人，风电、光伏、燃气乃至金融行业的人也来参加，“好像进来以后遍地是黄金的感觉，进来晚就亏了”。
企查查显示，2016年经营业务包含“售电”的公司多达3985家，是上一年的近三倍。
但展曙光发现，当时入场的不少公司对售电连基础知识都没有，进来之后才发现售电业务没有那么好做。“过几年，如果在座的能有30%还继续做售电业务，就很不错了。”他曾对参加培训的学员直言不讳。
张传名2016年从南方电网辞职，次年在广州创办九州能源有限公司，从事售电业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售电公司管理办法》出台后，明确了售电公司退出机制。按照规定，如果存在连续三年未在任一行政区域开展售电业务、以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等方式违法违规进入市场且拒不整改等情况，售电公司将被强制退市。
电力紧缺，暴利消失售电公司的主要盈利模式是赚价差，即低价从市场上批发电力，加价后卖给电力用户。市场交易电价根据基准价浮动，基准价和浮动范围都由政府规定。电力用户如果不进场交易，就要由电网按照基准价供电。
售电市场开放之初，市场价低于基准价，售电公司曾大赚一笔。张传名回忆，2016年时，广东的售电公司最低能以低于基准价1毛5分的价格批发电力，卖给用户时只比基准价低几厘钱，中间的差价都进了售电公司的口袋。
“这就是广东人说的头啖汤。”张传名说，第一批成立的售电公司赚到了钱。当时获得售电资格并不容易，售电公司数量少，市场竞争不激烈。
2015年新电改提出之初，尚未明确售电公司准入门槛，第一批能开展售电业务的公司均由各省能源局核准。作为首批售电侧改革试点省份，广东当时成立了13家售电公司，多数为国企，民企只有两家。
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明确售电公司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请开展售电业务。
张传名坦言，上述办法实行的是备案制，提交符合备案要求的资料即可，取得售电资格并不困难，“注册资本、专业人员、固定办公场所这些，花个几万块钱就能搞定”。
售电公司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多，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价格在竞争中更加公开透明，售电公司的暴利随之消失。
从利润可观到经营惨淡，背后更大的变化是电力市场由供给过剩转向电力紧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伯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前几年电力建设投资过多，超过市场实际需求，2016年电力市场出现明显过剩。发电厂着急卖电，愿以比基准价低不少的价格出售，售电公司也就有利可图。
电力过剩的情况到2018年已得到缓解，市场价与基准价之间的价差缩小，售电公司的利润空间随之受到挤压。
到了2021年，电力供给明显趋紧，“限电潮”一度席卷中国20个省市，市场电价甚至高于基准电价。这一年，张传名开始考虑退出广东地区的售电业务，公司合作的不少电力用户也来咨询能否退市。
在林伯强看来，售电公司门槛低，除了赚上下游价差并没有核心竞争力，当价差缩小时就会陷入困境。
但张传名认为，售电公司赚价差“天经地义”。
由于电力不可储存，供需和价格变动频繁，电力交易中存在风险。作为发电厂和电力用户之间的中间环节，售电公司的重要作用就是替客户承担风险，通过签订年度长协等方式为客户提供更稳定的电源和价格，从中赚取差价。
没有完全放开“坦率来讲，电力市场并没有像当初所设想的那样完全放开。”展曙光说，除了第三方独立售电公司，发电厂和电网企业也可以成立售电公司。这些售电公司不仅电力来源有保障，还能拿到更低的价格。
“发电厂可能给自己的售电公司便宜两分钱，给其他售电公司就不便宜。对发电厂而言，它并没有亏，只是把利润让给了自己的售电公司。”展曙光说，发电厂或电网成立的售电公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抢占市场，挤压独立售电公司的空间。
2021年出台的《售电公司管理办法》对此进行了限制，要求电网企业所属售电公司应独立运营，不得在售电竞争中获得超过其他售电公司的优势权利。
现有格局下，售电公司的价差空间也有限。展曙光认为，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电力来源依然单一，在卖方一侧没有形成竞争格局。
2002年首轮电改提出“厂网分开”，成立五大发电集团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电网，想要以此增加办电主体，提升电力供应。随后又提出分布式发电等设想，借助新能源等就地发电，用户侧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
但分布式发电的设想并未实现，电力供应仍以五大发电集团、两大电网为主。新增电量想要上网销售相当于动了原有发电厂和电网的利益，难以实现。这导致售电公司无法通过充分竞争获得批发电价。“你的空间是有限的，进货渠道只有一个。”展曙光说。
更关键的问题是，电价一直受到管控，能跌难涨。以往，市场交易电价浮动范围在10%—15%之间，2021年电力供应持续偏紧，国务院将电价浮动范围扩大至20%，但依然有所控制。
林伯强表示，售电公司能够生存的前提是电价可以上下浮动，有时电价上浮20%也难以覆盖成本。当市场价高于场外基准价，电力用户也会产生退场倾向。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学术顾问周大地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中国对电价的管控是因为电价涉及各地经济发展，一旦上涨意味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成本增加。维持低价，则是作为央企的发电集团和电网亏损，可以看作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2021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国内煤炭价格也居高不下，发电集团和电网持续亏损，更别提售电公司。
“又要竞争，又不放开电价，怎么竞争？”周大地说。
南方周末记者 卫琳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