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为什么今年活少(为什么今年的活少了)

【第344期】黄益平:如何应对中小企业“活钱”不多的新困境

第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稳步推进市场化的风险定价,能不能让货币政策再宽松一点,这是可以考虑的。

第二,采取措施帮助企业缩短应收账款的账期。政府可以提出一个大致合理的账期,同时对大企业做征信分析。

第三,对于中小企业可以考虑直接补贴。疫情期间,政府鼓励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及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有意愿去贷款或者能够从减税降费中获益的,都是经营状况还不错的中小企业。那些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中小企业,既没有贷款的意愿,也因交税较少而无税可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直接向中小企业发放补贴?而企业一旦在今年稳住了,明年也就好过了。

综上所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如果能未雨绸缪,采取一些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对于稳定市场主体和宏观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文链接:如何应对中小企业“活钱”不多的新困境?

元宇宙将具有如下两种可能的形而上学图景:一种是虚实交融式的,另一种则是虚实交映式的。在构建虚实交融式元宇宙的过程中,虚拟数字对象与现实物理对象会彼此介入各自所处的环境之中。彼此之间也会发生各种因果相互作用或因果相互影响,从而最终导致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交融。

因此,在虚实交融式元宇宙中,“虚实共生”是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实质的因果相互作用或因果交互影响。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依赖关系”。与之不同的是,在虚实交映式的元宇宙中,“虚实共生”是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彼此交相辉映,但不存在任何因果依赖关系,只存在“概念依赖关系”。也就是说,在虚实交映式的元宇宙中,一方面,从因果关系上讲,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是镜像交映的,即便存在某种交互影响,也不会是实质的因果作用,因而不存在因果上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从概念上讲,没有“现实”,就谈不上“虚拟”。就此而言,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依然要存在一种概念上的依赖关系。

原文链接:“虚实交融”还是“虚实交映”:元宇宙的形而上学图景刍议

近年来,我国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创新、促进创新创业,推动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在元宇宙概念的落地过程中,需要坚持“先试验、后推广,在试验的过程中收集反馈、吸取教训,再形成整体性政策,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策略。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地区战略布局实现产业集聚,有机整合各项技术和数字资源。建议在北京、上海等数字化领先城市率先形成系统完备的元宇宙经济生态,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产业枢纽城市。

但也要看到,由于目前相关政策尚不明晰,对元宇宙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本过度炒作、伦理风险、监管空白等仍须保持谨慎。原则上,应以一揽子配套的治理体系为依托,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塑造有利的竞争和创新环境。要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红利,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范的体系建设,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原文链接:加速消费互联向产业互联转型

自然保护地监督的根本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监督措施需要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实施。

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持续推进国家和省级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监测数据、问题台账等互连互通、共享共用,为科学监督、协同监督奠定基础。

开展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通过部门联合或者第三方评估的形式定期对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开展评估,是对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的“问诊把脉”。既肯定成绩,也发现问题,从而“对症下药”,促进更高水平的保护。

依托“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开展监督检查。自2017年起,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开展“绿盾”强化监督,有效震慑自然保护地内违法违规行为,大大提升自然保护地管理质量和水平。可以说,“绿盾”已成为生态环境强化监督的品牌。生态环境部门要以“绿盾”为重要抓手,按照遥感监测、线索移交、实地核实、国家巡查、通报约谈“五步法”,持续开展自然保护地监督工作,做实做强“绿盾”品牌。

原文链接: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督,坚决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

“循例为注”展示审视维度。汉代之前的一些体例,诸如传、记、说等,经过汉末经学分化后,出现了“章句”“解故”“解诂”“解说”“说义”“文句”“条例”“翼要”“训旨”“异同”“异义”“训”“解”“注”“笺”“释”“膏肓”“废疾”“义难”“辨难”之类,这些不同体例的注疏都是对经于不同角度上的阐发。元代使用的体例较多的是集传、纂集、通释、疑问、论说、讲义等。从“诗传”到“传集”,从“纂集”到“集解”,从“通释”到“论说”,从“疑问”到“讲义”,这些彼此看似没有关联的体例方式反映出经解思想的变化。从对经的解释,到对经传义理的纂集,再到纂集基础上的解释;从通篇注释到跳出注释进行论说;从反思提问到最后形成“经义”文献的“讲义”,这都是“体例”维度上《诗经》经注方式的逐步展开。

“判经改传”彰显经传尺度。借助于体例,元代《诗经》学在“判经”“疑经”“疑传”“改传”等方面彰显了自身的经传尺度。由对“经”的怀疑到对“传”的怀疑,这实际上是由内而外的展开过程,显示了学派经学观念的建立。由“疑”到“改”的转变体现着“经史互证”“经传辨析”“诗序变改”等注释策略。对《诗经》学义理的探讨反映出元代学者注释《诗经》的困境,即朱学独尊与继续增益朱说可能性减弱的问题。“窃意”“愚按”,这也是他们谨慎传达经学实践态度与立场的有效方式。

“立宗自证”楬橥价值向度。从“经说”到“说经”,从“疑经”到“改传”,从“朱说”到“己说”,从“立宗”到“自证”,看似只是“经说对象”与“说经主体”的改变,但其中却包含了宏阔的历史演进脉络。“经说”强调从“经”的含义中获取观点;“说经”关注点在“说”,经只是言说的对象,这也反映了学者注经主体性的变化。要自己立说,则需要借助一定的途径,而由“疑经”到“改传”的经学实践则表明其不再完全尊信朱说,而是在绍述基础上给予怀疑,由怀疑进而转向改动。这些细微差异,往往可能因为其历时短暂,而其中直指社会思想变化的那些言说、直抵内心的那些形而上的发问,源于注释文本的那些思考辨正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或许会被遮蔽,被误判。学者愿意将经学、文学转变的视角放入明代,愿意相信心学、义理、文学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从元代之后的明代开始的,但是如果将这样的视角再往前推进,或会发现明代那些被后来学者认为的《诗经》学标志特征在元代《诗经》学视野中已经出现,并以一种潜在的方式推动着元末易代之际的经学变革。

原文链接:元代《诗经》学转向的几个进路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