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到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是肯定的，城乡收入差距也相对变少，给中国现代化转型床操了比较稳定的环境。
但是另一方面，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稻谷和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成本在2006年开始的七年之间上涨幅度超过10%。看似欣欣向荣的农业背后，务农农民的收入增长相当缓慢。
务农农民工资少，农民工工资却翻了一倍，这让更多的农村后代愿意跑到城里“赚大钱”，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农村人力少了，农业开始衰落、耕地被抛弃、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生。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浙江省首先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契机，在2008年自发推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开始给农村“升级”。到2014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降到了2.08:1，远低于全国的2.92:1；农民人均收入快达到25000元；粮食产量稳定在750万吨左右……
也就是从浙江开始，美丽乡村建设的这把“火”烧到了全国各地。
增长之下，问题隐现
固然，很多村庄的环境在政策推动之下已经离“宜居、宜业、宜游”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是效果却开始不如新农村建设那么明显。
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的比重已经连续五年超过50%，农民工工资以年均12.7%的速度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下滑。
很多好的美丽乡村样板村被拿出来作为案例展示、学习，殊不知绝大多数的村庄空心村、老人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严重。即使是内地的样板村，因为缺乏产业支撑，人口大量流失，如果不是政府的支持，建好了之后连清洁费都几乎交不起。
沿海农村则有不同的情况，农村产业化较为成功，跟得上环境改善的步伐。但是沿海城市离一线大城市更近，城乡差距依然显得巨大，难以留住年轻农民。
即使是美丽乡村建设发源地湖州，这两年投入了20多亿元进行污水治理，却受到民间抵制，因为当地很多私营的企业和农家作坊都赖此生存，在环境面前更重利益，反而让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被动摇。
另外，相比较巨大的投入，美丽乡村的建设显然处于相当低效的状态，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粮食自给率还在不断下降。不断膨胀的半城市化人口已经成为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堰塞湖”。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除了在黑暗中抹黑前行以外，是否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呢？
日韩乡村建设为啥可学？有啥可学？
学习对象不能随便选，日韩乡村建设和中国乡村建设的背景既有相似之处，又获得了巨大成功，非常适合我们学习。日韩两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1~1.4范围内，城乡一体化水平高，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当然，各国国情不可能完全一样，日韩两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40%以下等情况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那么日韩乡村建设到底有什么好的？
要搞乡村建设，这些条件要先行
一、充分的乡村建设条件+合理的城乡发展政策
二战之后，日韩成功抓住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了工业化起飞，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创造了东亚奇迹。日本在1960-1970 年间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 11. 3%，韩国在 1965-1990 年间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7. 1%，快速的工业化为农民提供了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收入 工业化也带动了城市化快速发展， 1970 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70%，1990 年韩国城市化率也达到 74% 快速的城市化有效转移了过剩农民，为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二、日韩农业工业化成功，城乡差距小
日韩农业工业化成功，农业产业化水平高，加上政府支农政策到位，农民兼业机会多，就业更为充分，收入也就更高，这和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达到了GDP的1.4%，农业产出却只占GDP的1.1%，正是有了这样的“亏本买卖”，才让日韩城乡公共资源配置较为均衡，防止了城乡人口的过度单向流动。
此外，日韩的农村社会保障也比较完善。日本有《国民健康保险法》、《国民年金法》，把农民纳入国民社保体系，创立农民农民养老金制度等等；韩国则设立农渔年金制度，政府承担最低等级的1/3的补贴和农渔医疗保险的50%-60%，农民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也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三、日韩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日韩两国山地多、平原少，二战之后地土改导致土地产权进一步分割，，家庭农场耕地面积小且分散，基础设施不完善 产权的过度分割 耕地面积过小 基础设施不完善又导致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困难，生产效率低。
但农业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土地产权调整也非一家一户所能完成，必须依赖政府的公共权力推动。日本一直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0 世纪 70 年代占农业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1999 年达到农业财政支出的近50%，在政府推动农民协作、土地银行整合下，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耕地整理。
韩国在新村运动过程中也通过政府主导、农民协作、企业赞助进行了大规模的耕地整理与基础设施建设，仅仅在1971-1975 年间，韩国农村就新架设了65000 多座桥梁。
日韩的耕地整理使耕地连成一片，水利、电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完善，为耕地的机械化与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步步为营，循序渐进
东亚乡村建设，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固定不变的方针一路走到底。从日韩乡村建设的过程来看，他们的乡村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步都在应对和解决全新的问题。
第一阶段是以农补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是给过剩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为工业化创造稳定的社会条件，同时提高粮食产量。这一阶段打破了国民经济的低水平均衡，但是却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1962 年日本农村居民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0%，1971年韩国农民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 67. 2%。
这也成为了第二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以工补农，重建城乡平衡阶段。到这一阶段，农民的就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政府通过大量的财政支持和高额农业补贴，缩小了城乡差距。，日本到1970 年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平衡，到 1979 年农村居民收入反超城市居民13%；韩国到 1974 年后城乡收入基本持平，1988年农村居民收入甚至反超城市居民 16%。
但是因为农业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让农村缺乏自主发展能力，2012年的时候韩国农村居民年收入又跌落到城市的57.6%。第三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
第三阶段，巩固城乡平衡状态，避免“反弹”。这一阶段目标是提高农业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让城乡平衡有坚实的基础。政府开始积极推动耕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鼓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效。
而日韩农业发展仍未结束，日本的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7岁，韩国农场平均耕地规模只有1.58公顷，老龄化严重，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地出现，这也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乡村建设没有“完成”的时候的原因。
根据时势随时调整政策
随着农业与全球化关系越来越紧密，而经济环境的动荡也会随时影响农业的发展情况，农业方面的发展政策也必须灵活调整。
以根本性的土地政策为例。第一阶段，日韩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国家基本粮食需求，为严重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为工业发展提供部分资本积累。所以第一阶段日韩都先保证“耕者有其田”，以此为出发点订制农村土地改革制度，创造大量自耕农。
日本自耕农比例由土改前的31%增加到1950 年的62%，韩国自耕农比例从1945年的 13. 8%增加到1964年的71. 6%，并严厉禁止土地私人流转，对农场耕地面积进行了严格限制，日韩都以3公顷为上限，以防止土地兼并。
第二阶段， 日韩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的改变当然也需要政策的改变来进行配合。通过取消土地流转和农场最高耕地面积限制，鼓励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到 2010 年，日本5公顷以上、10公顷以上和20 公顷以上的农户分别占规模经营农户总数9. 0%、4. 1%和2. 0%。
在这一阶段， 土地流转虽然逐步突破了农地农有限制，但还是坚持农地农用，防止耕地过度非粮化、非农化影响粮食安全。
在第三阶段， 日韩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农业发展目标的变化使日韩对农村土地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允许部分农地释出进行非农利用，打破了农地农用限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放宽农业准入限制。
到 2003年日本农业法人增长到1. 46万个，经营耕地面积占到总面积的6. 7%，比1990 年增长16 倍，村落营农总数维持在 1. 4 万个左右，集聚耕地面积在 50万公顷左右，有效缓解了老人农业危机日本还对65 岁之前退休的老年劳动力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以鼓励耕地流转 正是与时俱进地调整农村发展政策， 日韩才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各阶段农业发展目标，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