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Netflix终于要推《鱿鱼游戏》真人版挑战赛了。
据说要全球招募456名玩家，赢家只要像电影一样成为幸存者，就能摘得456万美元巨额奖金。
曾经，杭州楼市似乎也是“大型鱿鱼游戏现场”：你只需在茫茫摇号者中突出重围，幸运地进入选房现场，可观的收益就近在眼前。
可随着行情摇摆，一些粉盘的前途开始变得模糊。都说高明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这些曾志得意满的“天选之子”们突然开始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猎人还是猎物。
是的，有批摇中粉盘的人，已经开始焦虑了。
02
两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6万人摇”，是很多人投身杭州楼市的集结号。
当时，小何夫妇还在义乌守着和姐夫合伙的印刷厂，生活波澜不惊，直到被“6万人摇”的新闻击中。火速搞定本科落户后，他捧着不到300万的预算冲进了杭州。
尽管径山寺也跟风去了不少次，但从前宸、紫璋台、博语华庭到星创城、沐宸院却接连败北。好在耐心磨光前，去年5月终于摇中萧山新塘的粉盘W盘。
当时260套房源有1563人报名，中签率仅16.63%。他的序号排入前十，“读书时都没考过这么靠前”。
其实选房前也闪过一丝纠结：W盘虽是TOD大盘，但这批房源是二期，到地铁也要1公里。再加远离市中心，周围又被高架立体环绕，放以前真下不了手。
可当时楼市真的太热了，连义乌楼面价都冲上了3万6/㎡。不赶紧把现金换成砖头，无异于犯罪。而小何又深信玄学：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为不辜负命运的安排，小何还跟姐夫借了10万首付款，超预算选了套最大的120㎡。多买多赚，是当时的通行法则。
可生活有时就是那么无常，用小何自己的话说，“每当想要大干一场，就会被大干一场”。
去年8月红盘大对撞后，W盘的中签率就像松了发条的铁皮青蛙，再也蹦不动了。最后7次加推3次流摇，热度一泻千里，位置比他好的房源也能随便挑。
回过头看，小何似乎在那次摇号就已花光所有运气。先是上半年生意被疫情冲得七零八落，后来W盘附近又传出要落地一个工厂。和一期业主在沟通如何应对时，他也能隐隐感到一丝隔阂感。
“一期离地铁更近，可能怕二期以后会拖累整个小区的二手房。”
这也成了小何心中的终极之问：到明年交付时，杭州二手房能好起来吗？
03
曾有人做过研究：为何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富有。
最后发现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总是习惯更多地看到风险，不敢去赌一把。他们出手投资，总是要等到资产已经暴涨，涨到他们都怀疑自己理性判断的时候。
所以在投资市场，一个过分理性的人不入市则已，一入市则往往更容易成为“冤种接盘侠”。老陈就是一例。
2010年他亲眼见证了杭州楼市的癫狂，一群温州老乡为了抢房，砸掉了下沙一个楼盘的摇号箱。可随后杭州就陷入“失去的五年”，一位朋友到3年前才解了套。这让老陈一直对楼市敬而远之。
但在全民买房的热潮下，坐怀不乱太难了。尤其是去年一位投资未科的年轻同事，转手就赚了200多万。老陈开始为前几年的矜持懊悔，那是一种“错过几百万”的悲伤。
还来不及仔细研究楼市，老陈便化悲痛为力量，匆匆提马上阵，报了刚好加推的南卧地铁盘Z盘。
据说赌场的新人总会牌运亨通。巧合的是，那次开盘中签率低至6%，老陈却成功入围了。一房难求的狂热、“天选之子”的傲娇，让5年限售也变得无足挂齿。
那时下单的多数人都和老陈一样，相信限售会“盘传盘”，以至于成为楼市的新常态。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85新政后，潮水逐渐退去，Z盘的中签率慢慢回到了30%。整个小区26幢可售房源，最终仅5幢限售。老陈光荣地成了“限售5壮士”之一，解禁期可能是遥远的2029年。
更大的打击来自二手市场——目前，隔壁新交付小区的二手网签价一直在3万上下徘徊，几乎和他的新房价格持平。
好在有地铁+品牌开发商加持，老陈很快也调整了心态：实在不行，就留给女儿当嫁妆吧。
04
你我身边的小何和老陈，数量一定不在少数。
去年年中，杭州各路粉盘如日中天，不少板块中签率都从30%左右暴跌至个位数。运河新城的河语光年最低3.1%，艮北的花样年10.6%，笕桥的春来雅庭4.4%……
到了今年，运河新城回到了43%，艮北23%，笕桥67%。还有一些昔日的粉盘板块，已陷入习惯性流摇。
人生的大起大落，有时就是这么刺激。
虽然中签率下跌，并不意味着眼下实际的损失，一些板块仍有肉眼可见的倒挂。而且原先的粉盘基本都有过人之处，要么有地铁，要么开发商品质尚可，总体仍在平均线之上。
但若身为投资客，焦虑仍在所难免。因为中签率下滑意味着热度流失，对板块二手市场的挤压效应也会走低。
一旦镰刀多过韭菜，当年摇号有多辛苦，将来出货就有多艰难。
事实上，一些纯自住客的心态也变得复杂了起来。去年，一位改善的朋友千辛万苦摇中运河新城的粉盘B盘。可谁知今年隔壁勾庄异军突起，供应多达7000套，滨绿万齐聚。
不仅限价低了整整6800元/㎡，而且多数都是铝板+架空层，品质碾压真石漆的B盘，摇中概率还相当高。
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一次，“等等党”终于赢了。
05
谁能想到，人们买房原本是为了寻找安全感，如今它却成了焦虑的源头。人们在楼市上升期担心错过车，在楼市调整期又担心上错车。
为何我们总是陷于焦虑？牛津人类学教授项飙有个答案。
他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全民参与式、以市场为基准的社会竞争。
和印度森严的等级社会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向所有公民打开，意味着把十几亿人同时推向市场竞争。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受益，这也造就了一种强烈的末班车效应。每一个从身边闪过的机会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也就造成所谓的“悬浮”心理。
或许，在这股社会浪潮中，如果我们不为房子忧心，也会为别的什么而焦虑。
接受这点，或许会让人变得坦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